《時代周刊》：美國大學通識教育何去何從

導讀：美國大學生知識貧乏現狀堪憂，調查稱一半大學生不清楚憲法確立了分權原則、大半不知道國會任期有多長。在9月20日召開的“時代周刊教育峰會”上，通識教育、建立大學評級體系、實行CLA+畢業考試衡量大學生學業進步成果成為與會熱點，最新一期《時代周刊》系列封面文章對之進行了詳細報導。

去年GfK Roper受美國校董和校友會(American Council of Trustees and Alumni)委託進行的調查顯示，差不多一半的大學生不知道美國憲法確立了分權原則，43%不知道約翰-羅伯特是現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62%不知道國會參兩院任期。

美國的高等教育費用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貴——然而要求卻降低。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撰寫的《學海漂泊》(Academically Adrift，2011年出版)指出，1961年美國全日制大學生每周40小時用於學業，到2003年降至27小時。即使這27個小時的應用也不是那麼高效，36%的畢業生大學四年在知識方面未取得任何重大進展，《高等教育紀事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美國公共媒體(American Public Media)旗下《市場報導》(Marketplace)收集的數據顯示，一半雇主在最近畢業的大學生中難以找到合格的應聘者。人們對大學各有各的期待。比爾-蓋茲擔心工程和科學專業畢業生缺乏，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苦惱人文科學的命運。

大學學費攀升、畢業生與勞動力市場的要求有差距、人文科學發展環境不利成為高等教育爭論的熱門話題。誠然，調查顯示大多數大學生們對大學生活滿意，精英型學院蓬勃發展，美國研究型大學世所矚目，大學文憑仍是有文化與高收入的主要敲門磚。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的失望如此普遍，以至於高等教育本身几乎形成了一門學科或至少被視為一場大學運動。

隨2017屆新生進入大學和2025屆未來大學生的父母考慮上大學的費用和好處，很多父母、雇主、學界人士和校友今秋感到痛心疾首。“高等教育正面臨真切的效果危機，”對傳統核心課程和研究生評估測試提供支持的美國校董和校友會政策副總裁Michael Poliakoff道。在9月20日召開的“時代周刊高等教育峰會”上，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要求大學實行評級體系以增強高等教育的責任心——可將畢業生的賺錢能力當作一個評級因素。

為培養具有批判思維和創新能力的新世紀美國公民，美國教育部以及哈佛大學等名校按照大學招生要求制定從幼兒園到十二年級所有學科應滿足的“統一核心教育”(Common Core)教學大綱。正當各州貫徹這一準之際，大學通識教育或俗稱“核心課程”這一老話題又熱了起來。問題在於是否應該讀過某些書籍、應該掌握某些知識才能被視為真正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或至少被視為真正的大學畢業生。

傳統派(支持通識教育)與很多學院派(願意教授更專業的課程，給學生更多自由決定所學課程)爭論的核心乃關於大學目的兩種不同回答的爭論。有人堅持認為，關鍵在於對“每位大學畢業生應該知道什麼？”的回答——將來再做調查時知道約翰-羅伯特的大學生也許就比知道Lady Gaga的多了。另外一些人則問“每位大學畢業生應該在如何做方面知道什麼？”

即便在人文科學領域當代流行的觀點也是強調積極行動：積極思考、積極表達、為終身學習積極准備。探討文本或問題、歸納數據和論點、自我表達取代了對一般知識的獲取。

須知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無論公立或私立的好大學，學生父母、托管人、校友大多數教職工似乎對它們的本科課程一直感到不安。課程開設成為問題最近一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當時教育部長本尼特(Bill Bennett)力主重新加強人文科學，芝加哥大學教授布魯姆(Allan Bloom)出版《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這部暢銷書指出，名著如果不是完全被大學忽略，至少已被大學邊緣化。

當年的爭論反映了雷根時代美國右轉趨勢的背景。推動當今核心課程準爭論的是美國引領全球化經濟的宏偉目標及對大學生們不堪重任的焦慮。美國如何消除這些擔心、培養一代能夠創造財富和就業的畢業生呢？這個問題推動奧巴馬政府建立大學評級體系，但目前尚未進展。

[NT:PAGE=$]從1636年哈佛大學建立到南北戰爭，美國大學教育的主要目的為培養虔誠、博學的有前途紳士。正如文學評論家、哈佛大學英語教授梅蘭德(Louis Menand)所，美國人是在相對較近的時間才開始想象大學應該怎麼樣。1862年《莫裏爾法案》通過后生了大批接受土地贈予的大學，增加了普通人上大學的機會。梅蘭德和其他大學課程史學家指出，1869年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創造了學士學位系繼續接受專業教育關鍵憑證的慣例，其影響波及其它美國大學。歐洲偉大的研究型大學也在19世紀崛起；德國的學者型教師模式傳到美國，教師在進行自己學術研究的同時還教授本科課程。

大學生畢業生應擁有廣博的知識這一觀點是“現代大學最現代性之處”(梅蘭德語)。只是在一戰結束后的1919年，哥倫比亞大學才開設“當代文明”(Contemporary Civilization)通識教育課程。通過讀經典作——從《理想國》到《君主論》到《獨立宣言》，輔以《聖經》、埃德蒙-伯克的作——並在人類社會持久話題的背景下予以討論，每一個學生都不得不與形成美國主流思想的觀念打交道。對通識教育的推崇體現了將移民兒童與美國文化同化的社會與文化要求。芝加哥大學哈欽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採取了與哥倫比亞大學類似的辦法，所設課程不要求死記硬背，而集中於讀和讀后討論。這些課程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對全體學生的要求，使得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與不同。

《1945年哈佛大學報告》不僅為精英學生而且為崛起的中階級提供了共同文化基礎。比如，報告要求學生們讀經典名著。然而幾十年后，大學生必須了解一定知識體系或必須讀一長串作的前提受到文化界和學界的批評。誰來規定什麼是名著？為何不讓教師決定教什麼和學生決定學什麼？

反對通識教育課程有多種文化原因。比如，教師通常不喜歡被人指點應該做什麼。最不易辯駁的理由是，自由選擇學習道路將觸動一個人的好奇心、增強實驗熱情。范德比爾特大學之類的大學從兩個方面調整了哥倫比亞大學的通識教育方式。首先，學生們選擇“既能提供基礎知識、又能培養創造性思維”[澤鮑斯(Nicholas Zeppos)校長語]的專項課程。另言之，范德比爾特大學鼓勵更多學生在選擇如何構建知識基礎時自我成長與冒險，而不是強制規定一系列通識課程。范德比爾特大學要求本科生達到選課的分佈要求，在包括人文、創造性藝術、美國曆史與文化、國際文化等廣泛領域選課。“這樣我們的辦法便能實現更多探索和冒險”，澤鮑斯校長如是。

不僅科學和技術領域的變化迅速而明顯，知識本身也在變化。阿波馬托克斯投降永遠發生在1865年4月，但對南北戰爭起因、過程和后果的理解可以轉變。通過多問學生某事為何發生而不是何時發生，主流學術文化更加強調發展學生解釋問題的能力。不過一些人對此提出了合理質疑。“名牌大學大部分學生底子好，即使不進行通識教育他們也會學得很好，但對學生整體而言並非如此，”Poliakoff道。“通識教育確保每一名學生掌握成功所需的技能。”

《華爾街日報》的A1版通常刊登影響美國中階級的新聞。8月份的一項報導題為“你做好大學畢業SAT考試的准備了嗎？”，副標題為“雇主他們不相信畢業生的GPA”。報導介紹了即將面世的SAT式評價測試，測試目的是棄用GPA，判斷畢業生對雇主的真正價值。

這項名為“大學學習評估測驗”(CLA+)的自願測試由紐約市非營利組織Council for Aid to Education開發，將在大約200所大學和學院展開，通過考察批判性思維來衡量畢業生的學習成績。“進行畢業考試這一做法很好，因為它為機構和個人提供了大學生所取得的學業成就的量化指標，”Poliakoff。不過雖然CLA+之類的評估有助於雇主決定招聘哪些畢業生，但有人認為學生和家長在選擇大學方面需要更多信息。鄧肯在這次時代周刊教育峰會上表示，奧巴馬政府設想的大學評級體系將考慮諸多指標，比如畢業率、畢業收入和畢業生的學生貸款。鄧肯，根本問題在於“多少學生在不負擔太多貸款的前提下以合理成本畢業並在他們選擇的領域就業”。

得對，但這些測試無一涉及通識。你不必非要知道愛因斯坦，不必解釋股票和債券的區別。批評CLA+的人表示，那些吸引入學成績高的大學或將受到打擊，因為它們的學生畢業時CLA+分數也是一樣高，從而明沒有取得學業進步。其他人對採用統一測試的想法提出更根本的質疑。教育政策研究所(Education Policy Institute)所長Watson Scott Swail表示：“CLA+對各種不同大學的畢業生進行衡量比較，我認為這在技術上不可行，因為高等教育體系是如此的千差萬別。”

那麼為何不讓美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聯合起來，減輕畢業生走向社會時應掌握多少通識知識的擔憂。為何不尊重各大學的獨立性，鼓勵各大學把考察通識知識的綜合性考試作為畢業的一個條件。要求各系科提出每一位畢業生(無論哪種專業)都應該能夠回答的一定數量的問題。出一些能夠檢測學生分析和推理能力的問答題，即需要發揮創造性的問題。

誠然，各系科對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應了解什麼化學知識、中文知識為當的討論將漫長而充滿憂慮。不過好處在於這類討論很有發性，可以迫使學界關注基本原則，而對基本原則的探討在任何領域几乎都是一種有益的訓練。(檸楠/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