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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干山會議凝聚共識財稅率先挑起改革大樑

鉅亨網新聞中心


進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其突破點到底在哪裡?

近30年前的莫干山會議,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價格雙軌制提議被中央採納。如今又一批中青年學者齊聚莫干山之後,面對今天改革的複雜局面,他們形成了財稅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突破口的共識。牽動著中國經濟、社會體制重構全過程的財稅改革,因為“錢”事而影響著整個改革的大盤子。


可以肯定,改革無窮期。而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前夜,財稅改革的鼓點即將密集地響起。

1984年第一次莫干山會議,對其後幾十年的中國改革走向產生深刻影響。時隔29年莫干山會議又一次被寄予為改革諫言的厚望。

老中青三代經濟學家三度聚首莫干山,恰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改革開放的動力與阻力是最重要議題,而改革共識則不斷被凝聚。

發改委副主任張曉強在開幕演講中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關鍵。

據了解,本次會議主題為“創建公平、開放與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財稅體制改革再突破”。

國研中心原副主任侯雲春認為,財稅問題是我們新一輪體制改革和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社會公平和諧的牛鼻子。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要調整利益格局,要觸動利益問題。調整靠什麼來調?不能靠行政命令,就得靠財政稅收來調節。

莫干山凝聚改革共識

1984年的莫干山會議,被稱作“經濟改革思想史的開創性事件”,是中青年經濟工作者“第一次集體發聲”。

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說,當年莫干山會議對沖破計劃經濟重重阻圍,取得改革的理論突破和成果應該是彪炳史冊的。

當年會議貢獻的“價格雙軌”等改革方案最終被採納,成為真正影響國計民生的政策。

今年的莫干山會議形式也並未作出太大改動,主旨也仍舊圍繞改革展開。

“我感覺氣氛有點類似於29年前的那一天。那個時候是給黨的三中全會獻計獻策,不過那是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這次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 ”三次莫干山會議均未缺席的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常修澤說道。

今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被賦予重大歷史意義,多方消息源都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此次會議力爭達成一套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方案,方案將試圖改變在中國延續了數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

長期以來,在人為營造的低利率環境下,中國經濟增長一直依賴大規模的工業和基建投資,期間大量農民工進城務工,但享受不到城鎮戶口的相關福利,環境問題也愈來愈令人擔憂,地方政府債務和房價更成為經濟向上的絆腳石。

“借用莫干山的名字說一句:莫等閒,幹明志、山花爛漫應有時。”王保安說,“我們大家要有隻爭朝夕的精神,積極的態度和衝破雲霄的豪氣,去爭取我們的改革取得新的成就,爭取我們的理論有所創新”。

在復雜的改革盤子中,共識無疑更為重要。“如果想幹的話,有些條件不成熟也能幹,如果不想幹,條件成熟也不一定能幹。”一位參加本次莫干山會議的官員向記者如是說道。

改革必須觸及利益

今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主要議程就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7月在湖北武漢市主持召開部分省市負責人座談會,徵求對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見和建議,向外界滲透出高層的決心。

9月6日,中國政府網發布消息,經濟體制改革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經國務院批復同意建立。該聯席會議由中央編辦、國家發改委等35個部委單位組成,其中發改委為聯席會議牽頭單位,發改委主任徐紹史為該會議召集人。

這也切合了本次莫干山會議上的一個焦點話題,即改革的路徑和方式。“原來說得很清楚,國有企業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現在你抓什麼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如是發問。

“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有多少經濟學家就有多少個突破口,因為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研究最重要。研究土地的說土地改革最重要,研究收入分配的說收入分配是突破口,研究金融的說金融是突破口等等。”宋曉梧說道。

此前多位專家學者都曾建議,盡快建立中央層面的超脫部門利益、跨行政任期的改革頂層設計機構,由中央充分授權,使之具有權威性、超脫性,專司進行全局性、長遠性、跨部門的統籌設計。

宋曉梧說,不管怎麼樣,來之不易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不能動搖,只要我們能夠充分發揮市場機制,把各種市場主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在這個基礎上,要讓財富充分地湧現,同時能夠合理地分配這些財富,讓不同的群體共享改革與發展的成果。

此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蹚,因為別無選擇。

“社會各界對改革的議論很多,觀點大相徑庭,但利益格局不動,改革難以推進是大家公認的。”宋曉梧說道,現在地方經濟利益必須要觸動,如果不觸動,我們所提出來的結構調整、節能和環境等問題,在地方強烈GDP衝動之下就很難得到解決。

他還表示,第二個碰硬的,就是國有行政性壟斷行業如何改革,這些行業到底應該給國家交多少錢?交的這些錢要幹什麼?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

財稅體制​​改革需先行

“擺在我們面前的深化改革的任務很重,轉型升級刻不容緩,在這裡,能夠撬動新一輪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轉型升級以及社會公平和諧的槓桿就是財稅體制。”侯雲春說道。

宋曉梧提到的兩個“碰硬”也最終可以追溯至財稅體制中。“地方政府的債務、產能過剩、以房地產為代表的財產泡沫,這些都和財稅政策措施不及時、不到位、力度不夠有關係。”侯雲春說。

1994年,以分稅和完成的稅制改革為基礎,在當時規範了財政收入,規範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和直屬責任,有力推動了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對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公平競爭,建立統一的市場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時過境遷,目前分稅制已然成為地方財源不足,事務卻過多的根源,土地財政及後續一系列問題隨之產生。

“因為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已經設計的改革沒有來得及付諸實踐,已經出台的政策隨著發展變化,甚至成為引發新問題的原因。”王保安說,比方說稅收優惠,尤其是區域優惠林立,就不利於統一市場的建立。

財政部公佈數據顯示,2012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為45383.47億元,地方財政支出108947.45億元。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佔比為41.66%。也就是說,地方所花的每1塊錢,平均就有超過4毛要來自中央撥款。

王保安表示,我們的財稅體制確實到了整體性、適應性改革的時候。“中央和地方事權的劃分沒有來得及清晰,這就造成中央委託地方的事權或者說地方事權過多,只能靠專項轉移支付來解決,這就帶來了專項過多的問題,影響財政運行的效率等等。”

財政部日前再次明確,有關鐵路和郵電通信業​​的試點方案正在積極準備中,下一步將認真研究未納入試點範圍的其他服務業的改革方案,爭取2015年全面完成營改增。

這也是財稅改革將進一步深入的信號,眾多專家都表示,隨著營業稅和增值稅收入歸屬及其徵管格局的打破,現行分稅制財政體制的基礎也會動搖,也就有了重新審視並佈局的前提和必要。

“財稅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甚至社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改革的基礎和支撐。”王保安說,財稅改革還要依賴於有關配套改革的協同與推進。比方說養老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等。這些改革都對財政形成了支撐或者是製約因素,需要推進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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