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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

藍綠交流!郝龍斌呼籲朝野和解 辜寬敏提醒常得付出代價

鉅亨網新聞中心 2013-06-14 08:08


繼新北市長朱立倫之後,藍營再有重量級政治人物前往綠營智庫演講。台北市長郝龍斌13日以「和解,打開台灣的出路」為題,在新台灣國策智庫發表演說。


郝龍斌並沒有事先公開這項行程,傍晚才由祕書處發布演說內容。他先由「自由巷」談起,再論對「政黨的忠誠」,並重申對核四的態度,最後以他任內力拼的「十大建設」為例,呼籲朝野和解,讓城市與國家能夠不斷進步。

不過,新台灣國策智庫創辦人辜寬敏回應說,和解的提倡者,心裡要有準備,因為總是會付出代價。

辜寬敏以自身為例說,當年他從日本返台,與蔣經國會晤後,希望一起保衛台灣。但結果是,他被日本的獨盟「台灣青年會」給開除了委員長職務。

郝龍斌演說全文如下:

今天非常高興,也很榮幸,非常珍惜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在座有許多朋友的政治立場跟我不同,可是你們願意邀請我,證明今天台灣藍綠對立那麼嚴重,但我們之間能夠展開對話,就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願意建立一個藍綠溝通的平台;因為我相信,溝通是從對話開始。

或許大家期待我會談談台灣的經濟問題或是政治問題,沒有錯,很多人都說台灣現在是「悶經濟」、「悶就業」、「悶政治」,整個社會陷入一種沈悶,想突破卻沒有出路的「悶境」。

當然,我們可以指責政府無能,可是我在民進黨執政的中央政府做過環保署長,現在在國民黨執政的台北市政府當市長,我可以比較持平的說,政府並不是無能,而是台灣的政治生態越來越對立,我們的時間、精力都化在內耗上,好像關在籠子裡的天竺鼠,一直繞圈圈,找不到出路。

我深信,無論我們的高科技產業、軟實力乃至於創新能量,仍然維持著高度競爭力,反倒是我們的民主政治,受限於藍綠對立格局,成為拖累台灣民間力量蓬勃發展的絆腳石。所以我認為,台灣的出路,最關鍵的就在於如何促成藍綠和解,往健全的政黨政治發展。

從自由巷談起

首先,我願意跟各位分享一些我親身經歷過的小故事。

十七年前我第一次跨進立法院,很特別的是,當時新黨跟民進黨在政治立場上是完全對立的,在街頭我們有激烈的對抗,可是回到立法院,我的好朋友幾乎都是民進黨,因為我們對民生議題、對守護台灣環境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當時還是一個菜鳥,參加的是衛生環境委員會,每天很認真去委員會開會,可是什麼都不懂。

當時衛生環境委員會有好幾位民進黨委員,我常常向他們請教,尤其是周清玉委員,我們經常坐在一起,我就向她請教怎麼推動法案,怎麼盯緊政府官員,我跟周委員學到很多。

去年七月,我與前行政院副院長葉菊蘭女士,一同為鄭南榕先生自焚處的自由巷舉行揭牌儀式。那時候,引起社會高度矚目,甚至有人覺得,藍營執政的首都市長,為什麼要掛牌紀念一個主張台獨理念而自焚的綠營人士?

於公,我真的很佩服鄭南榕先生為了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獻身的勇氣,台灣今天能夠享有言論自由與民主憲政,鄭南榕先生絕對有很大的貢獻。

於私的部分,很少有人知道,我跟葉菊蘭女士從立法院開始,一直到民進黨政府的內閣,一直維持著不錯的私交。大家一定認為,我和葉菊蘭女士政治理念完全不同,應該不容易有交集;確實,十多年前我進入立法院,葉女士也是立法委員,我們完全無法互動。然而慢慢地,我們透過一些小事彼此幫忙,累積出一些互信,後來當我出任環保署長,葉女士是交通部長,我們通力合作,一起對抗阿瑪斯號船東,爭取國家最大利益,成為互助互信的夥伴。

我個人的經歷或許微不足道,但是在我跟民進黨朋友合作的經驗,讓我相信,大家理念雖然不同,但都是希望讓台灣這塊土地能夠更好,就要能夠放下成見,學習尊重並接納對方,一點一點累積互信,最後一定能夠一起合作,成就大事。

看看這幾年藍綠惡鬥,從之前的美牛案、證所稅,到公視董監事審查、核四,朝野總是在惡鬥、杯葛,造成政府空轉,結果受傷的是人民。

有時候,我還真的很懷念大和解咖啡時代,那時候政治對抗、肢體衝突是家常便飯,但我還記得,我跟好幾位民進黨籍的委員,共同推動全民健保法修正案,為台灣健保制度奠定基礎,甚至成為國外先進國家學習對象。可是依現在台灣的政局,想通過這種重量級法案難上加難,即使執政黨靠人數優勢勉強通過,也難免在過程中造成社會不同意見團體之間更多的裂痕,這樣台灣要怎麼走出去?

政黨的忠誠

我知道,我談和解,大家一定認為我有政治企圖,可是這幾年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呼籲藍綠和解,這已經是我的信念,無論是不是狗吠火車,我都會堅持。朝野和解當然不容易,問題在於你願不願意相信對方一次!

我還記得,2000年陳水扁先生當選總統總統,藍軍普遍充滿不信任和敵意,我當時擔任新黨全委會召集人職務,我是唯一在報紙上公開發表文章,呼籲大家支持依照中華民國憲法選出來的總統;我也公開支持陳總統「四不一沒有」的主張;當陳總統發起朝野領袖會面,我也是率先呼應的在野領袖。因為,我認為你總要先相信他,給他機會去實踐他的承諾。

我和陳前總統在政治立場完全不同,對他的政策主張也未必全部同意,但我堅決認為,我們必須尊重憲法,以及台灣民眾依民主憲政程序選出的總統。特別作為一個政黨,無論朝野,是要對台灣人民忠誠,對中華民國憲法忠誠,在維護國家主權與尊嚴的行動上,不分彼此,這才能夠合作維護國家利益。

也因為如此,很多藍營朋友對我先前提出讓陳前總統保外就醫的意見很排斥,也有人懷疑,我是在討好綠營。

但我總覺得,陳前總統是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由台灣人民選出來的總統,也是締造中華民國憲政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的總統,他任內涉嫌貪污違法的部分,當然應該接受司法審判,我並不認同部分綠營人士指控政治迫害的說法;但是他作為前任總統,他的生命安危牽動著幾百萬綠營支持者的情感,這是社會心理問題,也是對卸任總統基本尊重的問題。

所以與其耗費太多社會資源不斷爭辯,放任政治對立持續上演,不如有一方先跨出友善的第一步,我直到現在,還是抱持著相同的看法。

核四務必慎重以對

其實說來非常感慨,朝野互信得來不易,但摧毀就只在一瞬間。我們剛剛提到,2000年陳前總統試圖透過朝野對話,化解彼此對立,我也全力支持他的努力;但就是因為他與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會面後,隨即單方面宣布停建核四,從此讓台灣朝野陷入長期的對立與衝突,更讓核四從單純的專業問題演變成政治問題。

其實我是學自然科學出身的,我很誠實地跟各位報告,我對核能技術的應用以及核能發電的前景,仍然覺得有其必要性,但為什麼這次我主張,如果民意趨向很明確,核四根本不必公投?

除了我認為核四從很長一段時間停建,到之後重新動工,我認為,從科學技術專業的角度,各項運作、接合與統整的條件都已經出現大幅變化,核四的安全性確實有疑慮之外,發起公投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大規模動員,動員過程勢必引發台灣社會再一次的割裂。因此,我始終主張,如果台灣民間對於廢除核四已經有了一定共識,就不要輕易啟動公投。

事實上,想要過半民眾參與公投真的不容易,但從現在的民意來看,超過六成以上願意參與公投的民眾都會支持廢除核四,所以到時候即使公投沒有通過,核四續建,這個社會依舊會出現正反意見各半相對峙、朝野對立的緊張局面,未來政策怎麼推下去?政府應該嚴肅面對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各界了解,無論支持或反對核四,如果我們決定停建核四,就必須痛下決心,從政府到企業到每個國民,都必須切實做好節約用電,否則我們沒有資格談非核家園。

其實對政府來說,無論核四續建或停建,都不是件容易的選擇,都要擔負起政策決定的後果,但這就是政府的責任。有時候,政府的決策並不是這麼容易決定,甚至會得罪很多的人,但人民把權力交給你,就是希望政府為所應為,堅持做對的事情。

這就讓我想起了一位剛剛逝世的老前輩、前司法院長林洋港先生。阿港伯的政壇歷練非常豐富,每到一個位置都留下不少建樹,尤其現在台北市民每天打開水龍頭喝的自來水,更和阿港伯息息相關,因為翡翠水庫正是在他市長任內開始興建的。

大家可能很難想像,阿港伯興建翡翠水庫時遭遇了多少的困難,那時候還在戒嚴時期,有多少人出面批評阿港伯是「中共同路人」,在台北市上游蓋水庫是想「水淹台北城」,在那個政治風氣緊繃的年代,可見當時的民意壓力有多大。

但阿港伯早有定見,他力排眾議,堅持興建,也獲得經國先生全力支持,之後更歷經李登輝先生、邵恩新、楊金欉及許水德五位市長接續,終於成就了翡翠水庫,讓大臺北地區即便乾旱時期仍有充沛水源可用。

正因為有這幾位老市長艱辛地打造活水源頭,我們也以同樣嚴謹態度保養這座水庫。大家或許不知道,我們堅持防堵集水區開發,不講任何情面,絕不輕啟觀光娛樂使用,雖然得罪不少人,但翡翠水庫淤積率不到6%,缺水的情況,更是罕見。

一座城市之所以偉大,正因為這座城市對先進理念的堅持。翡翠水庫如此,李前總統開發信義計畫區、開闢二重疏洪道,黃前市長興闢大安森林公園、陳前總統推動公所奉茶、降低櫃台高度,乃至於馬總統推動資源回收與鋪設汙水下水道,都是在許多阻力之下,貫徹執行這些正確的政策。

回頭想想,這些重大措施的推動哪項不困難,哪項不引起民怨?如果林洋港、李登輝、黃大洲等先生在朝野對立,凡是為反而反的今天,他們還能夠堅持正確的政策嗎?但城市要進步、國家要進步,就必須展現對政策理念的堅持。

在我任內,提出活化淡水河願景,當初也是沒人看好,但我們堅持查緝上游汙染源,全力淨化河川,增加親水活動,淡水河、基隆河水質已經是30年來最佳狀態,甚至被譽為台灣20年來整治最成功的河川。下個月,被稱為都市之瘤的內湖垃圾山清除告一段落,將變身水岸綠帶公園,這些變化也都是過去難以想像的。

當初我們舉辦花博,整個市政府遭到空前的污衊,最後花博卻博得國際花博協會稱讚是五十年來最好的一次。所以我堅持主辦2017世大運,要申請2016世界設計之都。大家批評我好大喜功,可是台灣文創產業這麼先進,台北市一定向帶頭往國際衝,幫台灣爭取到更多機會。例如台北花博辦得好,去年臺灣花卉外銷產值就因此增加1倍,過去新台幣30億元,現在60億,花農多賺幾十億外匯,國內花卉消費每年也增加20幾億元。同時有了台北的成功經驗,國外很快就決定讓台中也能舉辦花博,台中可以,台南、高雄當然也不能缺席,大家一起努力,台灣邁向世界不再是夢想。

台灣過去的經驗證明,政府投入重大公共建設,往往能發揮帶動經濟發展,鼓勵民間投資,甚至提升民眾士氣的效果。所以我現在正全力推動台北新十大建設,包括:台北雙子星、松山機場開發、捷運信義線及松山線、光纖到府、雲端園區、台北秋葉原、台北藝術中心、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台北影視音產業園區,以及台北城市綠丘(世貿二館開發)等十項計畫,大家可以看得出來,這十項建設除了打好台北市在未來十年的基礎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發揮我們在文創方面的軟實力。

這十大建設,市府的投資並不多,主要是以政策帶動民間投資,為民間創造出五倍、十倍的財富。任何一座城市的經濟發展都應該有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為民眾創造財富。

但是如果沒有朝野和解,再美好的願景、再周密的規劃,都敵不過無止境的爭議和杯葛。

今天大家都在討論如何為台灣打開出路,我要強調,如果朝野藍綠還是在各種政策上不斷互相杯葛、政府空轉,民眾看不到未來的願景與方向,台灣就永遠走不出「悶境」。唯有朝野和解,多一點互信,多給政府一點機會,而政府也要拿出魄力推動重大公共建設,以國家願景指引民眾方向,朝野合作,才能打開台灣出路!做為首都市長,我會堅持做正確的事,讓城市與國家能夠不斷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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