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出民主 迎來難民——誰該為輸歐難民問題負責

文︱孫宇晨

近幾年來，隨著“阿拉伯之春”后西亞北非持續動盪，is恐怖和內戰陰影下中東局勢烽火不息，來自上述地區的大量難民紛紛涌入歐洲，日漸成為歐盟成員國的燙手山芋，而隨之涌動於地中海及其周邊的難民事故更令全球矚目。

整個8月僅因在偷渡船和卡車中窒息而死的難民事故就發生了三起（分別發生於15日、27日和29日），死亡人數已經超過200人，較早前4月18日午夜發生的利比亞水域偷渡船傾覆事件更是造成了800余人死亡。聯合國難民機構於8月28日指出，今年以來已有超過30萬難民險走地中海，其中有2500多人喪命。而2014年全年，這兩組數字分別為21.9萬人和3500人。

對於歐盟來說，日益嚴峻的移民問題開始成為領導人們的優先議題，於8月27日召開的巴爾干西部國家維也納峰會本來要主要討論的“歐盟擴大與地區合作”，也不得不被置換為“難民危機”。德國總理默克爾甚至發出了“難民危機比希臘與歐元危機更讓人關切”的警告。

為什么是地中海？對於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等國的難民和非法移民來說，黎巴嫩、土耳其、約旦等鄰國由於其日趨嚴格的入境限制、極其有限的容納空間以及並不安定的社會環境已經越來越不足指望，他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隔海相望且向來以人道主義為標榜的歐盟國家，於是地中海和巴爾干兩條路徑成為了絕大多數人的選擇。

相形之下，后者需要先抵達土耳其，然后通過海路抵達希臘，接著北上進入馬其頓，再以火車穿過塞爾維亞，最後進入匈牙利。而前者盡管看似簡便易行，能直接抵達意大利和希臘，但卻無比危險——難民人數多加上歐盟開始終止船民拯救計劃，導致當地“人蛇”（人販子）集團日益橫行無忌且形成了龐大產業鏈，不僅大多數難民不知最終能去往何處、是否安全，更關鍵的是——在偷渡過程中，缺水乏糧、船只破舊、嚴重超載都是引發海難的常因，甚至難民被裝船的方式亦能導致他們的死亡。

8月26日地中海的一艘船中就發現了51名窒息而死的難民，據幸存者描述乃是人販子毆打、逼迫其進入船艙所致，否則必須交出高昂的“出艙呼吸”費用。

換言之，在地中海沿岸歐洲各國接受合法難民的數量遠不足以消化難民潮的情況下（呼吁甚力的德國去年亦不過接收6995名合法難民），非法偷渡自然成為難民不得已的主要選項，而這本身就伴隨著人身安全的高危險。一幅幅難民圖片讓我們看到：無助的老人、小孩塞滿在破舊漁船甚至小艇，在地中海中隨著無情的風浪上下起伏，只能渴望上蒼的垂憫。

伴隨著遇險難民數量暴增，國際救助成為擺在歐盟成員國面前的一大難題。若在以前，歐洲經濟繁榮，西亞北非局勢尚未惡化，接收些許難民並妥為安置既不賠本，又賺吆喝，更顯“以身作則”，便於其在國際社會高舉人權民主大旗教訓諸侯。

而當下歐債危機遠未結束，其與美國聯手推動的“阿拉伯之春”又使相關國家在政權更迭之后內戰頻頻、恐怖不止。難民滾滾而來，首當其沖的希臘、意大利等南歐國家日漸無力承受。希臘的赤字財政使其債務危機以來獲得的約3000億歐元救助款中，90%以上都用於銀行系統處理呆賬壞賬，最近統計其經濟景氣指數已經連續第二個月大幅下降。從其國內激進左翼勢力在大選階段的猛烈批評看，日后希臘是否愿意留在歐元區都是問題。

而意大利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該國失業率仍高達12.4%，其中青年人失業率為44.2%，區區0.7%的經濟增長預期實難抵消多年來債務和經濟危機的深遠影響。亦即，作為難民涌入歐洲的第一道門戶，名列“歐豬五國”的希臘和意大利自身形勢尚且吃緊，焉能給非法移民以足夠的救援和安置？

不止如此，“搶灘”成功的難民在四散涌入其他國家的“征途”中，又面臨著法國、德國、瑞士等國在邊境地區不斷強化的巡邏圍堵，英法這對老冤家竟然設立聯合指揮控制中心，並在貫通雙方的海底隧道增加警察數量、設置阻攔設施以防難民潮。一句話，在歐盟各國普遍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指望它們吸收難民的前景難稱光明。

從具體操作層面看，作為協商治理結構的歐盟更顯得掣肘甚多，力有不逮。成員國主權尚在的現實導致並無凌駕其上的權威機構強行出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集體性措施，而是通過類似“全體一致”的“共識”進行區域治理。這種“共識民主”/“協商民主”固然能傾聽各方聲音，從而做出更加靈活和公平合理的決定，但隨著歐盟不斷擴容，其成員國歷史文化各異、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使得凝聚共識更為艱難。

在跨國問題面前，其處理過程往往凸顯出“集體行動的邏輯”，即大型團體中各成員理性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將削弱公共利益的實現。對於歐盟自今年5月13日以來一直力推的“配額制”，即按照成員國人口、經濟實力和以往接收難民數量為標準安排移民“配額”，本來“多數通過”即能生效，較之以往已經降低門檻，但現在看連經濟實力超群的英法德“三駕馬車”都對這一呼吁都面有難色，只怕過半亦為渺茫。

對於德國，由於其技工短缺和生育率低導致向來對難民和移民較為寬容，從“巴爾干之路”進入歐洲的難民多會選擇該國作為目的地，但對80萬份避難申請的預期默克爾顯然招架不住，她呼吁有更多歐盟成員國共同分擔難民，以緩解壓力。

法國社會相對保守，難民不易就業且難以融入當地社會，治安和環境問題頻發，為此法國政府甚至在法意邊境的公路鐵路恢復檢查以堵住難民入境。盡管在德國的一再勸說下法國政府認可了“配額制”，但對東歐國家“不作為”的強烈譴責並一再要求歐盟“以更加公平方式”分配說明其觀望態勢依然明顯。

至於歷來以“光榮孤立”為榮而試圖獨善其身的英國來說，向來睥睨歐陸諸國，其內政大臣特里薩·梅在《泰晤士報》甚至發文聲稱只接收那些找到工作的人，換言之連歐盟內部自由移民都開出條件，又豈能情愿收容外來難民？

更尷尬的地方在於，歐盟國家收容難民固然不易，打擊偷渡、防止海難、維護地中海秩序亦捉襟見肘。由於烏克蘭危機，俄歐關係持續緊張，“新冷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地處東歐的波蘭、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歐盟成員國不得不分散較多精力以防俄，此時地中海難民又起風波，更加削弱了歐盟作為整體的協調與應對能力。

須知歐盟一個“船民拯救計劃”每月維持費用就達到近千萬歐元，實施國意大利因無法說服其他歐盟成員國分攤只好作罷。窺斑見豹，在如今西亞北非動盪之際，難民偷渡頻繁，維持地中海水域之安寧往往非動用軍力警力則無以達成，但這對歐盟來說無疑等於開辟另一條戰線。

各國目前自掃門前雪尚且困難，在美國和北約的號召下又須動輒集中裝備在東歐、巴爾干等地對俄示威，開展軍事演習，又豈能將裝備、資金動員於難民問題上？實可謂“適疲於東，又務於南，兵法乘勞”也。

饒是如此，據實而論，現有難民潮確已給歐盟各國帶來不小的負面影響。4月29日《經濟學人》在《let them in and let them earn》一文中列舉無名研究稱大多數難民勞動品質高、工作技能好，更愿意付出且很少從事社會犯罪，但這種評價往往更加適合形容東亞某大國勞動力人口而非那些難民。

據《歐洲時報》介紹，隨著難民人數的不斷增加，地中海沿岸歐洲各國海灘的和諧氛圍漸被打破。難民們侵占公共場地、惡性乞討行為、隨意大小便等現象，嚴重擾亂了遊客的愉快度假和當地民眾的生活。意大利旅遊勝地里米尼海灘5天發生3起移民強奸案；希臘柯斯島海灘由於大量難民涌入導致觀光客銳減，而當地咖啡店則為給難民提供廁所、自來水，電力與食物等基本服務疲於奔命。

更嚴重的是，8月20日，在馬其頓的蓋夫蓋利亞市附近，大批非法移民不滿當地政府的接待質量，幾度與維持秩序的軍警發生衝突，馬政府隨即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須知，歐債危機加上實體經濟“去工業化”導致各國維持本國正常發展都頗為吃力，在難民的沖擊之下，希、意等以旅遊服務作為支柱產業的國家的青山綠水、文明古城不免慘遭狼藉，經濟來源反受破壞。

更齷齪和兇險的情況在於，難民對於某些國家的生意人來說非但不是包袱反而是搖錢樹，手眼通天的房地產商拿到難民遣散費分配權后以錢生錢坐收巨利，而一些房屋裝修公司在與警局、稅務局的利益交換中低價獲得難民身份資訊並高價出賣給各種電話公司、網絡公司、私立醫院、甚至販毒黑幫，而那些紅十字會和慈善團體則打著人權的旗號聲稱為難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實際上卻借此騙取政府的預算資金，卻無人調查其使用去向。

上述種種不一而足，已經形成了與人蛇集團相互呼應的產業鏈。而他們呼喚來的難民越多，各國內部蜂擁而起的右翼排外團體就越加反彈。即便是實業最發達的德國，其總理默克爾在電視節目上一句“如果歡迎你們，我們就根本應付不過來了”雖讓巴勒斯坦難民女孩落淚，卻也說明現實情況確不容許樂觀。

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工作機會與公共服務的爭奪、生活習慣的不適、宗教信仰的對立已經導致不少國家極右民粹主義力量崛起，而難民中本身又不乏穆斯林極端分子，雙方“文明的衝突”雖然與亨廷頓筆下呈現的經典形式有所不同，卻實實在在。

年初針對《查理周刊》的恐怖襲擊不得不讓歐陸國家在處理難民問題上備加慎重。面對生育率低而人口老化的社會現實，歐洲國家一旦放松對人口年輕但生活貧困的非洲人的“計劃吸收”，以穆斯林為主的偷渡客所引發的當地社會伊斯蘭化勢將席卷歐陸，這將對以民主人權為標榜的歐洲社會構成最大的意識形態諷刺和嚴重難解的文明危機。

討論輸歐難民問題，論者多謂歐盟各國扯皮推諉，相互指責，協調困難，這恰恰說明人們對這一超國家組織本身期望過高。歐洲一體化之統合進程，誘發於冷戰背景下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整體性援助和抵御蘇聯紅色鐵幕客觀需要，正式開始於煤鋼聯營，進而成立經濟共同體與原子能共同體，日漸以各國“跨部門功能性合作”與“經濟外溢到政治”為標志走向聯盟之路，在國際關係理論史上留下了“功能主義”與“新功能主義”的美名。

但以現實主義思維觀之，歐盟自身被讓渡的經濟主權十分有限，僅能在貨幣政策層面發揮宏觀作用，具體財政政策作為各國經濟主權象征仍不在其作用范圍內。而涉及一般性事務的“低政治”領域各成員國固然增強了協調色彩，但在難民移民這等涉及就業、穩定、福利、認同等重大國家建構問題的“高政治”方面自然是國家利益穹頂依舊，畢竟主權國家不能不為自己本國公民的整體利益負責。

那么問題來了，究竟誰該為輸歐難民問題負責？縱觀其來龍去脈，歐洲人還是迷信民主萬能論，結果“幫人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伊拉克戰爭以來，在美國的鼓動下持續以民主化為標榜破壞而非創造性地介入中東、西亞與北非事務，結果所謂獨裁統治被推翻后，當地民眾迎來的不是社會安寧、經濟發展而是持續不斷的地方武裝斗爭、跨國恐怖分子流竄，軍政府與民主勢力矛盾、世俗與宗教矛盾、教派內部矛盾、族裔矛盾比比皆是，“硝煙之地重生戰火，負傷之兵再舉刀槍”的情景屢見不鮮。

難民被迫背井離鄉，只能越來越向往福利待遇優越、社會秩序安定的地中海對岸國家。而歐洲諸國素以人權明燈自詡，在形勢不錯時自是感覺良好，現在經濟下滑顯出原形本相，即便后悔當時唱高調亦晚矣。當然，指望其反省只怕頗為困難。

舉例來說，作為西方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巴黎政治學院著名中東研究教授菲力於（jean-pierre filiu）在最近的訪談中仍然認為，是西方國家在促進阿拉伯國家“民主化”方面做的不夠徹底才導致相關地區動盪起伏，這種“民主彌賽亞主義”恰恰是其誤診阿拉伯世界的關鍵。

傳教士般輸出民主的背后，是強硬以武力消滅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等國被認為是專制獨裁的“邪惡勢力”，而這些政治勢力在客觀上則構成了當地傳統伊斯蘭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一旦被連根拔起，社會動盪、民不聊生之下，極端分子的各種恐怖行為自然滾滾而來，難民自然也就成為了歐洲國家的沉重包袱。不背，於理不合；背了，於國不利。

而我們不應忘記，在歐盟國家叫苦連天、相互推諉的時候，黎巴嫩、土耳其作為難民大戶敘利亞的鄰國，分別接收了120萬和200萬難民，而這些數量占據其本國公民數量的比例遠高於歐盟國家，但很少有國際輿論去報導那里的“難民危機”，難道上述兩國的經濟發展水平也遠高於歐洲以至於根本沒有危機嗎？

當然不是，關鍵問題在於，主導國際輿論的西方媒體根本不對伊斯蘭國家治理及其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調適和困境感興趣，而只是滿腹委屈地抱怨難民，引導世界輿論更加支援其“民主降魔”大業。

筆者不由感慨，在新自由主義主導的全球化中，世俗政治和金融寡頭成為了最大的受益者，而那些不夠“現代化”的宗教、民族和區域政治集團的存在往往被視為民主的對立面而受到無情撻伐，結果是大破壞之后的大動盪使自己亦難獨善其身，甚至遭到反噬。只可惜，歐洲部分國家一直對外推行的“民主化”政策只能算作美國全球戰略一部分的合作產物，而后者真正發動戰爭、打出爛攤子卻能全身而退卻無須承擔責任。

難民危機愈演愈烈，作為中東亂局的始作俑者，平時以“世界警察”自居，此時卻遠隔重洋坐守北美大陸、小家子氣盡顯的美國官方，遲至8月24日才表示愿意在2016年接受區區5000-8000名難民。

從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再到“阿拉伯之春”，哪一場大的動盪沒有美國勢力的推波助瀾？而各式各樣的戰后重建，又有哪一場戰后重建是美國主動承包、悉心安置？在電視和網絡上，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全副武裝、四處巡邏的美國“大”兵和顛沛流離、衣不蔽體的當地老弱病殘。

相形之下，幾次中東大變局，歐盟多國追隨老美，甚至主動帶頭“批斗”他國，造成戰亂和動盪的持續蔓延，不想“後遺症”竟然找上自家門來且揮之不去。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即在8月2日表示，歐洲近期遭遇的難民潮是由西方國家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展開的軍事干預引起的，這些行動導致了上述國家恐怖組織的頻繁活動。

一句話，論理，美國在難民問題上該承擔重大責任；論情，歐盟國家輸出民主，收獲難民，自作自受，亦不為過。

魏征有云：“欲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求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諫太宗十思疏》）。平心而論，解決輸歐難民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其“輸歐”，而在於恢復其傳統家園的祥和與安寧，讓難民重返故土，讓故土不再產生新的難民，安定繁榮方為正道。

窮則生亂，亂則極端，盲目強推民主化，社會平衡一破，烽火硝煙一起，難民潮涌山崩，移民之后與當地居民又生齟齬，滋生動盪，而唯有使慣“離岸平衡”伎倆的些許大國坐收漁利，又豈有他哉！比之華而不實反生動亂的“民主化”，中國力倡的“一路一帶”縱貫亞歐，產能輸出、基礎建設，無不帶動沿線發展。

那些飽經戰火折磨、大國爭斗的阿拉伯國家和一味推行民主卻“惹禍上身”的歐盟各國難道不該思考為什么“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主題？不該思考只有各國通力協作，共創、共用繁榮機遇才是“可持續發展”和“可持續安全”的關鍵嗎？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經略網刊”（微信id： jingluewangkan），以上摘編不代表新華社瞭望智庫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