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水客軍團：每部iPhone貨主至少獲利300元

張燕

平常周六的一個午后，毗鄰澳門的珠海拱北口岸人流匆匆。50多歲的老陳身灰色夾克，弓腰，倚在口岸出入境大廳外的一處欄桿前，身旁放一輛手拖車。

低調的老陳很容易被人潮淹沒，但他卻處於“隨時待命”的狀態，擁有一個“職業”的身份——海關人員口中的專職“水客”。

老陳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在珠海拱北口岸，每天有約20萬人次過境，相當於一座中小規模城市的人口遷徙。混跡於這數十萬客流間，有一群像老陳一樣特殊的人——他們頻繁往來於粵澳之間，每次攜帶少量涉稅貨物或國家禁止、限制進出境的物品過關，從中賺取“帶工費”。

少量、多次，這種帶貨方式被形象地稱為“螞蟻搬家”，實則是“水客”們利用法律空子的一種方式——以“合理自用”作掩蓋，每次攜帶一定限額的貨物、物品進出境，積少成多，以達到逃避海關監管和偷逃稅的目的。如若“東窗事發”，“水客”們所帶的貨物、物品量額一般達不到刑事立案的標準，多數會被退運、要求補交稅或被處以沒收、款等行政處。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在個體“水客”背后，是一條涉及“購、運、儲、銷”的利益鏈，環環相扣，分工明晰；個體“水客”僅是利益鏈條上的一環，且几乎處於“食物鏈”的底端。

有需求就有市場，“水客”走私屢禁不的根源在於兩地商品價格、種類和質量的差異，有專家更將其稱為一種經濟學現象；而海關監管難、“水客”違法成本總體偏低更是助長了這一現象的長期存在。

老“水客”自述

老陳30年前加入澳門籍，從事“水客”行當十余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老“水客”。每天，老陳在珠海、澳門兩地穿梭，少則三五趟，多則十幾趟，幫人把貨物帶進境或出境。“做這個主要是比較自由，也可以幫補些家用，供小兒子讀書。”老陳揉搓沾有些許泥垢的皴裂指頭說，“好多海關關員對我的臉已經很熟悉了。”

從剛開始經別人介紹入行，到現在發展了十幾個人入行，老陳自詡在這一行業已經擁有了一定的“聲望”和“信譽”。“做的都是熟客。”老陳說，“不熟的人你不敢叫他帶，帶丟東西不好辦，像我們丟東西是要原價賠償的。”

老陳的“聲望”還體現在其能夠利用廣闊的人際網絡，把業務“外包”給其他“水客”。當本報記者詢問老陳可以從澳門帶幾罐奶粉過關時，老陳則反問需要帶幾罐，並坦言像他這種每天多次往返的旅客，每人每次只能帶一罐奶粉過關，但是他可以發動身邊一批認識的“水客”一起行動，化整為零。[NT:PAGE=$]

帶貨收入幾何？老陳表示，這要因貨物的種類而異，“高風險、高關稅的品，比如電子品，利潤也更高，一些比較容易帶的‘雜貨’賺得就比較少，這些一般要有一定量才帶。”老陳列了個自己的報價表：帶一瓶洗髮水15元，一罐約1kg的奶粉20元，約2kg的奶粉40元，一部手機50元，一台平板電腦100元。“以前汽車輪胎最賺錢，但現在查得嚴，几乎沒人敢走這個了。”

年景好的時候老陳月入上萬，但隨“水客”群體的逐漸壯大，能分到的一杯羹也越來越少，“好多福建、湖北的人都過來和我們搶‘飯碗’”，現在他每個月一般能拿六七千塊錢。

“貓鼠博弈”

在拱北口岸，“貓鼠博弈”每天都在上演。“嚴的時候我們就休息，松的時候我們就出來。”來自澳門的王阿姨也是一名專職水客，降低貨物被查處風險，她有自己的“訣竅”。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按照海關規定，居民旅客攜帶手機等電子品入境是必須予以征稅的，但有經驗的王阿姨打了個“擦邊球”，“只帶手機卡出去，到那邊買了新手機之后插入手機卡，當成是自己在用的拿回來。記得要把手機盒丟掉。”

除了“水客”的見招拆招，“水客”團伙形成的嚴密、專業的走私鏈條，也加大了海關查緝的難度。

“我們只是小卒子，真正拿大頭的是‘老闆’。”湖北“水客”小李口中的“老闆”，是指下單的貨主。

小李稱，他除了幫零散個體帶貨，有時也會受雇於有組織的“水客”團伙。“通常是內地貨主下單，澳門這邊有人發貨，聯絡 ‘水客頭’，‘水客頭’再僱用‘水客’帶貨，在約定的時間地點集合，登記分配發貨，然后‘水客’分批過關，入境后把貨物交給指定的接貨人，貨主再來取貨。”小李梳理出了一條走私鏈條：“貨主下單攬貨商境外攬貨‘水客頭’組織通關‘水客’偷運入境境內貨主收貨”，而且“購、運、儲、銷”各環節都由互不認識、互不聯繫的專人實施。

“水客”是上述利益鏈條中分成較少的一環。小李說，以帶一部蘋果手機為例，“水客”每次能獲得30元~50元的利潤，而在刨除“帶工費”、倉儲等各項成本后，貨主每部獲利為300元~500元。

這場“貓鼠博弈”的游戲也開始影響下游水貨市場。廣州一名水貨手機商對本報記者稱，由於近來上游“水客”承壓，加上節前因素，貨源緊張，拿貨價相對提高，許多零售商不得不提高終端銷售價以保住利潤，比如三星GALAXY Note Ⅱ從元旦前的3500元左右漲至現在的4300元左右。[NT:PAGE=$]

從去年起，粵港澳三方加強了打擊水客走私合作力度，“水客”聞風收斂許多，目前活躍在粵港、粵澳口岸的水客數量已大幅下降。就記者日前在拱北口岸所見，大多數“水客”都十分謹慎，表示不願攜帶風險較高的電子品過關，只考慮帶一些“雜貨”。

“水客”難

“水客”走私，利字當頭，走私的品大都是粵澳兩地存在差價、有利可圖的品。海關廣東分署副主任、緝私局局長陳建文在今年1月的“廣東省打擊治理水客走私工作情況”新聞發布會上這樣描述“水客”的走私動機，“哪個口岸差價大就走私哪個港口，首先是蘋果電子品，然后是食品、奶粉，還有其他內地緊缺的品。”

如果說價格差是“水客”走私的驅動器，那麼海關監管難、違法成本普遍偏低則助長了“水客”走私的僥倖心理。

在專業水客之外，一些往來兩地上班、辦事的普通職員也加入了“水客”軍團的行列，利用周六日休息時間“兼職”從事以獲取“帶工費”為目的的走私活動，成為“周六日水客”，加大了海關打擊“水客”走私的難度。

“很少會被海關查到，一年大概只有三四次。”老陳說，被海關查處后，通常會被退運或者征稅。“退運的話一周后又可以到退運物品窗口領回，重新走貨；如果要征稅，客人要自己補交稅款。”這樣看來，“螞蟻搬家”式的“水客”走私行為几乎零成本。

盡管違法成本總體偏低，不過自2011年5月1日起開始正式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加大了對“水客”的震懾作用。陳建文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表態，海關對打擊“水客”走私始終保持高壓姿態，但主要是針對幕后的組織者、操控者，也就是團伙性的“水客”走私行為。

除了鑽法律空子，有時候一些便民政策的出台可能也會無形中降低“水客”的違法成本。拱北海關一位一關員對本報記者稱，海關從今年1月1日起開始免收貨物行李物品保管費后，“水客”走私更加猖獗，帶的物品數量比以前翻倍了，因為這相當於為“水客”提供免費的貨物“中轉艙”，“不用到澳門去拉貨，一到日期就直接去倉庫提走，走的次數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