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市場週刊〉“財政懸崖”下的政治

市場的反應似乎不認為“財政懸崖”蘊含著真正的風險，它或許只是美國兩黨之間的政治遊戲。而“財政懸崖”的政治博弈凸顯出，美國政治“極化”帶來的運轉效率的下降。

美國兩黨終于在年初就“財政懸崖”達成協議。1月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2012年美國納稅人減稅法案》，避免了美國財政出現“跳崖”的危險狀況。

“財政懸崖”法案主要解決了布希減稅到期的問題，但“財政懸崖”的完全解決還遺留下了兩座大山——美國債務上限和自動支出削減。2011年下半年，美國債務上限問題引發的市場動盪依然讓人心有餘悸，許多專家擔心這兩座大山可能會嚴重拖累2013年的美國經濟。

“財政懸崖”到底是真的核彈，還是僅僅是煙霧彈？在“財政懸崖”膠著推進的這兩個月裏，兩黨持續扯皮，市場的表現也是積極的，美國股市一路飆升，黃金和美元也並沒有上漲；美國的經濟數據也在示好，就業、PMI和房市等數據也都積極向好。真正擔心這一問題並做出反應的只有美聯儲，這或許正是這場政治遊戲的目的之一。

“財政懸崖”經濟問題的背後，實質上是美國政治運轉效率的下降，在美國國會“極化”（Polarization）程度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的情況下，政客們為了利益漸漸失去了理性的判斷。

市場注腳政治遊戲

“財政懸崖”大概包括三大部分：布希減稅、奧巴馬就業政策和自動支出削減。《2012年美國納稅人減稅法案》的簽署，基本上解決了布希減稅和奧巴馬就業政策到期的問題，相當于“財政懸崖”的2/3得到解決。而自動支出削減問題則被延期，押后兩個月再做討論。

根據該法案，年收入45萬美元以下的家庭將永久性地享受布希減稅政策；而年收入45萬美元以上家庭的所得稅率從35%上調至39.6%，其資本利得和股息稅率由15%上調至20%，其遺產稅率（針對價值500萬美元以上的遺產）從35%上調到40%。也就是說，奧巴馬政府實現了其一直堅持的對中高收入群增稅的目標。另外，薪資稅減稅將被取消，失業補償將展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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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大選塵埃落定后，大家的焦點就聚集在了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上。而美國兩黨對此問題看起來並不著急，扯皮直到最後期限才達成妥協。在這兩個月的時間裏，市場反而表現積極，似乎早已看透這場政治遊戲。

美國股市自美國大選結束以后一路高歌，截至1月2日，在“財政懸崖”談判最為緊張的一個半月時間裏，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了100多點，纍計上漲了8%。如果“財政懸崖”真的將大幅拖累美國經濟，投資者又怎麼會大幅購買美國的股票呢？我們不妨看一下2011年美國債務上限問題爆發時的情景，當時標準普爾500指數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大幅下挫了近200點。

按理說，“財政懸崖”會導致美國經濟下行的風險上升，投資者的避險情緒會增加，這時候黃金往往會成為人們熱捧的對象，黃金價格將會上漲。比如，2012年的1月初至2月底、7月初至9月中旬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問題都有所惡化，黃金價格都出現了大幅的上漲。但11月下旬以來，我們看到的卻是黃金價格的小幅下跌。而作為避險貨幣的美元同期也表現疲軟，美元指數從2012年11月中旬的81跌至1月初的79.8。這說明，最近一兩個月，市場的風險因素並沒有因為“財政懸崖”的臨近而上升。

市場的表現告訴我們，“財政懸崖”的風險可能被誇大了。美國經濟2012年下半年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改善，失業率也有所下降。三季度美國經濟增長達到了3.1%，12月份失業率也已經下降到了7.8%；12月ISM製造業PMI指數從49.5上升到50.7。

“財政懸崖”可能只是美國兩黨之間的一個政治遊戲，兩黨都試圖利用這一工具獲得自身更大的利益。正如2012年上半年，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就利用希臘退出歐元區的事件差點執掌希臘政壇。

“財政懸崖”風險的全面爆發，是美國經濟無法承受的。而這方面任何的失誤，白宮和共和黨都難辭其咎，政治家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買單。從這一角度看，這場政治遊戲也不可能脫離控制。

 “財政懸崖”的政治遊戲除了會給政治家們帶來好處外，也給美聯儲進一步的寬鬆政策提供了理由，從而對市場形成正面的反饋效果。美聯儲已經在2012年9月份實施了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QE3），而且在12月的會議上決定，在扭曲操作（OT）到期后，把QE3的規模從之前的每月400億美元增加至850億美元。

不管是不是有意為之，但“財政懸崖”看上去確實像白宮和美聯儲之間的隱性雙簧戲。白宮與共和黨表面上的爭執越激烈，就越給了美聯儲實施寬鬆政策的藉口，白宮和華爾街都能從寬鬆的貨幣政策中獲益——美元的疲軟是白宮所樂見的，而股市的上漲則為華爾街所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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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化”下的效率缺失

不管是2011年的債務上限談判，還是2012年的“財政懸崖”爭執，美國兩黨在政治的運轉效率都顯得比以往更低。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在堅持自我的政治利益上不相讓，使得本該可以早早著手解決的問題總是被拖到最後，而且給出的都是臨時性的解決方案。這種政治運轉效率的下降，是政治“極化”的必然結果，無疑會增加美國經濟波動的風險。

國會議員的“極化”體現在議員個體的政策立場越來越極端，處於溫和立場的中間議員越來越少，在美國兩黨之間則體現為意識形態的對壘愈發明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常見的保守主義民主黨人和自由主義共和黨人，在2005年以后變得相當罕見。美國國會政治“極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醫改法案2010年3月在國會通過時，幾乎完全以黨派劃線，在參議院和眾議院中沒有一名共和黨人支援民主黨的這一法案。

根據“Polarized America”的數據，如今美國國會的“極化”程度達到了歷史最高水準，已經超過了上世紀初。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的“極化”程度迅速上升，奧巴馬執政后更為嚴重了，2010年美國中期選舉后，眾議院的“極化”程度幾乎達到極限，溫和派的共和黨人占比幾乎為零。

美國的政治環境使得中間溫和派的議員難以生存，在2010年11月的美國中期選舉中，很多溫和派議員紛紛落選。民主黨陣營中的保守主義民主黨人損失慘重，如切特·愛德華茲、吉恩·泰勒這樣的資深保守主義民主黨人也都落選，而民主黨中的左翼自由派則基本維持了原有人數。

“極化”的加劇使得美國兩黨面對分歧時，越來越難以迅速達成妥協，即使對方的政策意見是合理的。從美國“極化”的歷史看，與經濟有一定的關係。上世紀40年代至70年代是“極化”程度較低的時期，同時也是美國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伴隨著“極化”程度的提高，美國經濟也下了一個臺階，而且美國的貧富差距也隨之大幅提升。所以，在政治“極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類似于債務上限和“財政懸崖”談判這樣的驚險政治遊戲可能還會頻繁上演，最終損傷的將是美國的國家信譽。

（本刊記者 廖宗魁／文）（來源：《證券市場周刊》 ，2013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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