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女創業者自述融資遭遇：性騷擾成家常便飯

導語：美國《福布斯》雜誌網絡版上周邀請一位女性創業者發表匿名文章，講述了她在硅谷創業和融資過程中遭遇的性別歧視和性騷擾，希望以此呼籲外界更加重視這一問題。

以下為文章全文：

當我走下他家門前的台階時，筆記型電腦和商業檔案都掛在我的肩上。我心想，我的臉皮得有多厚，才能堅持走完這條路。我再次陷入了不可思議的環境之中，飽受權利失衡的困擾——對於全世界的任何一家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而言，我的遭遇都會被定義為性騷擾。

然而，我不為任何一家公司效力，而是在自主創業。在任何一家制定了員工手冊，並且擁有法律團隊的正規公司，這種事情都不可能發生。但這卻是一場公平的游戲——這是一片籌資的蠻荒之地，作為一名女性創業者，我必須在這個大男子主義至上的風險投資圈，學會各種生存法則。

“按摩師”的騷擾

那是一個普通的周六。我從農貿市場買好東西，然后徑直前往辦公室。那個月，我似乎已經連續20天沒有休息了。與多數創業者一樣，為了完成似乎永無休止的創業任務，我不得不犧牲周末的休息時間。

在那年春初發布了我們的Android應用后，我感覺是時候向投資人者籌集一些種子投資了。我們的應用已經吸引了52個國家或地區的用戶，我們擁有活躍的用戶，甚至還創造了營收——很多硅谷創業公司都沒有做到這一點。我們自給自足地生存了將近18個月，對於一家銀行存款不足1萬美元的公司而言，這算得上是一項不小的成就。

跟投資人打交道需要全身心的投入，所以我的計劃比平時排得更滿。我一邊喝當天的第二杯咖啡，一邊給那些金主們發送郵件。其中一人很快回復道：“當然，咱們抓緊吧。今晚怎麼樣？在我家？看來我不能陪孩子們了。”

我們是幾個月前通過朋友認識的，他是一家當地風險投資公司的有限合伙人，以支持藝術而聞名。他的興趣點與我們的目標非常一致。由於我們之前一起吃過幾頓飯，所以對於這一次的見面地點，我並沒有多想。

但我出發前，還是先回了趟家，把裙子換成了普通的褲子，配上一件寬鬆的高領毛衣。我把頭髮扎了起來，讓自己的裝束盡可能地凸顯職業范兒。我估計他妻子會在家，所以不想給他們倆留下不好的印象。

但我的擔心似乎有些多余，他妻子並不在家，而我也很快意識到，我准備的檔案也都不再重要。

簡單寒暄之后，他緊靠我坐在沙發上，開始對我的穿品評起來。他放下手中的酒杯，開始給我按摩肩膀。當他的手繼續向下滑時，我講了一個緊張的笑話，借勢迅速遠離了他。我靠向沙發的一角，交叉雙腿，試圖阻擋他。但他絲毫沒有放棄的意思，而是繼續靠近我。

我起身在房間裏走動起來。為了向他施壓，我提起男士們經常在商務會議上對我的一些不當舉動，希望他能有所收斂。

“是的，這很艱難。你的確不能什麼，因為這是個環環相扣的圈子。”他這話時，口吻中似乎帶同情。

如果我選擇投訴，或者大吵大鬧，叫醒他睡在隔壁的孩子，我們肯定會各各話，最終演變成一場“羅生門”。但就像科技行業的無數性騷擾案例一樣，即使此事成為媒體頭條，也無助於改變現狀。考慮到他在這個圈子的地位，以及他殷實的財富，誰會相信我的話？他們只會認為，這是一個小女人因為得不到風投的錢而亂噴一氣。

接下來，我們還是繼續談工作，而他也仍會時不時地動手動腳，直到我最終找藉口離開。這一次，我本可以更加謹慎。但當一個女人試圖在男人的世界中打拼時，性別歧視早已成為家常便飯。

女性創業者的辛酸

在遭遇這個“按摩師”前，我還碰到了一個“鑽石王老五”。在聽完我的商業計劃后，他表示很有興趣多花些時間了解我。他，他當時正在尋找配偶，然后一一列舉了成為她的妻子所能享受的種種“福利”，包括住在舊金山的一套400萬美元的公寓。這簡直像是18世紀的“權宜婚姻”。在這種情況下，我都會禮貌地轉移話題，避免挫傷對方的自尊。

不久之后，我都會在與人會面時佩戴一些簡單的金飾。當潛在投資人問起我的配偶時，解釋起來可能有些尷尬，但卻有可能阻止更多的尷尬。

受害人在遭到騷擾時保持沉默，無助於問題的解決，騷擾者也會因此逃脫懲。我深知這一點，但這就是商場。每個聽過我講述“鑽石王老五”故事的人都認為，在完成融資前，我應該“順勢而為”。沉默似乎是我在創業過程中所必須做出的犧牲。

與男性創業者不同，他們的穿可以隨心所欲，既可以是牛仔褲和連帽衫，也可以是剪裁講究的套裝，但我卻必須謹慎挑選衣服。既要凸顯女性氣質，又不能太性感；既要整潔幹練，又不能太貼身；既要美麗大方，又不能太貴。我唯恐人們認為我缺乏自我展示的能力，或者不夠鬥志昂揚。我會盡量保持專業性，但又不能太過沉悶，以免讓人以為我的品缺乏創意。我髮型也總是很保守，總會把頭髮扎起來。

在國際開發領域工作的10年間，服裝是我消除性別隔閡的工具，也是我得以進入這個男性主導的專業領域的關鍵戰略。我們將此稱作“第三性別”。在硅谷這個全世界最具超前思維的地方，我似乎需要採取同樣的策略。

但除了穿外，我還需要付出更多。我必須塑造自己的商人形象。我讓自己的盟友和同事停止使用某些描述，例如“自然之力”(force of nature)或“鞭炮”(fire cracker)，因為這會帶有性別假設。我還讓我們的業務開發主管從公司和我本人的描述中，刪除了性別代詞，轉而使用“這位CEO很傑出。我從未見過工作如此努力的企業家。”這樣的法。我們越長時間不提及我的性別，業務就發展得越好。

性別歧視已成硅谷特色

我的這種經歷並不罕見，問問惠特尼·沃爾菲(Whitney Wolfe)、凱瑟琳·明秀(Kathryn Minshew)和海蒂·羅伊森(Heidi Roizen)就知道了。女性創業者遭受的不公似乎已經成為硅谷的特色，而非瑕疵。

如果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只限於年齡較大的一代人，那可以看看28歲的賈斯汀·馬丁(Justin Mateen)的評論。他認為，由於Tinder有一位女性聯合創始人，“讓該公司看起來像是個笑話”，而且降低了該公司的價值。還有一位20多歲的Twitter員工也對我：“你應該請一個呆頭呆腦的男人來代表你的公司。這樣可以提升你們的形象。”

不光是男性，女性有時候也會“推波助瀾”。有一次，當我向一群投資人做介紹時，台下的唯一一位女性開始連珠炮式地發問，包括“你父親給你錢了嗎？”“你到了開車的年齡了嗎？”“你這樣的鞋是怎麼上台階的？”結果，原本20分鐘的介紹，變成了三個半小時的審查。

我和我的團隊至今還會拿那件事開玩笑。但在籌備這類投資人見面會時，這可一點都不好笑，因為除了營收預期和退出方案外，我還要應對很多不合時宜的個人問題。

對女性創業者而言，在建立人際關係的過程中，尋找安全空間同樣不易。很多男性CEO都是在休閒互動中建立人脈網絡的，通常是在酒吧。“一旦你跟某人一起喝醉了，你們就成了朋友。”一位創業者，“以后再要尋求幫助，或者讓他幫你引薦別人，就會更加容易。”

但對女性而言，在工作場合之外保持CEO的身份卻很困難。在酒吧裏、在游艇上、在會議中，女性通常扮演“花瓶”的角色。

有一次，一位天使投資人邀請我和多位風險投資家參加一個游艇派對，以便我能“在輕鬆的氛圍中更好地了解他們”。但這位投資人卻曾經對我的一位男性同事，那次活動非常棒，因為“每個人都有多位金髮女郎相伴”。

解決方案

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答案並不在於多成立幾隻以女性為投資重點的基金。如果我只與女性投資人探討自己的業務，那就將大幅減少我的融資選擇。

我們真正需要的是公開討論性別、權利和尊重這些古老的話題，而不能僅限於女性之間。

正如阿曼達·海斯(Amanda Hess)所，很少會有男人厭惡女性。即使是上文提到的那位“按摩師”，也依然會就投資進程與我聯繫——很顯然，由於我沒有直接反抗他的不當行為，他並不知道自己的行為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何種印象。

對這種問題缺乏認識的不光是騷擾我的人。無論是我們的投資人，還是我手下的員工，很多優秀的男士似乎也都不在意我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的額外障礙和騷擾。當我與他們對話時，這些男士可以成為我的盟友，但跳出了這種環境，他們就不是了。

曾幾何時，投資人會仔細思考自己的地位會對他們與企業家的關係生何種影響，但那已經成為過去，尤其是對不斷增加的天使投資人而言。然而，正如任何雇主要求與員工發生性關係的做法，都不可能得不到認同一樣，無論投資人認為自己的性暗示是否合適，也都應當謹慎行事。

永遠不會有哪家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負責調解創業者與潛在投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當我或其他任何一位女性創業者出現在你的門前，或者在餐館和酒吧與你見面時，你都應該認為我是來這裏談生意的，並無其他意圖——即使我把頭髮披散開來。

當有人對我的外貌品頭論足時，我會告訴他們：我經營公司靠的不是你能看到的這些東西，而是依靠我的內在素質。你越快意識到這一點，我們之間的相處就會越融洽。

我渴望有一天，人們我的性別不會影響人們對我的公司的看法。與此同時，如果科技界的女性希望“向前一步”(lean in)——正如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書中對我們的勸告一樣——我們就必須武裝起來。(書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