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再耗十年 大陸與港臺之間的矛盾就可自然消解

台北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包淳亮認為，或許再耗上十年，大陸與港臺之間的矛盾就可望走出低谷。

台北中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包淳亮認為，十年之后，中國大陸“高考擴招”的一代人開始進入四十歲，三十、四十之間的這一代中國人平均素質，可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最高水平。與前代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增，而與年輕世代相比，則還保有奮發拼搏、苦干實干的良好品質。中國人的面貌由此將被重新定義，並深具魅力。由此來說，或許再耗上十年，大陸與港臺之間的矛盾就可望走出低谷。這一觀點值得理論界參考。

臺海兩岸之間，與大陸和香港之間的衝突，最近幾個月屢次成為頭條新聞；更大的衝突似乎還在醞釀之中，特別是在香港，“佔中”的前景令人不安。

人們很容易指出矛盾的第一根源，即自詡進步的台灣與香港，隨著“相對落后”的中國大陸的主導地位日益增強，而產生對於自身“價值”喪失的不安所引起的反抗。雖然大陸的“相對落后”不是全面落后，港臺的所謂“價值”也不乏扭曲甚至可疑之處，但港臺的主流民意，無疑仍沉溺於此種良好的自我感覺。

大約五年后，中國大陸以名義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就會超過美國，深圳等沿海大城市屆時的人均不僅已經超過台灣，也將接近香港的水平。而十年之后，中國大陸“高考擴招”的一代人開始進入四十歲，三十、四十之間的這一代中國人平均素質，可能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最高水平。與前代相比，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增，而與年輕世代相比，則還保有奮發拼搏、苦干實干的良好品質。中國人的面貌由此將被重新定義，並深具魅力。由此來說，或許再耗上十年，大陸與港臺之間的矛盾就可望走出低谷。

但是談政治不能只樂觀地看未來，眼前的衝突總得設法解決。《一國兩制白皮書》發表后，香港反對派進行公投，北京某報扮黑臉撰文批駁，但香港特首梁振英則指出，不能把13億人和700萬人對立起來，由此成了捍衛香港價值的白臉。

2005年大陸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台灣民意大幅反彈，可說扮演了黑臉；之后連戰率先訪問大陸，竟也受到台灣多數民意支援，由此使兩岸關係峰迴路轉，在兩岸都當了白臉。矛盾可以轉移，危機就是轉機。

破解危機，需要深一層認識矛盾，而矛盾首先都在於內部，且更早於大陸因素出現之前。台灣的內部矛盾一直是藍綠之間，這首先是官民之間，然后包含了族群、階級、統獨等多個方面的衝突。雖然大陸並不希望卷入台灣內部衝突，但在多個方面立場與藍營一致，結果綠營對抗藍紅，又被衍生為冷戰以來的自由民主與專制獨裁相對抗的意識形態衝突，藍營陷於被動。

不過，大陸還能從對抗中看見轉機；其一，“共產黨”的階級立場與群眾路線，能夠對綠營民眾起相當作用；其二，台灣的選舉政治使綠營政治人物一樣需要商界支援，使得“以商圍政”也適用於綠營。其結果是，雖然兩岸之間矛盾頗深，但大陸似乎穩住了局勢。等“太陽花”一代傾獨學子走入社會，他們都將面對更具魅力，也更令人忌憚的中國大陸；只要“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意愿繼續被大陸尊重，兩岸形勢可望繼續穩固。

雖然西方民主制度產生的嚴重政治內耗，使其對於台灣本身的發展前景未必有利，但對於兩岸關係卻未必是負面因素；台灣已獲確立的民主政治遊戲規則，使得各種社會矛盾能夠進入政治場域予以疏通。大陸在台灣可以縱橫捭合，且避免直接面對矛盾，而大陸在香港卻缺乏可堪比較的疏通管道，各種勢力之間的角力更加赤裸直接。

過往殖民地香港還有著英港矛盾，中港之間尚非主要矛盾；香港回歸前后經濟泡沫破裂，蛋糕難以做大，而所謂的“最自由”經濟體制下的“分蛋糕”結果，又使香港成為全球貧富差距、裙帶資本與種族歧視最嚴重的富裕社會。這樣的香港焉能不政治化？香港既然不免於政治化，則對大陸而言，又能夠不是大陸所主導的政治化？但大陸主導的政治化，又焉能不拋棄十余年來商人、公務員菁英統治的酬庸、收買小圈子，拋棄“維穩”優先的慣習，改為面向群眾、爭取群眾、依靠群眾？

大陸對臺政治強調面向中下層、中南部、中青年，釜底抽薪，就為了長遠而言做到“為了群眾”、“相信群眾”；與此相對，蜻蜓點水的“走入群眾”注定無濟於事。對於已經回歸的香港，大陸還必須“發動群眾”、“組織群眾”，這都需要“做工作”，這也意味需要有能夠進行“工作”的組織人力，需要有利於“工作”的政策配套，需要展開“工作”的戰略佈局。只有走面向基層的群眾路線，支援捍衛多數民眾利益的社會民主，組織起群眾，才能在面對群眾、面對民主的訴求時舉重若輕，甚而引導民主、推進民主。

由此，大陸必然得對“不干預”進行再思考。過去鄧小平提過“三個有利於”，大陸的港臺政策，也應該從考慮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力，有利於增強凝聚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著眼。過往大陸絕對落后，“不干預”、“井水不犯河水”或許就是實現三個有利於的最佳舉措；現在大陸發展日新月異，可以逐漸放棄“摸著石頭過河”、改采“頂層設計”了，難道還看不到“不干預”比起“民主”，實在算不上什么值得重視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