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軍洛：國企工人大下崗的真相

文章摘自劉軍洛《中國式金融魅影》

提要：不該發生的90年代大下崗帶給中國被私有的扭曲。國企改革導致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失業，高等教育產業化以及醫療產業化都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負擔。當年的改革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實際上是中國發展戰略的重大失誤。當時的政策下使得大批的國有企業破產，讓許多的研究機構關閉，使中國的創新能力衰退。

為什么1998年中國宏觀政策推動中國國有企業職工大量下崗和中國住房市場商品化呢？正是1998年，中國財政部發行2700億人民幣特種國債，用於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使資本金充足率達到了8%。接著，到1999年迅速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購買了四大國有銀行1.5萬億人民幣的壞賬。2004年～2005年，中國財政部動用600億美元外匯儲備，注入中國銀行(601988,股吧)、中國建設銀行(601939,股吧)和中國工商銀行(601398,股吧)，用為壞賬埋單的形式“勾銷”壞賬。而事實上，1998年～2005年中國共計投入3.5萬億人民幣進入中國銀行業，這筆錢相當於2005年中國經濟gdp的1/5。這是讓所有中國人汗顏和無助的事情。1998年的中國主要經濟學家，不可能不了解美國經濟早期的思想體系。同時，1998年他們也不可能不知道這樣的所作所為，必然會導致中國社會迅速出現強大的金融集團、強大的巨型企業和強大的壟斷資本。

毋庸置疑，1997年～1999年全球石油價格不僅相當的廉價，包括全球其他中國急需的重要資源都正處於價格非常低的時期。同時，1995年開始中國糧食產量加速度上升，到1996年中國糧食產量第一次突破5億噸，1997年中國糧食產量是4.94億噸，1998年中國糧食產量是創出歷史紀錄，達到5.12億噸，1999年中國糧食產量是5.08億噸。

1997年～1999年中國運行在糧食大豐收的自然周期中。而1997年～1999年也是東盟經濟、日本經濟、俄羅斯經濟和拉美經濟債務危機大爆發的時期。尤其俄羅斯經濟和拉美經濟，這些全球重要的資源供給國家，當時極其迫切的需要大量出售資源，來獲取美元進行債務結算。

所以，1997年～1999年，中國經濟應該趁機開足馬力加速發展。如果當時能夠進行超級的基礎建設擴張，進行超級的貨幣供應擴張，把貿易盈余大把花出去低價抄底全球資源，中國的歷史要改寫，世界的歷史也要改寫。

當時我們的貿易盈余累計1131.7億美元，去搶購全球重要的資源。現在，可以創造幾十、幾百倍甚至是乘數效應的財富。這對於當時的中國經濟是上天給予的重要時期。

重要的是，我們當時的1131.7美元的購買力。對比今天的5291.7億美元的購買量幾乎相當。相對當時的國際物價，可見當時中國是真正的富有。並且，如果1997年～1999年我們向俄羅斯和拉美國家購買資源，這些國家會當救命稻草般，迫不及待地傾銷給我們。

此時，我們不難發現，如果1997～1999年中國能夠放棄讓5000萬國有企業職工的“下崗再就業”的政策，以及放棄同時進行的房地產市場的商品化改革，去參考和學習美國政府早期推動社會基礎建設的大浪潮的成功模式，來推行中國大規模的政府財政擴張，推進一場中國基礎建設的大浪潮。那么，中國的經濟資源不僅是綽綽有余，並且，對於中國經濟使用世界資源成本也是“最優成本”。

所以，當時我們不僅浪費了全球資源價格嚴重廉價的時期。更重要的是，當時盲目的猛烈經濟市場化實際是制造了今天中國貧富分化的重要原因。因為，人類的經濟歷史中，任何一場經濟制度的最新制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首先保障經濟增長速度。而在經濟增長速度低迷的時刻，強行推進經濟制度的重新設計，必定演變成社會財富的權貴時代。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1997年～1999年，中國經濟處於財富增長的世界大環境中，史無前例的豪華。可以得心應手、呼風喚雨地“拿來”全球各種資源為中國服務。在全球財富滾滾而來地涌到中國國門時，為什么要拒送上門的財富於國門外，從而對中國國內造成巨大的連續性的損失，剝奪了中國經濟正常的發展財富軌跡呢？

這樣，我們就可以作一個簡單的對比。1890年，美國的城鎮化率達到30%水平，到1910年，美國的城鎮化率達到了46%的水平，這一共用了20年時間。1998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33%，到201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是47%，時間略短於美國時間。

中國的經濟資源實際是非常強大的。在1997年～1999年，如果我們能夠不去人為地壓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包括不去推行大量經濟制度重建，那么，今天中國社會的住房問題就不會是今天的災難問題，中國百姓才能獲得中國經濟增長的利益。到如今這一切只能都是假設當年了。以十年前的土地價格計算，我們讓房地產商人來主導我們的房地產商品市場，是絕對愚蠢和自毀長城之舉。

當時，中國處於經濟塑形期的早期基礎建設時期，當時中國社會本應該進入一個史無前例的、加速度城鎮化和股市超級上升的經濟大周期。

所以，1997年～1999年中國也是本應該處於強勁的經濟增長時期。當時，中國經濟處於超級通貨緊縮時期和超級財富的外部購買力大時期。任何一個國家都會同步大規模推進社會基礎建設和大幅度提高居民購買力，但我們推行了大規模失業、推行了取消福利房分配和大規模減少基礎建設的一系列措施。1997年～1999年本應該是上帝賦予中國經濟大騰飛的時候，結果卻遭遇以主流經濟學家為首的中國經濟大改革。也就是，中國經濟的先天和自然財富，最終被中國少數人用洗腦和改革的方式掠奪。而更加具有悲劇色彩的問題，我們中國並沒有依靠1997年～1999年的超級經濟改革，獲取到世界的核心技術地位，至今我們還只是復制了古老的經濟增長模式——依靠大規模模仿世界低技術和依靠大規模的農業人口轉移的經濟增長模式。

據《中國統計年鑒》的資料,我國原有國有企業的職工1.1億人,1998年國有企業職工人數則為5200萬人,而原為4000萬人的集體企業職工,更是銳減為1000多萬,這減少的7000多萬原有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職工,除一部分直接轉到非公有制企業外,大部分人都有一段或長或短的下崗或失業的經歷。以一家三口計算,受到直接影響的人群超過2.1億,間接影響的人數就更多。

所以，1997年～1999年的中國超級經濟改革的真正受益人，今天只有兩個階層的人群：一群是，中國的房地產商人、銀行業、煤炭老板和權利的財富人群；另一群是，美國全球化戰略成功的受益者們。

至今為止，我一直談論美國強盛的秘密是來自“中國經濟學家＋中國媒體” 這兩個行業在中國的興盛。中國經濟學家負責制造毀滅性錯誤的經濟政策，中國媒體負責把思維錯誤以百姓各種喜聞樂見的形式，送到中國每個民眾的大腦里。

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以后，后“4萬億”迅速催生經濟、結構性產能惡性過剩后，國際上各個國家也都處於經濟萎縮狀態，無法大量進口中國國內產品，中國的企業沒有龐大的后續資金來支撐“4萬億”以后的重復性、惡性經濟建設，大范圍的中小企業破產，甚至剩下的很多企業變成了融資平臺，失去了容納工人就業的功能。這些離開崗位的工人，如同1994年的失業潮，他們四處找工作，打零活兒，也有走上了個體戶的道路。由於美國制造業的再復甦，中國經濟全面變相緊縮，國企在美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下，頁岩氣率先發力，無人駕駛汽車，大數據時代，3d列印的潛在沖擊下，中國的國企正在成為落后被淘汰的那部分。在面對經濟形勢的惡化，失去競爭力的國企也同時意味著職工的大下崗。

中國的失業正在自下而上，步步推進。中國經濟政策到了如履薄冰的時代，一個錯誤的結果即將到來——多米諾骨牌似的全民失業潮。這次失業的到來不僅僅是1994年大失業的再版，以公務員失業為標志的大失業潮，其嚴重的破壞力將遠遠超過1994年。在好多人面臨著高額的房貸、車貸、教育貸的背景下，失業意味著沒有穩定的收入可以負擔這些貸款，在銀行催繳的情形下不得不賣房賣車還清這些負債。

純粹的失業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伴隨而來的物價上漲和貨幣貶值、房價暴跌，人們無以為生，那時，最火的生意是討債公司了！人們在空氣污染、水源污染、食物污染中掙扎，缺乏醫療保障，疾病蔓延，一個個家庭被拖垮，家徒四壁。這是毀滅性的陣痛，毀掉中國親歷這次失業潮的所有受害者。中國人在哭嚎中等待拯救或者毀滅。

國企改革導致大批國有企業工人下崗失業，高等教育產業化以及醫療產業化都加重了弱勢群體的負擔。當年的改革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實際上是中國發展戰略的重大失誤。當時的政策下使得大批的國有企業破產，讓許多的研究機構關閉，使中國的創新能力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