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塊鏈

邵詩巍律師 | 銀行卡因收到涉詐資金被凍結不能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從而認定構成犯罪

金色財經2026-11-08 16:00

「因買賣虛擬貨幣收到涉案資金、涉詐資金，銀行卡被凍結，之後仍繼續交易」——在涉幣類案件當中，很多單位會以此為由，推定虛擬貨幣交易的主觀明知，進而認定行為人涉嫌幫信罪、掩隱罪、詐騙罪、非法經營罪、開設賭場罪等罪名。

所以，買賣虛擬貨幣過程中，若受到涉詐資金，仍然繼續交易，必然構成犯罪嗎？

‌

I 本文作者：邵詩巍律師

1 凍卡為何會被辦案單位用來推定幫信罪「明知」？

本文主要討論幫信罪中的「明知」認定。辦案單位推定行為人主觀明知的依據主要來自兩個文件。

一是2019年兩高《關於辦理非法利用資訊網路、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9〕15號）第十一條第一項：「經監管部門告知後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可以認定行為人明知他人利用資訊網路實施犯罪。」

二是2025年兩高一部《關於辦理幫助資訊網路犯罪活動等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意見》（法發〔2025〕12號）：因涉詐等異常情形被金融機構、電信業務經營者、網路服務提供者採取限制、暫停服務等措施後，仍然實施有關行為的。可以認定幫信罪的「明知」。

‌

2 虛擬貨幣買賣不能直接套用「兩卡」犯罪的認定邏輯

雖說從以上兩條規定的法律效力來看，適用於包括涉幣類案件的所有幫信罪案件。但需要注意，幫信罪雖然在2015年就已設立，真正被大規模激活是2020年10月「斷卡」行動之後。斷卡行動的打擊對象就是非法開辦販賣電話卡、銀行卡，法發〔2025〕12號全文也多處使用「涉『兩卡』幫信犯罪案件」這一表述，將兩卡犯罪作為幫信罪的典型場景來規定認定標準。

換言之，這些推定規則在制定時所預設的典型行為模式，是行為人將銀行卡出租、出售給他人，或者幫他人代收代付——銀行卡只是一個過賬通道，錢進來再轉走，帳戶本身就是為上游犯罪服務的工具。在這種模式下，銀行卡因涉詐被凍結，警示意義非常明確：你把自己的銀行卡給別人用，代收代付不乾淨的錢。並且在卡被凍結之後繼續提供銀行卡，推定主觀明知當然成立。

但虛擬貨幣買賣和出租出售銀行卡完全不同。買幣方向賣幣方的銀行卡打款，賣幣方收到人民幣後釋放USDT等虛擬貨幣，交易完成。行為人用的是自己的銀行卡、做的是自己的買賣、賺的是市場差價，這跟把銀行卡借給別人走賬，在行為性質上有本質區別。

所以，不能因為地下錢莊、黑灰產常用虛擬貨幣來去轉移資金，就一棒子打死所有買賣虛擬貨幣的交易對象認為只要銀行卡被凍結仍繼續交易就推定主觀明知。

但是司法實務當中，部分辦案單位將買賣虛擬貨幣本身理解為為上游犯罪分子提供銀行卡接收資金，從而認定當事人構成犯罪。

那麼在司法實務中，是否所有案件都按照這個邏輯走到底？並非如此。已經有不少公訴機關在審查起訴階段對這種認定方式作出了糾正，以下兩個不起訴案例具有典型參考價值。

3 兩份不起訴決定書提供了什麼辯護參考？

1、陳某案（案號：萬檢刑不訴〔2022〕Z74號）

陳某組織其妻子及多名成員在廠房內開設工作室，利用電腦和手機分兩班倒、24小時不間斷地在火幣網從事比特幣和USDT交易，賺取差價和傭金。經查，陳某團隊使用的23個銀行帳戶共產生47748筆交易流水，金額達12億餘元，其中28044筆、共計約10億元的交易流水因涉詐被全國各地公安機關查詢、止付、凍結，涉詐比例高達79.68%。更關鍵的是，陳某團隊的25個銀行帳戶均在不同時期被全國各地公安機關止付凍結過，陳某等人在向公安機關諮詢凍結原因、申請解凍的過程中，已經被明確告知銀行卡資金涉嫌電信詐騙等資訊網路犯罪。即便如此，陳某團隊仍然沒有停止交易，繼續組織人員24小時從事虛擬貨幣買賣，累計獲利260餘萬元。

從案件事實來看，涉案金額12億、涉詐比例近八成、被公安機關多次明確告知涉詐仍不停手——幾乎每一項不利事實都直接指向「主觀明知」的推定。但公訴機關最終認定公安機關指控陳某等人涉嫌幫信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對全部涉案人員作出不起訴決定。

2、唐某某案（案號：和檢一部刑不訴〔2020〕6號）

唐某某自2018年起在火幣網從事虛擬貨幣交易。2019年7月9日，火幣網用戶「石某某」向唐某某購買USDT，分14筆向唐某某的建設銀行卡轉入共計59.47萬元。而這筆資金的源頭，是一起冒充公司領導的電信詐騙案——被害人被騙121萬元後，贓款經多層銀行帳戶層層轉賬，最終由石某某以買幣的形式流入唐某某的卡中。同日，另一起詐騙案中被害人被騙180萬元，其中5萬元也通過相同路徑進入唐某某帳戶。更不利的是，唐某某此前已有多張銀行卡因資金異常被銀行風控和公安機關凍結，但他仍然通過風控不嚴格的蘇寧電子銀行和浦發銀行繼續進行交易。公安機關據此認定：銀行卡被反覆凍結還換卡繼續做，說明主觀明知，構成幫信罪。

同一天收到同一個人分14筆打入的款項、資金可追溯至詐騙被害人、多張銀行卡被凍結後仍換卡交易——這些事實在表面上確實很難為唐某某辯解。但公訴機關經兩次退回補充偵查後，仍然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實唐某某主觀明知對方利用資訊網路實施犯罪，客觀上也不能證實其為他人提供了支付結算幫助，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

兩個案件的共同點在於：公訴機關沒有因為「銀行卡曾被凍結過」、「凍結後仍繼續交易」就直接推定明知，而是回到了具體事實去審查行為人的主觀認知和客觀行為性質。

這兩個案件雖然不能證明所有虛擬貨幣交易者在凍卡後繼續交易都不構成犯罪，但足以證明：「凍卡後繼續交易」不是可以脫離其他證據獨立完成定罪的事實。

這對於律師的辯護工作來說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4 銀行卡被凍結後繼續交易，律師應當審查哪些事實？

法條給出的是推定規則，而推定本身是允許被推翻的。辯護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時，核心工作就是從案件細節中找到足夠的反證。結合上述兩個案例，至少有以下幾個維度需要重點審查。

第一，行為人是獨立的交易方，還是資金轉移的通道。

這是最核心的區分。在傳統兩卡犯罪中，行為人把銀行卡出租或出售給他人使用，銀行卡是中轉站——錢進來之後很快轉走，流向下一個帳戶，行為人的帳戶只是資金流轉鏈條上的一個節點。但在虛擬貨幣買賣中，情況完全不同：行為人用自己的銀行卡收款，收到人民幣後釋放USDT，交易完成，資金流入後就停止了流轉，帳戶是交易的終點而不是中轉的通道。

唐某某案中，公安機關的指控邏輯是：被害人的錢經過層層轉賬，最後流入唐某某的卡，唐某某給了USDT，這就等於幫人把錢「洗白」了。但從唐某某的行為來看，他在客觀上表現為：收到人民幣，轉出USDT。這是一個買賣交換流程，而不是：收到贓款，再將贓款轉入其他帳戶或換成其他資產轉給上游。他的帳戶是資金鍊條的終點，不是中轉站。公訴機關正是基於這一點，認定唐某某的行為不符合「為他人提供支付結算幫助」的客觀特徵。陳某案同理，陳某團隊是自己在火幣網上買賣虛擬貨幣，賺取差價和傭金，銀行卡是自己使用的收款工具，而不是提供給他人的過賬通道。

這個區分直接決定了行為到底定性為「買賣」還是「幫助」，是辯護律師首先需要釐清的事實。

第二，凍結措施究竟向行為人傳遞了什麼資訊？

僅僅是「凍結後繼續交易」不足以推定明知，需要進一步審查行為人對凍結原因的認知程度。是被公安機關明確告知資金涉詐，還是僅僅收到銀行的籠統風控通知？陳某案中，雖然團隊成員在向公安機關諮詢凍結、申請解凍的過程中被告知有關銀行卡資金涉嫌電信詐騙，但公訴機關仍然認為不能據此推定明知。

原因在於，在虛擬貨幣交易場景下，銀行卡被凍結是高頻事件，很多交易者對凍結的理解是「交易對手的錢有問題」，而不是「我在幫人洗錢」。凍結給虛擬貨幣交易者的警示程度，跟給出租銀行卡的人的警示程度，是不一樣的。

第三，交易價格與獲利方式是否異常？

如果買賣價差處於正常市場波動範圍內，說明行為人賺的是市場差價，這是正常的商業行為。但如果價差明顯偏離市場價格，比如以遠低於市場價的價格出售USDT，那獲取的就不是交易利潤，而更像是「服務費」，這就指向行為人對資金性質可能存在認知。

從上述兩個案件最終均獲不起訴的結果來看，大機率可以推斷陳某和唐某某的交易價格處於市場正常區間。因為如果交易價格明顯異常，公訴機關很難作出證據不足的認定。反過來說，正常的市場價差恰恰進一步削弱了「明知」的推定基礎——一個賺正常差價的交易者，沒有理由去主動接收髒錢。

第四，交易對手從哪裡來，行為人能夠了解多少？

行為人的交易對手是通過交易所平台系統自動匹配的，還是通過Telegram、微信群等渠道對接的固定上游？前者意味著行為人無法選擇也無法知道對方是誰、資金來源如何；後者則意味著行為人對交易對手有更多了解和選擇餘地。

唐某某案中，石某某通過火幣網向唐某某購買USDT，屬於平台撮合交易。唐某某作為賣方，是被平台系統匹配到這筆訂單的，他對石某某的身份和資金來源缺乏主動了解的渠道。更關鍵的是，石某某本人的身份和角色在案件中沒有被查清——他到底是詐騙集團的成員，還是只是一個普通的買家？如果石某某本身就是涉詐資金的「最後一手持有者」，他拿了USDT之後自行處置，那唐某某就只是一個正常的交易對手方，而不是洗錢通道中的一環。這些事實上的空白，恰恰構成了推翻「明知」推定的有力反證。

以上幾個維度不是孤立的，需要結合起來綜合判斷。有時候單一因素不足以推翻推定，但多個因素疊加，就能形成有效的反證體系。

5 銀行卡因收到涉詐資金被凍結，不是定罪的結論

銀行卡因涉詐被凍結，不能當然推定買賣虛擬貨幣的行為人主觀明知。法條給出的是推定規則，不是定罪公式。虛擬貨幣類案件的交易結構、資金流向、行為人的認知狀態，都有別於傳統兩卡犯罪，不能簡單套用同一套推定邏輯。

涉幣類案件之所以容易出現推定邏輯的簡單套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貨幣OTC交易本身有其獨特的行業模式——平台撮合、自動匹配、幣和錢的雙向交割、凍卡的高頻發生——這些對於不熟悉這個行業的辦案人員來說，並不容易在短時間內理解和接受。而辯護律師的價值恰恰在於，既要懂法律規則，也要懂行業邏輯，拆解這種概括性的推定，逐一審查每一個推定要素是否真正成立。從交易模式到資金流向，從凍結細節到價格結構，每一個維度都可能是突破口。這種從事實中發現問題、從細節中構建反證的能力，是刑辯律師介入此類案件最核心的專業價值。

特別聲明：本文為邵詩巍律師團隊的原創文章，僅代表本文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對特定事項的法律諮詢和法律意見。文章轉載 | 法律諮詢 | 業務交流，請聯繫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