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的地平線：劉易斯拐點與通貨膨脹裂口

這是我們在2010年9月撰寫的一篇研究報告，主要討論中國低階勞動力市場的情況及其長期影響。

基於包括不同種類農產品(000061,股吧)價格等在內的一系列證據，我們當時認為中國已經走過劉易斯拐點，並推斷這至少將產生兩個方面的長期影響：一是消費物價cpi的中樞水平將從此前2%左右上升到3-4%之間。二是在消費物價cpi和生產資料價格ppi之間將產生一個顯著的價格裂口。

五年以后回頭來看，這些判斷和預測大體上都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例如，中國2001-2010年期間cpi的平均水平為2%，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為3.2%，中樞的上升十分明顯，並且落在我們的預估區間內。實際上，過去五年的大部分時間里，經濟增速均低於政府的合意水平，這使得cpi的平均水平更容易向下擺動。

再比如，2001-2010年期間cpi與ppi平均值的差（即我們所說的價格裂口）為0，過去五年這一裂口的平均水平為2%，裂口的擴大十分明顯。

這篇報告五年以前曾經受到廣泛的批評。一種看法認為中國農業部門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遠未跨過劉易斯拐點。現在支援這種看法的人已經很少。

另外一種看法當時認為物價的核心是貨幣供給，與低階勞動力市場的狀況沒有關係。實際上，消費物價與生產資料價格的裂口本質上是一個相對價格，是食品和服務相對於工業品的價格，這一相對價格並不受貨幣供應的影響。

無論如何，過去五年宏觀價格數據的表現與我們此前的預測大體吻合，再加上物價裂口本質上是一種相對價格的事實，清楚地顯示這種批評意見也是靠不住的。

這篇報告更加重要的意義在於：由於cpi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中的顯著影響，cpi中樞水平的上升會一般性地迫使中央銀行采取更加緊縮性的政策立場。這也許更基本地解釋了為什么過去五年，在幾乎所有類別中，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都顯著高於歷史平均水平和可比水平。

因此，在中央銀行近期再次降息和半年之內三次降息的背景下，再來回顧和討論這篇文章，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由此，我們再次刊發和推送這篇文章，供大家批評和思考。

上升的地平線

--劉易斯拐點與通貨膨脹裂口

尤宏業莫倩高善文

2010年9月1日

內容提要

未來幾年中國cpi波動的中軸水平將出現系統性抬升，從過去十年2%的均值水平上升到3-4%。由於同期ppi的波動中軸大體穩定，cpi與ppi之間將形成明顯的通貨膨脹裂口。

產生這一裂口的關鍵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以及未來青壯年勞動力數量的下降，低階勞動力工資水平持續快速上升，從而系統性地推高農產品價格；由於工業部門技術進步較快，以及國際競爭的存在，價格壓力並不明顯。實際上，在許多服務領域，由於技術進步方面的限制，也會呈現持續的價格上升壓力。

我們仔細研究了日本經過劉易斯拐點時期的通貨膨脹表現，清楚地看到cpi波動中軸抬升，以及cpi和ppi之間出現長期裂口的事實。韓國和台灣的數據也清楚地顯示在劉易斯拐點附近食品價格相對工業品快速上升、以及通貨膨脹裂口出現和擴大的事實。

我們深入分析了中國農產品價格的時間序列數據和橫斷面數據，認為存在比較充分的證據顯示中國經濟已經走過劉易斯拐點，低階勞動力工資水平正在呈現相當快速的上升，其對農產品和服務業的價格壓力逐步顯現，這一變化對通貨膨脹和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值得重視。

本文首先簡單回顧了劉易斯拐點的理論及其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然后，研究了日本、韓國和台灣在走過劉易斯拐點時的案例；接下來深入分析了中國農產品價格的時間序列數據和橫斷面數據，並以此為基礎對當前低階勞動力的工資上升趨勢及其影響進行了具體推斷，最後總結了全文。

一、劉易斯拐點和通貨膨脹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1954）指出古典學派的基本假設——勞動力供給曲線是垂直的——在存在二元經濟的情況下是不正確的。所謂二元經濟是指經濟中存在正規部門和非正規部門，通常我們可以簡單的把農業部門看作非正規部門，而把制造業部門看作是正規部門。

因為農業部門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勞動力的邊際產出非常低，只能通過一些家庭和社區內的互助，使得個人的工資保持在維持生計的水平上，但這一水平要明顯高於勞動力在農業上的邊際產出。此時，工業部門的發展會吸納農業部門剩余的勞動力，勞動力供給曲線近似於水平，就業的擴張不會導致工資水平上漲。

只有到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被充分吸納的時候，勞動力在農業上的邊際產出開始高於其維持生計的水平，此時勞動力供給曲線由水平變為向右上方傾斜，工資水平開始隨著就業擴張而快速上漲。這一轉折就是所謂的劉易斯拐點。

那么，劉易斯拐點和通貨膨脹的關係如何呢？

從實證研究來看，經濟體在走過劉易斯拐點之后，往往伴隨著較長時間低階勞動力工資水平的快速上漲，最終隨著勞動力越來越短缺，經濟潛在增速也會受到影響。

工業部門生產的大多都是可貿易品，特點是技術進步速度較快，有較多的方法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從而降低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像沿海地區的工廠在人力成本快速上漲的壓力下，會選擇使用更多的機械來替代人力。比如原來洗車使用的是工人，現在可能利用機械進行全自動化洗車。雖然工人工資快速上升，但由於技術進步的速度較快，產品的成本並沒有過快地上升，產品價格相對穩定。

對於技術進步速度較慢的農產品和一些服務業而言，工資快速上漲意味著成本節節走高，產品價格相對工業品明顯上升。比如蔬菜種植，很難大量使用機械播種收割來節省人力；再比如理發，很難有方法明顯地節省人工。所以發達國家的工資水平更高，對應的蔬菜水果和服務業的價格更貴，但工業品價格和發展中國家差不太多。

所以，在低階勞動力工資水平快速上漲的沖擊下，由於有較快的技術進步，工業品的價格壓力可能不大。但技術進步較慢，低階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農產品將出現劇烈的價格上漲。農產品和一些非貿易部門價格的快速上漲，系統性地推高了整體的cpi中軸水平，並使之與ppi之間產生明顯裂口。

二、日本1960年代案例

以上的邏輯，在實際經濟中發生的情況是什么樣呢？我們從日本的案例（韓國、台灣以及更多國際案例的總結請參見附錄一）來檢查勞動力價格上漲造成的cpi中軸抬升，以及cpi與ppi的裂口。

（一）cpi和ppi的脫鉤

大概1960-1972年之間，日本的工資水平出現了近六十年以來最快的上升（圖1）。工資水平的快速上升，一方面是因為1960年左右，日本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勞動力供需出現轉折；另一方面，60年代日本制造業的快速發展，生產率的快速提升也是工資得以持續上漲的重要原因。

工資水平的快速上升，使得日本的物價水平出現了顯著的變化。在60年代，日本的ppi維持在平均1%左右的低位，但cpi卻在以5%為中軸進行高位震盪（圖2），ppi和cpi出現了顯著的分離。

回顧60年代的國際經濟環境，當時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處於穩定的局面，主要發達國家的通貨膨脹水平都不高（表1）（在1968年布雷頓森林體系不穩定之后，部分發達國家出現匯率的大幅貶值從而呈現較高的通脹）。日本當時實行固定匯率政策，國內貨幣政策相對穩定。在這種條件下，日本60年代的高通脹，以及表現出來的cpi和ppi之間的明顯裂口是值得仔細研究的。

（二）農產品和服務業推高cpi

既然60年代日本的工業品價格穩定，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整體的cpi？

我們可以檢查一下cpi的細項（圖3）。發現農產品和服務業價格在1960年之后開始系統地超越整個cpi，成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年工資水平大幅上漲之前，農產品和服務業價格漲速並不是太快。

從cpi細項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端倪（圖4）。我們選取了鮮菜和個人護理（主要是理發等服務價格）。因為這兩個產品和服務都是非常勞動密集型的，且技術進步速度較慢，其價格更能反映勞動力成本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日本鮮菜的價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漲，年均增速在10%以上，高於農產品的平均漲速。同時，日本的個人護理價格也以1960年為拐點，出現了平臺式的大幅上揚，其價格的中軸水平要高於服務業的平均增速。

總結起來，日本60年代工資水平出現快速上漲，雖然工業品由於技術進步等原因價格維持低位，但農產品和服務業的價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從而推高了整體cpi，導致了cpi和ppi的明顯裂口。

三、中國：從農產品價格看劉易斯拐點

（一）劉易斯拐點的判定

劉易斯拐點的定義是勞動力供給曲線由水平變為傾斜的點。但在實際中，我們很難直接測定勞動力供應曲線的形態，所以一般采取一些間接的辦法，有從總量供需的角度推測，有從勞動力工資水平和邊際生產率的變化入手。

中國的就業和收入體系的統計范圍較小，低階勞動力的就業和工資一般並不納入其內。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全國就業人員合計7.75億，但統計在內的在崗職工數量僅為1.15億人。而國家統計局估計的2009年農民工總量為2.30億人[4]，占總就業人口的約30%。從各種抽樣和估算的勞動力教育程度來看，中國大部分的勞動力為低階勞動力，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勞動力占總量接近80%[5]。如果沒有宏觀的數據，如何能從總量層面判斷經濟走過劉易斯拐點呢？

在自然科學中，如果我們無法直接觀測到一些物體的存在，通常使用觀察其他效應的方法。比如宇宙中大量的暗物質並不發光（也不發射其他波段電磁輻射），我們看不到它。但如果暗物質存在，它必定有質量，從而產生重力場，我們可以通過暗物質的重力場透鏡效應觀察到它。

中國的劉易斯拐點，正如暗物質一樣，我們很難觀察到勞動力供應曲線的變化；我們缺乏工資和就業宏觀層面可靠的統計數據；總量層面的供需估計也需要太多的假設。總之，直接處理這個問題非常困難。但我們可以觀察劉易斯拐點的“重力場效應”—農產品的價格變化。

劉易斯提出二元勞動力結構理論的時候，就指出觀察劉易斯拐點非常重要的指標是農產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在農村有過剩勞動力的階段，農業部門的勞動力邊際產出很小；但在劉易斯拐點之后，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價格迅速地和工業部門拉平，造成了農產品產出的下降壓力和價格相對的快速提升。（文章來源：愛思想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