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劃強調金融的服務定位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研究所研究員張超

《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馬上就要“滿月”了，各方對規劃涉及的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詳細的解讀。規劃中涉及“互聯網金融”方面內容被各方譽為“亮點”，關於此方面的解讀也是鋪天蓋地，在此筆者不想贅述。筆者認為解讀規劃除了重視其本身直述的相關重點領域，還需要讀懂規劃所表達的“潛臺詞”。

十三五規劃在金融領域的要求可以總結為一下六方面:一是服務實體經濟；二是構建可持續發展金融體系；三是建設綠色金融體系；四是建立雙向開放體制；五是發展普惠金融；六是提升金融治理能力。在筆者看來，這六大要求總結一句話就是:提升能力，做好服務。

習總書記11月18日在菲律賓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再次闡述:“要解決世界經濟深層次問題，單純靠貨幣刺激政策是不夠的，必須下決心在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使供給體系更加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央行周小川行長在解讀規劃時，認為“創新調控思路和工具”需要貨幣政策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增強宏觀經濟政策的針對性、準確性和前瞻性。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在參加《財經》年會2016:預測與戰略時表示:“當下我國經濟下行的問題，雖然也有需求總量和需求結構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不在需求側，&lsquo；病根&rsquo；在於供給體系和結構問題。”

結合習近平總書記、周小川行長、楊偉民副主任的連番表態和解讀，筆者在規劃發布后重點思考金融的“服務”能力。規劃對於今後5年金融業的“服務”能力提出:“堅持創新發展理念，全面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的總體要求，強調健全金融機構體系，構建金融發展新體制；發揮金融創新功能，培育經濟發展新動力；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創新調控思路和政策工具等三個具體要求。

從這三個具體要求看，前兩個要求是強化金融體系自身的能力，創新服務實體經濟的手段；后一個要求強調貨幣政策思路要由傳統的“大水漫灌”式總量刺激向“精準發力”式局部調控轉變，為轉方式、調結構、守底線提供有利的金融環境。

國家領導人和中央財經工作決策機構負責人的連續表態，說明決策層已經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我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和症結。而解問題單純依靠金融是很難奏效的，在這樣的經濟大環境下，金融應該成為服務經濟的“鎮痛劑”和“緩沖器”，不能越俎代庖充當拯救經濟的“救世主”。

現在我國經濟的主要矛盾在供給端，而供給端的主要矛盾又在於供給結構的不合理，主要表現為:低階、低附加值產品供給過剩，滿足需求的產品又供給不足。需求端與供給端發展嚴重失衡，導致供需兩端缺口越來越大。生產出來的產品沒有銷路，而消費者在境內又不能以相對低廉的價格購買到所需商品，造成我國實際購買力的大量外流，進而導致實際推動我國產業升級的動力不足，形成一種惡性循環。

造成這樣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過去我國對供給端重視不夠，過分強調對需求的刺激，並對居民收入結構發展缺少正確的把握，沒有意識到中產層的快速崛起。經濟在供給端一味發展排浪式產品，對於個性化產品供給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認識有限。同時，長期的政策刺激造成全社會的產業結構失衡。雖然我國經濟因為“刺激”而付出了較大的發展成本，但至少目前我們選擇的方向是正確的，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在“供給端管理”這樣正確的思路指導下，我國經濟恢復內生性發展動力充滿希望。

在目前宏觀經濟大環境下，規劃突出金融的“服務”性質，規避我國金融行業陷入“大金融”思潮的風險。“大金融”是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以“里根經濟學”、“撒切爾革命”和“華盛頓共識”等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為依托，催生出的依靠貨幣市場、資本市場、商品市場等虛擬經濟發展為主要動力的“脫實入虛”發展方式，而2008年金融危機是“大金融”的一次徹頭徹尾的失敗!

正如習總書記指出那樣，單純的貨幣政策寬鬆無法有效解決我國當前經濟的問題。資金供需鏈因去杠桿、去產能、環境硬約束等因素制約而運轉效率降低，貨幣對經濟的刺激作用邊際遞減，傳統政策傳導機制受損。一個結構性矛盾突出的經濟體不是通過金融業的大發展就能脫胎換骨。

在這樣的背景下，規劃強調金融業的“服務”性質為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指出了方向，並給市場提供了理性的預期。因此，在解讀規劃直述的內容的同時，強調對規劃“潛臺詞”的解讀不但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規劃對我國經濟中期發展的指導意義，更能從我國經濟發展的大局出發，從戰略的高度詮釋中央對我國經濟未來發展之路的謀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