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中國證券市場啟航——滬深證券交易所誕生記

這里有最大的銀行，這里有最大的油田，這里有最長的鐵路，這里有一年幾千億的融資額。而這一切，都從20年前的“老八股”掛牌開始。斗轉星移，截至2010年11月18日，上交所上市公司已達889家，市價總值18.09萬億元。也許再也用不了20年，這里就將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 ——上海證券交易所

這里是全球唯一的一家集主板、中小企業板、創業板市場于一身的交易平臺。2010年初，在美國泛歐證券交易所全球新股籌措資金排名中名列第一。在它的發展原點1990年12月1日，卻是一個極度冷清、尷尬的開場，全天只完成5筆交易，共成交了8000股深安達股票。20年后的今天，2010年11月18日，一個平常的交易日，它當天的成交金額即達1052億元。 ——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交所的發展沒有老師”

“如今讓我們欣慰的是，我們走過來了，我們今天不用再擔心意識形態問題，不用擔心姓社姓資問題，不用擔心做不好被關掉的問題。”2010年10月，已經身為商人的尉文淵在淮海路的辦公室里，感嘆到當年的“小家底”如今已是成就非凡。“如果在未來的發展中更具智慧，證券市場前進的步伐會更快。”

把時光倒回1989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波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遭遇到了外界的質疑，此時成立上海證券交易所被高層提上了議事日程，具備了極大的政治意義。此時對上證所的建立還完全在上層的醞釀中，而剛從北京調回人行上海分行的尉文淵，還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件事對自己的影響，他正在忙著做投資者教育和宣傳工作。

此時的上海依舊處在計劃經濟的社會氛圍中，雖然此前在1986年已經發行過“小飛樂”等股票，并且有了一定柜臺交易的基礎，但說到成立證券交易所，似乎各方面的認識和準備都不大充足。人們對舊中國的證券交易所記憶猶新，投機、貪婪、冒險等意象充斥在回憶中。茅盾的《子夜》、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中的描繪更是令改革者不寒而栗。

1989年12月，朱镕基（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召開了一次上海市委常委擴大會議，其中的一個議題就是要不要和如何建立證券交易所。在那次會議上，朱镕基拍板確定籌建上海證券交易所，并由李祥瑞（時任交通銀行行長）、賀鎬圣（時任上海體改辦主任）和龔浩成（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組成“上海證券交易所籌建小組”。

經過籌備小組成員的努力，歷時半年的準備工作之后，次年6月，朱镕基出訪美國、新加坡和香港，正式宣布上海開發浦東的戰略構想，同時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年內開業。

也就在這個時候，35歲的人行上海分行金管處副處長尉文淵“不甘寂寞”，盡管他也不知道證券交易所的成立究竟意味著什么，但為了贏得一個獨立工作的機會，大膽地向領導主動請纓去籌備交易所。直到20年后他才感嘆說，如果現在讓他選擇，是無論如何也不敢去承擔這份工作。

“因為我年輕，所以就想著有苦活累活讓我去干，我想通過這個辦法來表現一下自己。我們當時誰也沒把這個當成巨大的開創性的工作，領導叫我們干什么就干什么。”尉文淵說，直到開始做了之后，才發現事情的艱巨，上市規則、交易規則、清算體系、會員管理，這些都是全新的。

尉文淵把闞治東和管金生、湯仁榮等召集在一起，請大家幫忙，每家都承擔些交易所籌備任務。于是徹夜寫規則、培訓交易員，幾十個人開始發瘋一樣工作。根據尉文淵的要求，幾家證券公司還直接派人參與了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籌建。

經過了幾個月的忙活，直到11月最后去香港交易所考察，尉文淵才明白自己的工作其實做得還不錯。“每個國家每個地區的模式是不一樣的，沒有一種通行模式，我們沒有這些歷史包袱，是按照理想化的原則來搞的。”

“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成立有個特點，就是沒有老師，也沒有人教得了我們。”尉文淵說，“我們有自己對市場的理解，最了解中國的是我們。”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儀式在黃浦路19號浦江飯店舉行。上海市長朱 基莊嚴宣布“上海證券交易所開幕”，緊隨著他洪亮的宣告，在開市的鑼聲中，黃菊副市長和龔浩成行長，將披在由市府顧問汪道涵手書的“上海證券交易所”銅牌上的紅色綢布揭開，宣布新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就此誕生。

有人回憶當時的場景：477平方米的交易大廳，鋪起了猩紅色的地毯。46張雙人經紀人席位，橢圓形的中介經紀人的席位，排列成一個巨大的凹字形，面對著12.69平方米的大型電子顯示屏。當日有30種證券上市，國債5種，企業債券8種，金融債券9種，股票8種。第一天交易，上證所共成交93筆，成交總額1030萬元。

“鑼兒無聲鼓不敲”

當上海傳出上證所將于1990年12月19日正式開業時，讓先前一直在埋頭籌辦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禹國剛、王健二人有一種難言之澀。和上海方面上下一心的情形相反，禹、王兩人在籌辦過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難。“起了大早、卻可能落后”，多么讓人心有不甘。于是倆人合計后直接向李灝匯報。

“深交所成立，離不開市委書記李灝。”

不僅王健逢人就會重復此話，禹國剛的觀點亦是如斯，因為李灝直接催生了深交所——那是在1990年11月22日的市委書記現場辦公會上。

“12月1日開業！”李灝當著深圳市長鄭良玉、副市長張鴻義以及人民銀行深圳負責人一干人等作出最終決斷，“此事今天就拍板定了！以后不再開會研究！”

“這句話的意義對于深交所開業而言重若千斤，如若沒有，按此前相關主管單位的工作風格，深交所12月1日依然將難產。”禹國剛說。

前不久，老禹和李灝相遇。禹問及李當年緣何有拍板之勇，李灝方才點出了三大玄機。

“第一，不開場內市場，那么場外的黑市亂下去就一定全部完蛋；第二，一切都籌備好了，為何不開？北京可以給上海批文，深圳是全國試驗場，不給沒有道理，所以上海開了，我也敢開；第三，等交易所真正開起來了，要想再關，談何容易？”

斯言誠矣！

1990年12月1日上午9點，王健敲響了深交所開業鐘聲，交易所員工群情激奮。但與當時氛圍格格不入的則是，一些證券公司的出市代表卻顯得無精打采，表情落寞。

更令人意外的事情又接連發生。按常規，鐘聲響過后，交易大廳應是一派激烈的價格爭搶。而12月1日的深圳股市卻一反常態，交易所冷冷清清，居然沒有委托電話打入。

“怎么了？”禹國剛和王健一頭霧水。

“后來我們才知道，深圳當地的幾大券商提前已經達成了協議，有單不報，就是要讓交易所開業當天ZERO，就是零成交。”時至今日，禹國剛談及此事依然滿腔憤懣。

所幸的是，最后有色金屬部的交易代表做了5筆交易，共成交了8000股深安達股票，而這也幫助深交所度過了冷清、尷尬的開場之日。

“藍皮書”故事，一枝開兩花

“籌備深交所的過程太過艱辛，個中故事亦不勝枚舉，如果要好好講，給我三天三夜也不夠。”20年前深交所成立前后的鉤沉開始在眼前的這位交易所首任副總經理的腦海中翻騰。

10月21日上午10時，深圳音樂廳對面，紫苑茶館。一間靜室、一杯白開水、兩碟糕點。

雖然臉型依然瘦削，兩鬢已然黑白相間，但落座之后，年近古稀的禹國剛仍目光似劍，精神矍鑠，絲毫未沾退休6年后可能的頹態。

那時，在無人、無錢、無地的“三無”窘狀下，在面對各種疑慮、不理解，甚至人為的阻撓下，深交所最終以頑強的向上生長的意志和力量，甚至以“先斬后奏”的極端方式落地，全程參與其中的禹國剛不免唏噓。

1989年12月，深交所籌備組成立，王健出任組長；彼時，禹國剛則是深圳市資本市場專家小組組長，共同負責深交所籌備。

盡管當時證券公司已紛紛露出崢嶸之狀，但國內整個證券行業卻尚屬蠻荒之地，法律法規建設幾乎一片空白，而監管亦處真空狀態。例如，當時國內就連公司法、會計法、證券法、交易法、合同法等最為基礎的法律尚未形成，遑論證券交易所的相關法規。

“因此，我們當初做的最為關鍵一項準備工作就是，整整用了一年半時間，把香港聯交所為主，包括美英、澳洲、我國臺灣等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證券交易條例、公司條例、投資者保護條例、公司會計制度、會計準則等兩百多萬字的英文資料翻譯了過來，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移植借鑒，并根據深圳的特點因地制宜，以33萬字的篇幅寫成了自己的法規、規則草案，報市政府研究審批。”禹國剛娓娓道來。

由于草案的封面呈淺藍色，故俗稱“藍皮書”，就是它奠定了深圳證券交易所最初的、必要的規章制度，而其正名——《深圳證券交易所籌備資料匯編》——反而不為外界熟知。

“當時，誰要是拿到這本書，即使他不懂這一塊，也可按圖索驥，創辦一個證券交易所，因為里面內容無所不包，無所不有。”回憶至此，禹國剛顯得眉飛色舞。

1990年，上海在籌備證交所前期聽說深圳懷揣“藍皮書”之后，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黃菊便來“偷師”，并成功獲得“藍皮書”。

“這幫了上交所籌備組很大的忙啊。因為經過幾十次討論而成形、且都經過成功實踐的‘藍皮書’使得上海既不需要翻譯，也省去了起草和整理的瑣事，為此上海節約了至少一年半載的時間。”禹國剛說。而上交所的“獲批”客觀上也為深交所的“蒂落”創造了條件。

在老禹看來，從“藍皮書”角度說，現在滬深兩地交易所可謂同根同枝上開出的兩朵花，“雖然滬深兩個交易所各自經歷了20年的發展，但在很多地方仍是相同的，原因就在這里，因此兩地競爭也應該是良好的競爭。”

轉眼20年過去了，如今的滬深交易所一脈相承卻又“換了人間”。截至19日收盤，滬深兩市上市證券達到了3139只，總市值達到了26.7萬億，其中滬市18.2萬億，深市8.5萬億。兩市上市公司總數超過了2000家大關，達到了2020家，其中滬市889家，深市1131家。截至12日，兩市開戶數已逾1.5億。可以說，從20年前的小家底，發展到如今世界第二大資本市場，兩大交易所已是風華正茂，年富力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