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未來五年經濟發展潛力展望 三大紅利衰減

隨著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在整個“十二五”時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等因素的影響下，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將難以維持，中國很難像入世的頭十年一樣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紅利。

中國網12月17日消息，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大進大出”式的循環發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盡頭。2011年是中國新的“五年計劃”的開端，也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岔路口，中國新的增長源泉會在哪里？中國還有哪些優勢可以挖掘？的確是擺在我們面前最重大的戰略性議題。

中國經濟高增長的傳統動力正在逐步衰減

一是要素紅利的衰減。過去30年改革期間，勞動力優勢是催生中國出口導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較低的勞動力價格和特定的經濟制度導致產出分配趨于懸殊，衍生出高儲蓄、低消費的結構特征。1978年GDP中間儲蓄率占38%，2007年的時候占到了51%。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低勞動力成本、高儲蓄、高投資、高資本形成。然而隨著全球經濟危機和供給沖擊的影響，依靠人口紅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環境成本形成的所謂“投資成本洼地”效應，逐步減弱， “低要素成本”時代一去不返。

特別是“人口紅利”的提前透支將對中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當經濟體超過或臨近“劉易斯拐點”，“劉易斯轉折點”是工資水平的轉折還是勞動力供求的轉折？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

當前，中國正逐步走出第一階段，這預示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報酬將加速上升，這意味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更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出走，尤其在流動性的推動下資本品價格（某種程度上農產品）也可被視為類資本品）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出現要素供給趕不上貨幣需求的長期結構性矛盾。

二是市場化改革紅利的衰減。按照標準的經濟學理論，決定一國增長的不僅有勞動和資本、技術等要素，而且還有制度驅動的經濟增長。而中國改革進程帶來的就是制度化變革產生的強大溢出效應。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從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統分結合的農村雙層經營體制開始，到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到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市場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的經濟管理制度，可以說社會經濟體制改革帶來的政策性和體制性需求，為中國經濟30年持續的高增長釋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間。

但是從未來優勢潛力看，中國經濟體制轉軌的完成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標志著中國市場化改革對于中國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達到頂點，未來進一步市場化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對于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將步入強烈的遞減區域。計量表明，市場化改革是3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貢獻率達到15.89%。但是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全面的推進，它對中國經濟增長和資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開始步入遞減區域。其貢獻率從1990-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2008年的8.56%。

三是全球化紅利的衰減。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美國將傳統的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中的生產制造環節，甚至部分低端服務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特別是有資源優勢、成本優勢、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的新興市場地區。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斷地納入由發達國家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分工體系和生產鏈條中。改革開放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提出，一方面使中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其中進出口比值占GDP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國外貿依存度高達60%，中國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

中國高達60%的外貿依存度已超過歷史上任何大國經濟的極限。然而在整個“十二五”時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轉、全球分工體系格局日趨穩定、中國出口產品集中度不斷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國際市場容量、勞動和資源成本上升和匯率升值的壓力以及逆周期的貿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響，未來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并將步入遞減區域，中國很難像入世的頭十年一樣充分享受全球化的紅利。

未來五年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將會釋放新的增長勢能

當前全球經濟格局之變讓我們重新審視和調整未來的增長之路，中國經濟高增長能否持續？當傳統比較優勢下降，經濟內生原動力明顯不足時，是否能夠尋找到啟動新經濟增長的發展引擎。中國既要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機遇”。從挑戰來看，是長期增長動力衰減的沖擊與挑戰。在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變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

從外部發展環境看，全球經濟貨幣寬松、政府透支、結構失衡、美元走勢、大宗商品價格、通縮通脹、資本流動等多種因素交織，這將使未來全球經濟面臨更為復雜的形勢，特別是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嚴重依賴政策刺激，并且沒有有效跟進促進中期增長和長期結構調整后續政策的前提下，未來全球經濟依舊難以擺脫低速增長的軌道，中國依舊會遭受來自外部的不斷沖擊和挑戰。

但就危機帶來的機遇而言，金融危機對于中國，除了經濟結構的調整、發展引擎的轉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因此機遇也就來自于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生態重建的過程中，這恰恰是中國發展戰略的由外向內三個重大調整和轉變的重要機遇期。

一是外延型經濟增長向內涵型經濟增長的轉變。低成本時代漸行漸遠意味著中國過分依賴增加勞動、資本等生產要素投入的增長方式已經難以持續了，中國需要通過產業結構升級、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

這里值得指出的是，對于“劉易斯”拐點所帶來的“人口紅利”衰減的問題，除了加大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人口素質，促進產業轉移、結構優化和產業升級外，還應重視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響。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障礙的存在，阻礙了勞動力的自由、合理流動，降低了勞動力的配置效率，最終影響了民工產業工人化、農民居民化、農村城鎮化，最終也制約了產業結構優化調整的進程和規模。因此，破除勞動力流動中的制度性障礙，提高勞動力配置效率，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勞動就業制度、戶籍制度及地方行政管理體制，建立統一有效的勞動力市場，建立勞動力供求預警機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類似民工短缺現象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和沖擊。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才能預防民工短缺等類似現象的出現和造成的沖擊，并為產業結構的調整、優化、升級提供人力資源準備，促進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良性互動。

二是由外向型經濟增長向內需型經濟增長轉變。全球失衡的系統中，“中國儲蓄、美國消費”，美國成為中國的消費主體，中國成為美國的儲蓄主體，本應在本國內部實現的均衡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較優勢，將“生產、消費、投資”運行環節在全球范圍內進行了重組。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就通過全球化體系表現為順差國與逆差國（資本輸入國與資本輸出國）之間的矛盾，一國的內部失衡也就表現為各自的對外失衡。

金融危機后全球儲蓄-消費格局必定發生重大改變，其非常顯著的特征和趨勢就是中美都將向有利于本國均衡的方向收斂，現在由中國生產，美國消費變成由中國自己消費來替代出口，替代美國消費！這實際是發達國家的消費權部分讓渡給發展中國家。

三是由主要依賴國際資本向培育壯大本土資本轉變。應該說，國際資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國際資本在中國的使用，是中國加速工業化、市場化進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的重要原因。30 年前開始的對外開放，是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外資引進、資源開發、補償貿易等方式開始的。這些方式是從當時中國低發展水平出發現實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戰略選擇，也正是當時中國缺乏資本、先進技術和融入全球經濟的能力的階段性特征，決定了中國走上了以本國低級要素吸引外國高級資本要素的道路，然而這也決定了在國際資本流動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資本發達國家可以通過資本輸出、通過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獲得大部分利益。一國的經濟發展歸根到底取決于本國的資本的積累能力和資源使用效率，依靠外來資本集聚來支撐工業化進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國在全球金融中的權重越來越大，擁有70萬億元人民幣的銀行資產、2.64萬億的外匯儲備的龐大資本規模，然而當前中國資本“量大質低”已經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驗，中國如何將資本優勢轉換為經濟優勢，實現資本戰略的重大轉型將對未來中國大國金融崛起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付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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