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回憶之謝榮興：三大救市政策出台花絮

1990年到2010年，中國証券市場走過了第二十個年頭。如今它正如一個青年人，朝氣蓬勃、風華正茂，偶爾會犯些小錯誤，從中吸取教訓，然後更加健康和壯大。

他還是一個非正常成長的年輕人，從一出生就被賦予了太多的希望和呵護，被寄予了太厚重的責任。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有一些長輩，目睹了他們的出生和成長、時時給予鞭策和激勵、處處送出關懷和溫情。

在二十年之際，他們對這個青年人有什麼話要說？哪一些成長的故事令他們記憶深刻？他們如何憧憬和規劃他的未來？

新浪財經陸續推出“二十年記憶”約稿，由親歷証券市場二十周年的代表人物來為您講述他們的“二十年記憶”。

作者：謝榮興 曾任萬國証券交易總監

“三大救市政策”出台花絮

1994年上半年市場低迷。滬指從1993年2月的1559點一路下滑，至4月份已跌破600點，原証監會市場部副主任林義相回憶說：圍繞股市如何走出低迷、如何“救市”，討論了兩個多月，最終出台了著名的“三大救市政策”，堪稱中國股市的第一次大討論。根據我的記錄，從召開座談會，討論、研究“救市”到政策出台的時間長達三、四個月，而從4月份開始討論到向國務院上報“救市政策”，股指又跌至325點，跌幅達45%，當事者焦慮是可想而知。

時任証監會市席的劉鴻儒回憶說：

按理說監管部門應該不管股價的，這是市場規律。為什麼要管？就是政治壓力。上海股市股指跌到三百多點的時候，上海市委正式寫報告給中央，中央轉給我們，要求採取措施，得救啊。按道理講政府管這個幹什麼啊？它有跌有漲。政府監管部門應該創造一個良好的公開、公正、公平的交易環境。價格高低不應該管，這是基本的常識。但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政府為什麼要管呢？怕社會不安定。因為我們的市場很脆弱，投資者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政府的承受力也很脆弱。所以應該在特殊環境下採取特殊措施，使得它不要造成更大的壓力和社會的震蕩。

我梳理了一下，劉主席不是“被救市”，而是主動啟動救市的調研、討論，並最終出台“三大救市政策”。94年4月22日上海股指跌到566點，証監會要求幾家主要証券公司老總到北京証監會開會，座談“如何救市”，4月23日星期六，証監會有劉鴻儒、朱利、張志平等參加，出席座談會的券商有申銀証券總經理闞治東、華夏証券總經理邵淳、萬國証券總經理管金生和我，應該還有其他証券公司老總，我沒有記全。當時我雖然是萬國証券交易總監，但和張志平比較熟，他是原人民銀行金管司市場二處處長，89年4月底曾去拜訪挂職在海南証券任總經理的他。90年至93年，我是海南証券的董事，海南証券也曾想高薪“收編”我，92年，五道口出身的張志平被劉鴻儒“招安”去了証監會，1993年1月16日劉鴻儒曾帶領証監會最早的一批幹將朱從玖、宋麗萍、張志平、聶慶平等一行來到我黃浦營業部考察、調研，親眼目睹了我營業部門口每天晚上有2000多人的股市“馬路沙龍”，以及每晚搶購2000余份股市分析日刊《股市大哥大》。

95年我到君安証券後，作為証監會機構部主任的張志平又和吳青一起到我君安上海總部來考察調研。第二個原因，証監會市場部因為市場的變化經常和我有“熱線電話”，我記得和我聯系最多的是交易部的李佩霞，她第一次和我打電話時告訴我：她是宋(麗萍副)主任跟她說，要了解市場情況就和萬國黃浦的謝榮興聯系，因此，當市場發生重大波動時，我們李老師用她那清脆悅耳的嗓音來電話向我詢問，我記得曾和李佩霞解釋過：A字戶不一定是個人資金，不少機構是用個人賬戶做的，而且這些A字戶往往都是假名，身分証號碼是自己編的，不懂身分証代碼規律的人，甚至編出13月份45日出生，因此只有股東號是真的。我和李佩霞一直沒見過面，我最近上網一查，早年進入証監會的李佩霞現在是証監會稽查局副局長，當年的“姑娘”，在証監會一待就是十八年，既不跳槽，又沒下海，把青春獻給了証監會。欣慰的是當年曾用“熱線電話”了解市場、監控市場，現在則進入了“磁共振”時代，一切“留痕”是那麼的清晰無疑。

我在94年4月23日的開會記錄上，沒有記錄下劉鴻儒等証監會領導的發言，也沒有記錄下証券公司老總們的發言，因為我趁別人發言的時間，在寫我自己發言的六條提綱，包括股市下跌引發的社會治安和不穩定因素，列舉了發生在十天前的事情，即94年4月中旬“全國紀檢、監察幹部証券知識培訓班”在上海市委黨校舉辦，全國有一百零三位紀委、監察幹部參加。劉鴻儒、尉文淵、張寧、管金生等先後前去講過課。4月14日上午我去講完課後，下午陪同他們到萬國黃浦參觀、考察。停靠在營業部門口的兩輛大巴士駕駛員座位前赫然寫著：“全國紀檢、監察幹部証券知識培訓班”的牌子。當時市場不好，股民們一看是中央來的領導，好多股民圍著中紀委的幹部要反映情況，要求“救市”，著實把一百多位紀檢幹部弄得很是尷尬，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有的則幹脆高呼口號：“打倒劉鴻儒，鄧小平萬歲”。我猜想他們的用意是：改革開放是好的，我們是擁護的，但對當前股市政策強烈不滿。

回到上海後不久，上証報記者李導找到我，向我約稿，希望針對當前疲軟的市場，寫點政策建議。我于94年5月5日在《上海証券報》發表了一篇對中國証券市場建設的思考文章，提出了十三條建議，李導一看內容全是要把當前不能實施的政策改為進入操作的建議，索性將題目也改為《將現在的NO改成YES》，一篇很嚴肅的政策建議，題目一改豈不成了調侃閒雜之文，為之我與李導還發生點不快，我在文中強調：在明確股市55億暫不上市的前提下，提出了十三條建議，全文如下：

針對中國股票市場目前供給遠大于需求的現狀及股票供給的剛性特點，需要採取刺激需求的方法緩解供需失衡的矛盾，在明確股市55個億在一定時間內暫不上市，最大限度地堵塞新的擴容的前提下，當務之急，是著力進行如下幾方面的嘗試：

1：允許\券商融資融券

據統計，目前中國在冊的個人投資者已達860萬人，投資主體中，機構投資者比例過低，個人投資者占到証券投資主體的絕大部分，証券投資信托基金尚未得到較大發展，企事業參與証券投資的數量較少，至于金融機構也未充分發揮作用，使証券需求的擴大受到很大限制，証券的供給又具有下降剛性，而中國目前的証券機構，還不能同發達國家的券商一樣，具有與銀行抗衡的地位，因此，國家應義不容辭地培育大型証券機構成為股市的中堅力量，允許\達到一定信用等級的券商開展融資、融券業務。

2：允許\規範的信用交易

信用交易在西方成熟的股票市場上司空見慣，關鍵是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監管制度和操作技術，信用交易採取的是保証金制度，對于活躍市場，刺激投資需求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發達的金融市場就是建築在信用基礎上的，我國已推出的商品期貨交易、國債期貨交易均以保証金為前提，下一步應在逐步完善期貨交易保証金制度的基礎上推出規範的股票信用交易，當前可試行券商信用交易資格審定制度，授權有關証券管理部門或資信評估公司對從事信用交易的券商進行資格審定，允許\取得該資格的券商從事信用交易。

3：允許\黨政幹部購買股票

要公開宣傳黨政幹部購買股票，與購國債、存銀行同樣是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同樣光榮，也同樣是按“資”分配。黨政幹部購買股票的配套方法是公開申報制，這樣有利于監管，也是為股票市場正名，與其說此舉能投入一定的資金，還不如說投入的是政策，是人氣。

4：允許\上市公司回購本公司股票

作為最低要求，應允許\上市公司當本公司股票市價低于帳面淨資產值時，可以回購本公司股票，作為延伸，當上市出于保護本公司的根本利益出發，只要公告也可以回購本公司的股票。

6：允許\港、澳、台同胞購買A股

在開放國外資金進入中國A股市場前，應首先允許\港、澳、台同胞購買A股，何況，香港、澳門回歸大陸已指日可待。港幣在南方沿海城市與人民幣在香港的民間流通，已為社會所默認。

7：允許\境內“三資”企業入市

A股市場逐步向國家証券市場延伸，實現中國股票市場同國際股票市場的對接，這只是時間問題。作為過渡，目前可開放境內的“三資”企業入市。

8：允許\國際基金購買法人股、國家股

雖然証券管理部門已明確表示國家股和法人股暫不上市，但從長遠看，國家股和法人股由生產性供給轉化為流通性供給是必然趨勢，實踐中已開始嘗試國家股和法人股向流通股的壓力將相對減少，當前國外基金購買國家股和法人股可採用場外協議轉讓方式。

10：允許\快速建立國內基金和境外共同基金進入股市

發達國家基金進入股市的投入量達到50%~70%，因此快速建立中國的基金進入股市，或者由境內特大型証券公司與國外金融機構合資組成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募集基金，並投資于國內A股市場。

11：允許\國家股、法人股以B股方式向境外投資者沽售

將國家股、法人股對國內股票市場供給壓力向國際証券市場釋放，可考慮將國家股的一定比例以B股方式向境外投資者發售，對于法人股、可由原發行公司回購並以B股方式向國際証券市場發行，與此同時，應保証國家股的控股地位，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國家股比例在51%以上為絕對控股，國家股比例在35%~50%為相對控股。

12：允許\建立股市平准基金

股票市場平准基金的來源，一是印花稅；二是股票發行承銷費；三是交易過戶費，同時指定有資格的券商作為坐市商進行操作，給予一定的權利和義務。股市平准基金的運作以平抑股價而非以盈利為目的。

13：建立統一的更具權威性垂直領導的証券監管機構

中國股市的法制化建設嚴重滯後于市場的發展，這一被動局面至今尚未完全改觀。一是政出多門，各管理部門從各自角度出發，出台的政策中夾雜了過多的人為或行政意圖，令投資者無所適從，二是政策中包含了較多的短期效應，股票市場各方對股市未來的發展缺乏整體的判斷，對股票市場問題缺乏一個長期的、全局的考慮、政策的出台較隨意，時機把握欠當，這樣導致証券市場的調控帶有較強的短期效應，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市場客觀的技術走勢，導致股票市場動蕩不安。建立統一的更具權威性、實質性、操作性的証券監管機構，協調各方利益關系，實在已是非常急迫了。

說來也巧，過了不到3個月的94年7月29日，劉鴻儒提出的"三大救市政策"在國務院獲批，而"三大救市政策" 的內容盡在我的建議中。時任中國証監會交易部副主任的林義相在為匯添富上証指數基金征文中有這樣一段詳細的解密：

熟悉中國股市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1994年"三大救市政策"的。三大救市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上証指數從1993年的1550多點跌到1994年的333點。在這個過程中，股民承受了很大的損失，政府和股票市場監管部門也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時任中國証監會主席的劉鴻儒先生，他所面臨的壓力和著急的心情不言而喻。當時的中國証監會人員很少，領導更少，主要領導除了劉鴻儒主席(我們稱他為劉頭)外，還有童增銀和傅豐祥二位副主席，剩下的中層幹部就是十多位部門主任和副主任。涉及到股市的許\多重要事情，都是在(部門主任)辦公會上討論決定的。在1994年股市大跌的背景下，如何使股票市場不再繼續下跌，上証指數恢複上漲並給投資者帶來收益，成了當時的幾次辦公會討論的主要課題。

記得當初對于股票市場下跌的原因判斷和應對思路主要有兩種：一種觀點認為，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缺乏資金，要使股市止跌回升，就要控制股票的供給數量，拓展股市的資金來源，增加進入股市的資金。劉鴻儒主席持這種觀點。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股市下跌的主要原因是投資者對股市缺乏信心，因為沒有信心才沒有資金，解決股市問題的關鍵是要恢複投資者對于股市的信心。持這種觀點的主要是具有國外留學背景的人。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高西慶、陳大綱和我本人都持這後一種觀點。在幾次的辦公會上，兩種意見針鋒相對，都未能說服對方，我們這些最早的"海龜"們(借用一下後來的說法)把証監會主席頂得沒有辦法了。記得決策的那次辦公會上，劉頭被逼急了，他拍了桌子，說："我說是資金問題就是資金問題，你們不要再說了。"這是我到証監會工作後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到老頭急成這個樣子。

事情就這樣定了。我被分派負責有關証券公司資金來源的課題，機構部的鄭鋒同志和我一起，查閱\了不少資料，並到上海和深圳做了市場調查，最後以台灣的複華証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為藍本設計了証券公司的融資融券結構體系。

1994年7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29日)中午，劉頭把我們召集在一起，很興奮地把後來稱之為"三大救市政策"的上報和獲批過程說了一遍。如果我沒有記錯，好像是這樣的：星期一証監會的報告上報國務院秘書局，星期三朱老板(當時這樣稱呼主管的朱鎔基副總理)批了，星期四回到証監會。星期五中午，劉頭就召集我們宣布了。星期五下午，股票市場的交易量和交易價格都沒有一點異常。周末消息公布後，緊接著的星期一，即1994年8月1日，上証指數大漲，以上漲33%收盤。

我們現在所稱的三大救市政策是從股票市場的供給與需求兩個方面入手來改變市場的供求狀況，以期達到促使股價止跌回升的效果。具體地說，暫停新股發行與上市；嚴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規模；採取措施擴大入市資金範圍。通過暫停新股發行和嚴格控制配股來限制股票的供給，通過允許\証券公司融資和設立基金來擴大入市資金的範圍。

事後我們注意到，這三大救市政策基本上都沒有落實。關于暫停新股發行和嚴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雖然時間並不長，但並沒有得到兩個交易所的積極反應。在我的印象里，他們在總體上是很不情願的。相對而言，深圳証券交易所比較配合，這與時任深圳証券交易所總經理夏斌的個人經歷有關，他在赴任深交所總經理之前擔任証監會交易部主任。中外合資的基金公司，事實上是在近十年之後才成立了第一家；國內的基金公司和基金發行，也是1998年的事情。至于券商的融資融券，到十五年以後的今天還沒有出台。這兩年也一直是雷聲很大，但滴雨不下，千呼萬喚始終不出來。

盡管如此，股票市場在三大救市政策出台以後作出了非常積極的反應。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中，上証指數衝破1000點，上漲幅度達到215%。沒有真正落實的三大救市政策並沒有妨礙啟動一波快速和凌厲的股市上漲。從這一點來看，好像股市缺的是信心而不是資金，並且，政府的政策取向對于股票市場來說是何等重要。然而，我們這些從海外回來的人，只知道說市場缺乏信心，卻不知道從何入手恢複和提升看不見摸不著的所謂的市場信心，更不知道採取什麼樣的具體措施。最終還是從實實在在的減少股市供給，增加股市資金的角度，恢複和提升了市場的信心，扭轉了一路狂跌的股票市場。

中國股市已有十九年的激蕩歷史。在這十九年中，上証指數經歷了幾次波瀾壯闊的跌宕起伏。每當股市大起大落的時候，我們總是重複著信心和資金的爭論。信心派在理論上從來都是正確的，如果不願意或者不知道採取切實可行措施，主張信心第一，既冠冕堂皇，又不會犯錯誤。資金派往往容易被指責失之偏頗，但即使考慮不周全，資金派的主張卻是可操作的和有實效的。如果我們把事情看得更進一步，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從資金派的主張出發，最終達到信心派的目標：通過增加股市資金和控制股票供給，最終實現股票市場信心的提升。

畢竟，決定市場價格的是供求關系，十九年的中國股票市場當然也不例外。

欣慰的是，我的文章建議與"三大救市政策"的內容如此相關，也可以說我的政策建議是代表“土鱉派”為"三大救市政策"營造輿論准備，讓“土鱉”與“海龜”的爭論“有的放矢”，推動了管理層制定救市政策的決心。中國股市的第一次大討論：股市如何走出低迷和"三大救市政策"引發的救市行情，在中國証券史上留下了令人難忘的記憶。

這里還有個真人實名的段子，符合劉鴻儒講的：上海市委正式寫報告給中央，中央轉給我們，要求採取措施，得救啊。這是我原萬國黃浦營業部一位叫樓志文的老客戶，91年5月份在我這里做深圳股票開戶號是0022號。雖然是個“散大戶”，但實為老股民，是延中股票的原始股股東，認購証也沒少買。在深圳股票上贏了大錢，高興之余，署名“範桐”寫了一首藏頭詩，在1992年12月26日用明信片賀年卡寄給我，將我的名字鑲嵌在每句詩的開頭，以感謝我改變了他的命運，詩雲：

謝君為民創厚利，

榮耀股市盡全力，

興建萬國棟梁材，

發財何須等來年！

樓志文在我萬國黃浦賺了不少錢後，去了環境比較好的陝西上証大戶室。由于股市下跌，和樓志文同在大戶室的一位宋姓透支做莊大戶，由于虧了很多錢，串連了七、八個人，包括樓志文在內，並希望樓志文出面領頭上訪市政府，請求救市。因為樓志文既不透支，又不參與黑市交易，沒有“把柄”，第二、樓年紀大，面相忠厚，還頗有文化底蘊。樓股票也被套，也就願為股友們效勞。約好在(7月23日)周六上午9時，在外灘福州路口(市政府接待室)集中，不料周六不辦公。又改在下周一(7月25日)下午4點，等到四點一刻還不見人影，樓此時才醒悟，自已做了“衝頭”。但樓還是一個人踏進市政府接待室大門。工作人員知道是來反映股災情況的事後，叫樓走到走廊盡頭一間，接待人員姓田。田同志看了登記表後，問：“你來幹什麼？”樓就把股市暴跌，股民損失慘重。要求政府救市的情況講了，不料這位田同志毫不客氣在批評說：“買股票是你們個人行為，政府並沒有叫你們去買股票，股市漲跌是正常事，你們虧錢了，來找政府幹什麼？”樓就回答：“我們小股民根本不知道上市公司是什麼情況，把辛苦錢拿出來買股票是對政府的信任。因為股票是批准才能發行的，政府不應該把股票當報紙發，從1500多點跌到300多點，誰吃得消？”因為這位田同志不知道“股指”是什麼？就問：“300點是什麼意思？”樓說：“就是你原來有1500多元錢，買了股票，現在只值300多元。你受得了嗎？”此時這位田同志才吃驚地說：“這麼厲害啊！”樓接著說：“現在各家証券公司里都能聽到股民的罵聲。我是退休工人。聽到股民罵政府我感到心痛，所以我來此向政府報告請求救市。你不信，可以到各証券公司去聽聽，如果我造謠，叫公安局把我抓起來。”同時樓拿出幾張標題為“股指一瀉千里，股民十室九空”的報紙給田同志看，至此，田同志相信問題嚴重，就對樓講：“我知道了，會報告上去的，你回去吧！下次不要來了，有什麼情況可以寫書面寄來。”樓志文走到門口時，幾位工作人員圍上來問：“談話情況怎樣？”原來他們也是炒股被深套，見有人來反映股災，真是求之不得，並故意安排在上海市委接待室，接待員田同志是正處級幹部。

回來後，樓即把此事告訴時任上交所仲裁委員應健中，應把此事轉告時任上証報新聞部孫健，當夜孫健即對樓志文進行了電話採訪，了解此事的全過程。

那麼三大救市政策和樓志文的“請求”有沒有關系呢？從前述劉主席關于上海市委要求救市的報告，應該相信樓志文的反映是重要因素，田處長還是將樓的“請求”通過上海市委作了反映，信的作用大概是“火上加油”，加快拍板，因為劉鴻儒的措施實際早就擬定好了，25日已上報了國務院。

寫到這里我突發一個大膽的猜想，上海市委向中央打報告請求救市其實更主要的恰是和我有關，就是4月14日下午中紀委辦班的100多位幹部到我營業部參觀時被圍，要求救市和高呼口號時，協助辦班的上海市紀委的領導目睹了這個場面，而時隔一個多月後的6月份，上海市紀委和上海監察局也舉辦了相同的証券知識培訓班，又邀我去講課，作為分析市場的全部份，我肯定講了我在報上發表的十三條建議，也肯定例舉了4月14日參觀時發生的情景，我認為上海市紀委的力度要大于“田處長”，一定是由市紀委向上海市委打報告，要求市委出面向中央建議請求救市的相關度更高。

雖說劉主席有不願幹預市場的意識，但“穩定”任何時候是大局，妥協于現實是政治的要求。“三大救市政策”在當時幾乎是三張空頭支票，然市場終究起來了，成為中國証券市場一個正面的經典案例。

謝榮興簡歷：

1989年3月，任萬國証券公司第一任計財部經理，1990年6月起任萬國黃浦營業部經理，萬國証券董事、交易總監，在萬國黃浦營業部開創過証券史上的十數個全國第一。1995年2月18日起任君安証券副總裁兼上海總部總經理、君安証券董事、董事會風險控制委員會主席，1999年8月任國泰君安總經濟師分管風險控制部、法律事務部、機構客戶部，2004年任國泰君安投資公司總裁，現任國聯安基金督察長。1995年5月取得執業律師証書，1997年11月取得高級會計師資格。

目前兼任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工商聯常委、上海市財務學會副會長、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秘書長、上海地區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長聯席會議秘書長。

曾任海南証券董事、萬國証券南京証券聯合營業部董事，滬昌特鋼股份公司董事、國泰君安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外高橋股份公司獨立董事，曾任第一屆上海市証券業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