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收入不平衡問題已經不容忽視

康奈爾大學約翰遜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弗蘭克表示，美國收入不均衡問題正日益嚴重，這將引發諸多實質性損害，已經到了不容忽視的地步，經濟學家們不能再回避這個問題。

綜合媒體10月18日報道，康奈爾大學約翰遜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弗蘭克（ROBERT H. FRANK）16日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通常人們總是帶著夸張的個人喜好來記憶過去，然而有些時候生活的重要部分確實是過去的時候更好。

例如，在二戰后的三十年里，美國個人收入迅速上升，對所有收入階層的人來說，收入增長速度相當----幾乎都是每年3%。美國擁有了經濟學上鮮明的中產階級，同時，道路和橋梁得到了很好的維護，令人矚目的新的基礎設施不斷拔地而起。人們非常樂觀。

相比最近三十年，經濟增速要慢得多，基礎設施嚴重失修。最令人困擾的是，所有的明顯的收入增長均集中在高收入階層。數據顯示，1%高收入者的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經由1976年的8.9%，升至2007年的23.5%，而同期，經通脹調整后的平均時薪下降逾7%。

盡管如此，仍有許多經濟學家不愿意直面日益嚴重的收入不均衡問題，他們說這種趨勢是好還是壞，需要價值評判，最好留給哲學家去解答。但這種說法非常空洞。畢竟經濟學家產生于道德哲學家，兩者之間的關聯依然很強。因此經濟學家完全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且答案是非常明顯的。

現代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Adam Smith）就是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的道德哲學教授。他的首部著作《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早了超過25年，而《國富論》是帶有銳利的道德分析味道的。

部分道德哲學家面對不平衡總會呼喚公平正義原則。但由于他們不能就如何將這種抽象的概念付諸實踐取得廣泛的一致，他們幾乎毫無進展。而亞當.斯密所推崇的更務實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則被證明是更有效的，因結果顯示不平衡的加劇造成了更多的損失，而收益很少，即使是對那些表面上的受益者。

近期的心理學研究發現，一旦超過某個特定的點，支出的普遍增加經常與心里認定的“充足”標準有關。例如，一個CEO可能認為他需要一座面積3萬平方英尺的房子，只是因為和他同級別的人都有一座。盡管他們住在面積更適度的房子里一樣快樂，但很少有人愿意縮小尺寸。

人們并非生活在真空中。社會規范為大家定義了明確的預期，例如人們在面試服裝和生日宴會上應如何支出。因此不平衡加劇造成了大量“支出井噴”，這第一步就是提高高收入者的支出。

富人花錢更為簡單，因他們有足夠多富余的錢。他們的大量支出改變了比他們低一個層次的人們的需求的參考坐標，因為大家都游弋在重疊的交際圈中，因此第二集團也開始支出更多，于是這種模式被一層層的傳導下去。這種“井噴”導致中產階級家庭實現基本財務目標更加困難。

對美國100個人口最多的縣市的人口普查數據研究后，Adam Seth Levine（范德堡大學政治學博士后研究員）、Oege Dijk（歐洲大學學院經濟學和哲學博士）和我發現收入不平衡差距增長最快的地區也是“財務困境”狀況最嚴重的地區。

例如，即使在一些領域惡化狀況得到控制的情況下，這些地區破產案數量依然是最高的。

離婚率是反映“財務困境”的另一項可靠數據，婚姻顧問報告稱，離婚的夫妻中很大一部分正在經歷嚴重的財務問題。上述收入不均衡最嚴重的地區也是離婚率最高的地區。

另外，上下班時間很長也是反映“財務困境”的又一項指標，因為如果一個家庭比較缺錢，通常會將家搬到更便宜的地方，而大多數情況下，更便宜的地方意味著更長的上下班時間。上下班時間最長的地區也是上述收入不均衡的地區。

中產階級受到擠壓也損害了選民支持哪怕是最基本的公共服務的意愿。富人和窮人一樣都得忍受破損的道路，牢固度下降的橋梁，不可靠的鐵路系統、以及未經仔細審核的集裝箱進入港口。許多美國人生活在粗略維護的堤壩附近，隨時有可能坍塌。

宣稱應將收入不均衡問題留給哲學家的經濟學家們經常倡導的政策（例如為富人減稅）充分加劇了不均衡問題。不均衡引發真實的損害是毋庸置疑的。

沒有可信服的證據證明收入不平衡推動經濟增長或增進人們健康幸福。是的，富人目前可以買更大房子，舉辦更昂貴的宴會。但這并未使他們更開心。在美國贏者通吃的經濟模式里，不平衡加劇的一個結果就是誘使大部分優秀畢業生涌向沒有實物產出的華爾街的金融財富。

(劉寧 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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