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兩面看歷史

歷史有沒有正反面呢？這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研究歷史就象盲人摸象，有人摸到了象的尾巴，有人摸到了象的屁股。但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摸到的是完整的大象，但實際上只是大象的一部分而已。號稱非職業歷史拾荒者的作家雪珥一直致力于收藏與晚清有關的海外文物，通過挖掘海外史料，運用國際關系理論，以國際化的嶄新視角、跨學科的寬闊思維重新審視中國近代史，他不僅十分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證，更重視思想的理性和寬容。其著作《國運1909：清帝國的改革突圍》呈現給我們的不僅是一些罕為人知的歷史片段和不同以往的視角。

　對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大清帝國的解說，眾說紛紜。雪珥從海外浩如煙海的史料中，小心地扒撿著被遺忘和被忽視的史料，試圖從中解讀中國近代史，追尋歷史的真相。他以記者的敏銳和律師的嚴謹，以建設性的思考，試圖讓人們以史為鑒。為人低調的雪餌先生，對大清帝國的改革突圍，其獨到研究和見解，卻尖銳而高調，他告訴人們什么呢？

　1909年宣統新朝的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可稱得上前無古人，在國際上得到了持續的好評，但在國內卻被日后政客和史學家們冷嘲熱諷。

　雪珥對這個悖論的解釋是：改革前提之一必須有足夠的權威資源，如果沒有就會失控，一失控很多人就會打著改革的名義分權。晚清實際上是一種失控。它不知道如何改革，地方上都要求改革，其實是想在改革中攫取更大的權力。你把權力放給他，他加強了一種集權，一種離心力量，并沒有分享，肯定出問題。

　于是乎晚清社會呈現這樣的亂象：改革的旗幟下，憲政異化為實用的政治工具，曾經是皇帝候選人之一的溥淪從天皇貴胄搖身一變為憲政旗手；議會成為各色人等撈取政治資本的時尚獵場，各地咨議局極大地推動了地方的分離主義；大清國官場如賭場，雄心勃勃的人，敷衍了事的人魚龍混雜，大家都來試身手；在改革的大旗下,人中之龍，國之棟梁都在撥動自己的小算盤。他們掌管著上情下達，下情上傳的要道，卻在忙著鉤心斗角，荒腔走板比比皆是。改革后果可想而知。新政改革已成為各級官員尋租肥己的好機會,就連商人，企業家，莫不捐了錢弄個官袍，戴上紅帽子。官場腐敗引起全民信仰喪失，日本間諜寫給天皇的信里曾說，中國的腐敗不止是官場上的，而是全民的，中國是沒有救的，腐敗到每個人都腐敗。讀書人階層讀的書不是他信仰的，而只是敲門磚。沒有真正信仰孔孟之道，社會上物欲橫流。反腐敗的人不是因為喜歡清廉政治，而是因為他利益鏈上得不到或者得到太少，等到他上去了，他也會腐敗。

　路同道不同。雪珥一針見血地分析，日本的改革在發動的時候也是自上而下，但它自上而下并沒有放權。改革的步驟自下而上的，但改革的權威要求必須是自上而下的。國家專政的力量在中央手里，必須用足夠權威保障它。

　對于慈禧，之前看到的歷史材料說法是比較統一的——一個女人毀了整個國家。但雪珥不這樣看，在中國找替罪羊一直是一種政治傳統，特別是一個國家滅了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女人特別容易成為替罪羊。

　他在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說，1910年，英國泰晤士報駐中國的記者叫普蘭德，他和一個叫巴克斯的人，合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叫《慈禧外記》，也叫《太后統治下的中國》。在這本書里面，大量使用了假材料，塑造了一個荒淫的、殘暴的慈禧的形象，宣稱自己拿到了第一手的材料，迎合了西方大眾的口味，這本書很暢銷。這本書被作為西方研究中國的一本很重要的參考書，后來又出口轉內銷回來。我們現在輾轉引用的有關慈禧和光緒的材料，都是從這本書來的。

　雪珥評價曾國藩、李鴻章的政治品德是無可挑剔的，但都被過度妖魔化了。李鴻章死后謚號為文忠呢！李鴻章其實有機會呢，戈登勸他自己干呢，但他沒有。還有左宗棠。清朝沒有在太平天國中滅了，沒有在英法聯軍夾攻下滅了，就是靠這群士大夫。中國的士大夫不是忠誠于這個國家，而是忠誠于一種理念。包括國家要安定的這種理念。他們不能反映官僚階層，只是士大夫里面的精英分子。官僚階層的主流其實就是混混，到了晚清其實就是有奶就是娘，前倨后恭。中國的實用主義為主的特點就是如此。但這兩個人都是受命于危難之際，把自己身家性命綁在里面了，其實是忠于自己的理念。李鴻章去日本，知道肯定會挨罵，但他還是要去。其他人讓他去做漢奸，讓他去挨罵，去了日本還挨了一槍，那時候他是76歲啊！

　馮侖有一個總結很有意思。在中國一個人要征服人們的心必須具備三樣東西：第一，對事業足夠的忠誠和專注。第二，品德好，并且沒錢。有錢人被尊重，死后老百姓還祭祀的例子迄今為止未聽說。在中國你要想贏得生前生后名，最好是把錢都捐掉，不然想征服人心是比較難的。第三，足夠的智慧。國人評價歷史人物的時候對德的重視有時候重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