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談判進展不順 年底坎昆氣候大會難樂觀

與哥本哈根峰會的熱鬧相比，天津談判多了幾分沉悶。

10月4日至9日，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會議在天津舉行。這是氣候談判20年歷史中，中國首次承辦談判會議。

擺在各國代表面前的，是充斥著爭議選項、堪稱千瘡百孔的談判文本。各方惟有縮小分歧，才可能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坎昆氣候變化大會奠定基礎。但互不相讓的交鋒狀態仍在延續，談判現場也屢屢傳遞出悲觀情緒。

中美之爭

作為全球排名前兩位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中國和美國被看成決定氣候談判成敗與否的兩個主要角色。幾乎沒有任何懸念，中美之爭再次上演。

在富麗堂皇的天津梅江會展中心談判會場，美國代表團拋出了兩枚并不新鮮的武器：其一是中國不該將自己等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應納入強制減排的法律約束范圍；其二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國內自主的減緩排放行動，也應遵循“可測量、可報告、可核查”（簡稱MRV，即“三可”）的要求，并且拿出了一套相當細致的流程。

在中國代表團看來，這兩點純屬非分要求。前者違反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稱《公約》）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應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后者則是對發展中國家主權的入侵。在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會上，發展中國家承諾將國際援助之下的減排行動納入“三可”；至于國內資金支持的自主減排行動，則可以在確保主權得到尊重的前提下接受國際“磋商和分析”。

中國首席談判代表蘇偉在天津談判會議強調，“磋商和分析”不是變相“三可”，如果《公約》締約方指出“有的問題不是很清楚，需要澄清和進一步了解，中國作為締約方，也可以作一些解釋。”言下之意，“磋商和分析”的主動權應當在自己手中。

10月7日，美國首席談判代表潘興（Jonathan Pershing）接受包括本刊在內的幾家中國媒體采訪時態度頗為強硬。長著一臉大胡子的他表示：“發展中國家既然已開始進行減排，不透明公開，我們怎么知道是不是說到做到？”

美國代表團甚至在談判桌上稱，中國國內自主減排行動，即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動能否接受“三可”，是其履行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變化資金援助義務的前提，希望借此孤立中國。

中國代表團團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針鋒相對地告訴中外媒體，有發達國家將中國接不接受“三可”，與小島國等能不能獲得援助掛鉤，在發展中國家進行挑撥，這不符合國際談判的要求。

中國民間力量也致信美國氣候變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呼吁美國勿拿中國做擋箭牌。

這封公開信在10月5日傍晚遞交給了喬納森·潘興。在公開信上署名的，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中心研究員鄭易生等十余位學者，以及山水自然保護中心等六家非政府組織，并得到了第三世界網絡等十幾家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聯署支持。

公開信稱，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上的態度和行動實際上不及中國這個發展中國家，至今沒有簽署《京都議定書》，國內氣候立法未獲通過，承諾的減排量相當無力，到2020年僅僅比1990年減排3%-4%。“更有甚者，在美國國內的失敗受到越來越多國際社會關注的時候，它還試圖通過聚焦中國來轉移大眾視線。”

不過，一位環保組織人士對這封公開信的效果并不抱什么希望：“美國代表團收到了很多（要求美國積極作為的）公開信，他們早就麻痹了。”

重演多哈回合？

去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峰會之前，各方寄予厚望，希望達成“全面的、野心勃勃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的目標，但未能如愿。如今，無論是此次天津談判會議，還是今年年底的坎昆氣候變化大會，各方的期望明顯降低。

《公約》秘書處負責人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Christiana Figueres）女士就多次表示，各方應在坎昆會議上努力達成“一攬子平衡的決定”，而不要指望達成包容一切的龐大協議。

與每年年底舉行的氣候變化大會不同，類似天津談判這樣的工作組會議并沒有一定要達成某種成果的壓力。但菲格雷斯女士呼吁，各方應盡可能取得一些談判進展，為坎昆會議奠定基礎。

最終，經歷了數日的天津談判，各方在減排目標、資金援助等核心問題上停滯不前，僅在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排放這些原本已有政治共識的議題上取得了極為有限的進展。

天津談判會議首日，針對菲格雷斯女士所說的“一攬子平衡的決定”，談判各方甚至就“平衡”的含義也爭論不休。輪番的發言中，小島嶼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集團關于“盡快建立快速啟動資金，保證資源分配平衡，優先考慮弱勢國家”的意見遭到忽視。

在哥本哈根峰會上，發達國家承諾2012年之前向發展中國家提供額外的300億美元氣候變化援助資金，即快速啟動資金。但這筆錢至今沒有著落。

氣候談判中一直扮演領導角色的歐盟代表團在天津的媒體發布會上還表示，目前整個談判正在忽略最重要的議題，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避而不談。中國代表團也在天津談判反復強調，發達國家需要大幅度提升其減排目標。

來自《公約》秘書處的分析顯示，按照各方擺到談判桌上的減排計劃，根本不能滿足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評估報告提出的科學要求：全球升溫不超過2攝氏度。

不僅如此，在天津談判會議上，人們再次聽到了一些發達國家試圖拋棄《京都議定書》，只在《哥本哈根協議》之下進行談判的聲音。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告訴本刊記者，發達國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為了逃避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減排指標。“因為只有《京都議定書》具有強制性的法律效力，《哥本哈根協議》僅僅是一個政府聲明。”

美國參議院今年7月暫停氣候立法，更是讓各方對減排目標的議題不抱樂觀態度。世界資源研究所（WRI）資深研究員弗朗茲·利茨（Franz Litz）對本刊記者表示，即使美國國會的中期選舉于今年11月展開，也并不意味著氣候法案能夠通過。“時間上不允許，另外，從過去的經驗來看，新國會也不太可能會（迅速）通過氣候法案。”

目前，世界資源研究所等機構正在建議白宮放棄立法手段，依靠既有的《清潔空氣法案》進行行政減排。根據該法案，美國環保署（EPA）可以監管溫室氣體排放。

不過，美國環保署即使有所作為，但影響程度恐怕也比較有限。“聯邦層面上減排量的多少，取決于奧巴馬以及繼任政府多大程度使用現有的調控手段，地方層面的減排量則取決于當地立法部門和政府采取行動的力度，”利茨說，“可以說，這是目前缺乏立法的情況下，美國能做出的惟一舉措。”

本刊記者還了解到，在獲知美國氣候法案流產后，歐盟內部已著手準備隨時回到布什政府時代，即美國實質性缺席氣候談判的狀態。

與此同時，業界則多持觀望狀態。全球風能理事會理事長斯蒂夫·索耶（Stewe Sawyer）對本刊記者表示，目前許多可再生能源企業已開始做兩手準備。“對于可再生能源行業而言，一個項目投資下去意味著許多年，如果政策不穩定，那么會影響很多投資者的投資意愿，增加他們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擔憂。而穩定、持續、具有發展力的國家氣候政策恰恰是這個行業保持活力、保持增長的重要條件之一。在南非會議之前，恐怕我們很難看到希望。”

多位與會人士告訴本刊記者，經歷了20年坎坷的氣候談判，已經不太可能在坎昆獲得很好的結果，更有可能達成協議的是2011年年底將在南非舉行的氣候變化大會。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南非恐怕也很難有大的作為。

一位熟悉國際談判的人士，用世界貿易組織中的多哈回合來形容目前氣候談判面臨的困境。始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陷入談判僵局，其間經歷談判中止、恢復、失敗的反復，至今未見曙光。

“氣候談判作為國際談判之一，不排除會走上同樣的道路。”這位人士對本刊記者坦言。在他看來，氣候談判之初，各方考慮得相對簡單，并未牽扯過多國家利益。隨著氣候變化逐漸受重視，氣候談判最終將不可避免地演變為各國力量的角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