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收入新論挑戰中國經濟認知

如果中國個人收入實際數額比官方統計高75%，我們對中國經濟幾個基本比例關系的認識就要改變，決策基礎也隨之改變

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先生最近做了關于個人收入核算問題的研究，他的這項研究在學術界乃至全社會都引起了強烈反響，因為他所計算出的中國個人收入比官方統計竟然高出了10萬億元，幾乎是官方個人收入統計數字的一倍，這似乎意味著統計失真、稅收監管失效與一些社會問題都已經達到了很嚴重的程度。

我認識王小魯很早，早就知道他是一個極為認真治學的人，所以盡管他的研究成果還沒有被官方接受，我仍然認為具有極高的參考價值，使我們可以撥開迷霧，走出許多認識與政策制定中的誤區。也許因為他所在的單位是中國改革基金會，所以他的研究成果更偏向于體制方面，而我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人，則更多注重他的結論在中國經濟基本數據與宏觀運行方面的影響意義。

第一，如果王小魯的研究成果被證實，則中國經濟的GDP總量可能比目前的統計數字要大得多。因為社會總產值等于物耗+個人收入+盈利，目前我們所說的GDP就是在物耗中減去能源與原材料消耗后所余的部分，所以如果個人收入被放大，GDP總量也就會被同步放大。按照王小魯的計算，2008年中國個人收入的總額是23萬億元，比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高出了75%，如果把這個誤差程度引申到其他數據上去，則中國當年的GDP總值有可能是54萬億元而不是31萬億元。

如果總量數字改變，則按當年匯率計算中國的GDP就已經超過了8萬億美元，早就超過了日本而直追歐元區，當年人均收入則為6200美元，已進入上中等國家行列。

第二，宏觀總量的改變將引起一系列比例關系的變化，從而改變我們進行宏觀調控的基礎和出發點。因為許多比例關系都是以GDP作分母的，如果分母變大，分數值就會變小，宏觀調控政策則往往要根據這些重要比例關系的變化而改變。

例如，中國的貨幣化率（M2/GDP）過高一直是個謎團，2008年末已達180%，而主要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70%~100%這個范圍。今年以來通脹抬頭，更是有許多學者和官員把通脹與貨幣化率過高的現象聯系起來，認為貨幣化率過高導致了流動性過大，由此造成了資產與實物價格高企，相應地認為只有緊縮貨幣才能壓抑當前的通脹。

但是如果中國經濟的實際總量比統計高出75%，2008年中國的貨幣化率就是88%而不是180%，這仍然處在一個正常范圍，就將使我們對當前中國通脹的發生機制與治理措施都要有一個新的認識。

為什么許多學者進行了大量研究后，都不能解釋中國貨幣化率過高這個極為特殊的現象？如果不是貨幣的問題而是GDP統計不準，這個研究謎題就很容易解開，這也佐證了王小魯研究結論的真實性。

第三，消費率的下降可能比統計顯示的情況更為嚴重。比較個人收入統計來說，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統計失真情況應該會小得多，因為個人收入比較好隱瞞，商店和餐館的營收就不那么好隱瞞。所以如果經濟總量被放大，消費率就會相應下降，從2009年的49%下降到28%。一般國家都是消費占70%，儲蓄與投資占30%，但是中國卻成了“倒三七”，說明中國以增加消費為主要方向的擴大內需工作，已經到了極度迫切的時候。

另一方面，消費率的下降就是投資率的上升，但是投資統計相對也比較真實，所以如果GDP總值被放大，投資率反而應該是下降的。如果是這樣，只能說明，按生產法統計的經濟總量大而按支出法統計的經濟總量小，這又從一個側面更加說明了中國生產過剩矛盾的嚴重性。

此外，按生產法統計的經濟總產出扣除了消費和出口后就是儲蓄，如果儲蓄大于投資除了會在現象上表現為生產過剩，在銀行體系內也會有反映，即表現為不斷擴大的存差（商業銀行的存款數大于貸款數）。自2003年以來，中國年均在銀行體系內生成的存差高達2.5萬億元，到去年底6年就累積了逾14萬億元，今年前三季度又新增了超過4萬億元，說明儲蓄大于投資、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更加嚴重了。

第四，由于在當代中國，財富主要在城市創造，隱性收入也主要發生在城市經濟中，所以個人收入統計失真的情況在城市就應該比農村嚴重得多。

如果我們假定農村個人收入統計比較真實而在城市嚴重失真，則目前統計所展示的城鄉收入差距就比實際情況要小得多。1978年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58倍，目前上升到3.33倍，看起來30年中似乎變化還不是特別猛烈，但是如果城市個人收入統計失真度高達75%，則目前的城鄉收入差距就接近6倍了。這就說明了通過推動城市化進程來改善分配結構從而釋放內需的要求更加迫切。

最后，與總量相關的重要比例關系還有許多，在經濟總量變大后，這些比例關系也會發生很大變化，從而改變我們對中國經濟的認識。比如貿易依賴率，日本號稱貿易立國，但是在出口依賴率高峰時也只有16%，而中國近年來已達30%一線，這樣高的比例以往只有小國才有，大國里面一個也沒有。由此有學者認為中國的外向型發展已達到盡頭，出口對GDP的比率繼續上升既不可能，也不安全。可是如果中國的經濟總量被放大75%，出口依賴率也就相應下降到20%以內，也不是特別高了。

還有就是單位總產出的能耗，目前中國比發達國家要高出6~10倍，比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能耗也高。但是如果經濟總量被放大，以目前能源消耗規模所支持的產出就要大得多，單位能耗也會下降。當然中國由于消耗能源所排放污染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但更有可能是與特殊的地理環境相關，因為中國的平原面積只有12%，而且90%集中在東部沿海，而只有在平原地帶才能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化與工業化布局，而不像美、歐那樣平原遼闊，工業化的污染也容易相對分散。

我以前也有疑問，為什么在自2003年啟動的上一輪經濟增長中，中國生產設備的技術更新與升級十分明顯，單位GDP能耗卻還是難以下降呢？到目前為止，發電機組60%都是近6年來新上的大、中型超臨界機組，且都在30萬千瓦以上，5萬千瓦以下的小火電在國家強制下幾乎都被淘汰。水泥、玻璃、鋼鐵、有色等高耗能領域中的技術進步速度也十分明顯，但是為什么單位總產出能耗卻還是難以下降呢？如果經濟總產出被放大了75%，單位總產出的能耗當然就是顯著下降了。

綜合來看，王小魯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項意義極為重大的成果，我寄希望于他能把對個人收入的研究，延伸到整個國民收入核算領域，希望他的這項研究能夠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重視，也引起學術界和全社會的重視，從而使中國的宏觀調控具有更真實、更扎實有效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