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昱華:積極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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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昱華指出,我們應該有足夠的耐性,在提升國力的同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積小勝為大勝,既不放棄機會,也不在短期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付出過大的代價。
中國證券報3月2日刊登吉昱華的文章指出,中國國力的逐漸增強把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但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元地位越過頂峰與其他貨幣取代美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話題。從歷史上看,美國是在其綜合國力超過英國很長一段時間,并借助二戰,才促成了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并且,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其背后有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使得美元成為國際上永遠的避風港。第二個支柱是美國強大的科技和創新力量,戰后美國一直處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頂端,這使得美國有能力通過創新來換取全世界的勞動,并向全世界輸出美元。中美還有很大差距,在這個階段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出現大的突破是不現實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認真吸取日元國際化的教訓。但這并不代表我們應該消極等待,而是應該有足夠的耐性,在提升國力的同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積小勝為大勝,既不放棄機會,也不在短期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付出過大的代價。
研究中國的金融改革,首先要認清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形勢和挑戰;要認清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形勢和挑戰,首先要認清國際經濟金融循環的歷史大趨勢。
金融業面臨極其復雜的外部環境
美國的戰略家們早已把中國當作是美國全球霸權最大的挑戰之一。戰后的六十多年里,美國依靠其嫻熟的政治經濟金融政策,先后擊退了歐洲和日本的挑戰。現在是戰后全球經濟循環的第四個階段,這個階段是美國試圖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打擊潛在競爭對手并準備再次輕裝上陣的階段。這個階段必然出現全球經濟金融劇烈動蕩,大國間政治經濟博弈也會更加微妙。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金融業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會十分復雜。
第一,主要國家之間的匯率、通貨膨脹率、資產價格可能面臨劇烈波動。從美國來看,中長期上美國需要通過美元貶值,實現其經濟的再平衡,并帶動增加就業,從而走出危機。但如果美元出現持續單邊貶值,必然造成資金大量流出美國,影響美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因此這個貶值過程必然伴隨著美元匯率大幅波動以減少市場的一致性貶值預期。同時,美國經濟體系特別是美國政府積累的巨額債務是無法持續的,要降低美國消費者和政府的財務杠桿,有兩個主要選擇,一個選擇是美國提高儲蓄率,另一個選擇是一個較長時期的溫和通脹。盡管通脹未必是美國政府一個現實的政策選擇,但其內在的通脹傾向值得關注。在匯率波動和通脹預期下,資產價格大幅波動也是順理成章的事。
第二,大國間的經濟和金融博弈趨于激烈。從美國和歐洲的互動看,美國需要應對歐元對美元世界貨幣地位的挑戰,同時需要歐洲的配合穩定全球金融體系,以利于美國經濟金融的調整;從美國和日本的互動看,日本挑戰美國的潛力基本消除,美國需要日本幫助承擔其經濟調整的成本,同時需要日本幫助共同遏制新的挑戰者;從美國和中國的互動來看,美國對中國經濟體系的潛力抱有很大的戒心,但在現階段又需要中國這個最大債權人的配合;從日本和中國的互動來看,日本十分擔心中國削弱其在亞太乃至全球的影響,但也希望中國的市場有助于其走出二十年的經濟泥潭。從中國和歐洲的互動來看,中國和歐洲沒有直接的利益沖突,但歐洲對中國抱有意識形態方面的戒心,同時歐洲也希望在“歐、美、中”的大三角關系和“歐、中、日”的小三角關系中獲取更多的利益。大國經濟金融博弈的結果是,中國金融業影響因素明顯增多,金融體系運行的“噪音”和“擾動”也將明顯增多,甚至可能出現“噪音”導致的蝴蝶效應。
在這種復雜的國際環境下,中國金融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必須沉著應對后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動蕩,維護中國金融業的核心利益。從國際金融博弈的視角來看,中國金融業的核心利益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防范金融體系因重大的外部沖擊出現系統性風險,維持一個安全穩健的金融體系;維護中國外幣資產的安全,保持外幣資產的購買力;保持對人民幣匯率和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力,防止因人民幣匯率劇烈波動影響實體經濟的競爭力或沖擊金融安全;維持國家對國內主要金融機構的影響力,并以此保證對國家資金循環體系控制和影響。抓住了這四條核心利益,我們就基本能夠防止崛起的進程因金融領域的問題出現中斷或倒退的風險。
金融業承擔著在全球配置和獲取資源的新任務
任何一個世界強國要長期存在,必須要解決好兩個問題。第一,如何獲取那些對該國至關重要的資源;第二,如何在全球生產和利益分配體系中占據有利位置。除了武力以外,跨國投資和金融控制就成為解決上述兩個問題的重要手段。以美國為例,對于第一個問題,美國運用以色列的存在及區域大國間關系的操控,牢牢地控制了中東的石油資源,同時石油期貨交易牢牢地控制了石油的定價權,并通過其大的石油公司,部分控制中東地區的石油開采和銷售。對于第二個問題,美國運用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核心地位,在世界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中分享繁榮的利益,轉嫁衰退的成本,同時掌握著國際上資產定價話語權的美國資金,能夠在全球資產市場的博弈中高拋低吸,處在十分有利的位置。
中國的崛起需要中國的金融業做些什么呢?答案與已有的強國對金融的要求相比是有所差異的。因為一個大國的崛起,勢必意味著對世界原有權力格局的調整,減少這種權力格局調整的阻力,對該國能否順利崛起至關重要。中國的崛起,需要中國的金融業提供以下兩個方面的支持。
第一,通過金融手段尋找利益同盟,減小中國崛起的阻力。與發達國家金融業建立共生關系。對于已有的跨國金融集團,中國可以成為其“消極的財務投資者”,在分享技術、市場優勢的同時,減少發達國家對中國資金戰略意圖的憂慮。對于我國的大型金融機構,應適度對外資開放,以建立和維持與發達國家金融資本的利益紐帶。加強對周邊國家的金融輻射。“遠交近攻”對國家間的經濟金融關系同樣具有指導意義,不過這里的“近攻”,不是對周邊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戰爭,而是要使周邊國家逐漸變成我國的金融腹地,擴大金融業的戰略縱深。從技術路徑上來說,可以從新建區域性金融組織入手,逐步推動與周邊國家的貿易自由化,逐步擴大人民幣在區域貿易中的結算流通。
第二,運用金融手段獲取支撐中國經濟長期成長的戰略性資源。我國要成為世界強國,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資源、環境和技術的制約。運用金融手段獲取戰略性資源,有兩個方面十分關鍵。要有跨越經濟周期的長期視野。既然要獲取的資源是基于長期戰略性考慮,就要深入研究長期歷史趨勢,切勿在短期波動上追漲殺跌。金融危機后,中國處在一個十分有利的空倉地位,但是錯過了在恐慌中買入的第一個買點。不過站在長期的視野我們并不需要太急于出手,因為還有一個機會在等待著中國。全球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的資產泡沫正在不斷積累,物價上漲壓力也在逐步加大,在全球進入加息通道并刺破這個新泡沫后,我們將面臨著新的買入機遇。但如果我們持有的外幣資產持有過多的長期固定收益產品,中國就有可能錯過這個歷史機遇。要著眼于技術周期的長期變化趨勢。中國政府已經就碳減排方案做出了承諾。即便沒做承諾,從中國資源約束上看碳減排也是勢在必行。但是在低碳經濟的核心技術方面,我們基本是受制于人。如何通過金融的支持,獲取和提升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技術,已經是迫在眉睫。
中國金融在全球競爭中的應對之道
要謀定而后動,必須認清中國金融業的優勢和劣勢。中國金融業的深層次優勢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規模龐大且處在上升期的實體經濟。按照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二十年后有望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加上我國金融深化進程還在不斷推進,這將對我國金融業發展提供龐大的市場空間。二是高企的國民儲蓄率。儲蓄率越高,可用于融通的資金量就越大。高儲蓄率也意味著財富的迅速積累和資產管理市場的迅速擴大。此外,由于有較高的儲蓄率,中國的金融體系在處理不良資產時有較大的回旋余地。
中國金融業的劣勢主要體現在:一是市場化水平不高。資金的配置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資金不能根據投資的風險和收益水平配置到最有生產效率的方面,金融體系也很難通過創新,滿足市場主體對資金和風險安排的要求。二是缺乏有競爭力的金融企業。大部分國有金融企業帶有準政府機構的傾向,在理念、技術、管理、人才等方面都還比較落后,與跨國金融集團相比缺乏核心競爭力。三是在金融游戲規則上受制于人。國際金融市場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定價權、金融產品定價權掌握在發達國家的金融機構手中,在表面的公平競爭之下,是頂級跨國金融集團對游戲規則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對市場更加嫻熟的掌控。
在分析中國金融業優勢劣勢的基礎上,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在全球化時代,中國金融業的希望所在,是通過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依托中國經濟的發展實現騰飛。做到這一點,需要把握好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中國金融業應該集中主要精力服務國內經濟發展,兼顧金融“走出去”。在世界主要跨國金融集團都試圖到中國來淘金的時候,寄希望于國際競爭力不強的中國金融企業到發達國家大展宏圖是不現實的。我國少數中資銀行在外開設分支機構已有多年,到目前也只能做一點華人的生意。況且,中國的經濟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即便是專注于國內的金融服務,以中國經濟的規模,也完全能夠培養出世界級的金融企業。但這并不是說中國的金融企業不需要走出去,因為隨著我國實體經濟的走出去,需要的金融支持也越來越大,而金融業能夠在境外為本土企業提供服務時積累力量,不斷提升。因此,現階段中國金融業走出去,更多的是將“觸角”伸向國際金融市場以便更好地服務國內市場,而不是滿足國內金融家的擴張或投機愿望。
第二,中國金融業應該集中主要力量進行對內改革和對內開放,兼顧對外開放。中國金融業的競爭力,以及中國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力,最終取決于本土金融企業,這一點已經被南美歷次金融危機和最近歐洲的銀行業危機所證明。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把如何提高本土金融企業的競爭力,作為思考中國金融業改革開放政策的出發點。要把對內改革和對內開放放在首要位置,對外開放更多的是為了發揮“鯰魚效應”,使本土金融企業接受跨國金融機構在理念、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溢出效應,而不是把擴大開放本身當作目的。
第三,在國內的金融規則制定上,注重與國際接軌,但更要強調“以我為主”。規則制定屬于主權范疇,對金融機構競爭力和金融安全的影響巨大。在看待規則制定權時,既要避免陷入“陰謀論”的束縛,又應該充分看到國際金融博弈的深刻性和復雜性。對于金融監管的很多技術領域,不妨大膽吸收國際上的先進經驗,但對于匯率制度、資本流動等問題,應緊密結合我國經濟金融的實際,以解決國內問題和滿足國內需要為第一要務,避免受到國際輿論影響。
第四,在人民幣國際化和國際金融體系重建等問題上有所作為,但更應有足夠的耐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我們看到一個大的歷史趨勢,美元已經越過了其頂峰時期。中國國力的逐漸增強也把人民幣國際化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但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美元地位越過頂峰與其他貨幣取代美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話題。從歷史上看,美國是在其綜合國力超過英國很長一段時間,并借助二戰,才促成了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其背后有兩大支柱,第一個支柱是美國強大的軍事力量,這使得美元成為國際上永遠的避風港,這也是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定價的基礎。第二個支柱是美國強大的科技和創新力量,戰后美國一直處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頂端,這使得美國有能力通過創新來換取全世界的勞動,并向全世界輸出美元。現在,中美實力還有很大差距,在這個階段希望人民幣國際化出現大的突破是不現實的。我們應該認真吸取日元國際化的教訓。但這并不代表我們應該消極等待,而是應該有足夠的耐性,在提升國力的同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逐步積小勝為大勝,既不放棄機會,也不在短期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付出過大的代價。
(袁甲峰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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