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陷用工荒怪圈劉易斯拐點失靈

監測顯示，0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外來訂單的逐漸恢復，珠三角多數企業出現了“招工難”，而商品生產地與消費地分離和“就業地”與“勞動力形成地”分離造成劉易斯拐點失靈。

中新社援引南方都市報1月19日報道稱，2009年，在金融海嘯爆發后，一度急劇減少的外需有所恢復，企業重新出現招工難的局面。那么，“民工荒”因何而生？民工荒之下，外來工的收入是否有所增長？企業的傭工困境如何解決？為了更深入了解金融危機下農民工的生存狀況，本報與麻省理工大學的黃亞生教授以及中山大學政務學院郭巍青教授合作，于2009年7-8月、11-12月對珠江三角洲地區農民工的收入與支出狀況組織深入調查。在11月的現場調研中，我們發現東莞最大的人才市場呈現“供求兩旺”的局面。但大部分接受訪問的工人指出，工廠給出的條件并沒有大幅度提升，僅僅提升了10%到20%。與此同時，根據對人才市場招聘信息的觀察，大部分崗位都要求有專業技能和工作經驗。因此，很可能存在大量要求有勞動技能的工作無人應聘，而同時大量外來工找不到符合薪水預期的工作的情況，也就是存在“民工荒”與“找工難”同時存在的供求結構錯位現象。

如何打破用工荒怪圈，正成為困撓珠三角發展的難題。

珠三角的用工荒怪圈

本次調查以廣州、佛山、深圳、東莞和珠海為抽樣點，各城市又分別選擇5個區(鎮)作為調查點，以偶遇抽樣的方式開展，具體訪問對象主要通過攔截方法和“滾雪球”的方式獲得。本調查由調查員手持問卷對受訪者進行訪問，共發放問卷1500份，回收問卷1462份，有效回收率是97.46%，其中：廣州293份，佛山291份，深圳256份，東莞297份，珠海325份。

用工荒在珠三角的東莞、深圳、廣州等市普遍存在“我最近走訪了很多家企業，訂單最多的已經排到2010年的5月份。超過一半的企業都存在缺工的情況。”東莞市紡織服裝行業協會會長陳耀華接受本報采訪時說。根據東莞市勞動局勞動就業服務管理中心對該市長安、厚街、鳳崗、常平、塘廈、高埗、石碣等7個鎮勞動力市場的監測，2009年下半年以來，隨著該市外來訂單的逐漸恢復，企業用工需求也隨之加大，多數企業出現了“招工難”。

“普工是最缺乏的，在金融危機下，企業一般選擇裁減非核心工人，保留熟練工人和中層干部，人才市場上，普工的工資漲了10-20%左右”。厚街人才大市場的黃經理對記者作出這樣的分析。

在缺工和待遇偏低的環境下，當前，許多出口加工型企業選擇的是繼續缺工而不是加薪，陷入用工荒怪圈。東莞一家制鞋企業負責人告訴本報，臨近春節，該企業的出口訂單不斷增多，但一線普工卻嚴重不足，企業只有選擇性地接單，但是并不愿意通過大幅提高工資來吸引外來工，因為一旦訂單下降再降薪不容易。

“如果一個員工每月提高200元，1,000名員工每月就要多支出20萬元，一般的企業無法承受。”中山某企業負責人說。來自中山人才服務機構的信息顯示，由于年末訂單“井噴”，目前中山企業出現反季節用工，大量外來工返鄉直接導致的后果，是全市將近八成企業存在明顯缺工。據中山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方面最新統計，目前中山企業用工缺口超過3萬人。

農民工福利待遇沒有相應提高

本次調查有兩個發現：第一，在金融危機期間，農民工收入水平下降，主要表現為平均收入下降，服務行業農民工特別如此；第二，農民工的生活消費處于非常低的水平。

在勞動強度增加的同時，農民工的福利待遇并沒有相應地提高。農民工月收入包括基本工資、加班費、其他收入三項。但調查發現，2009年加班費收入為0元者為839人，但工作時間為1-8小時者僅有640人，也就是說有199人有加班，但是沒有加班費。調查顯示，與2008年廣州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費性支出18,951元、增幅16.6%相比，農民工消費支出增幅還不及廣州市民的一半。

農民工收入水平整體上是在下降，主要表現為平均收入下降，加班費的下降存在于制造、服務、建筑等不同行業中，從事服務行業的農民工特別是如此。東莞某人才市場負責人分析，珠三角的企業用工基本根據訂單“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國家對全國區域經濟重點規劃以來，農民工的就業選擇區域變得更廣，因此，部分農民工選擇在比珠三角工資福利和生活成本更具優勢的城市就業。

業內人士分析，隨著農民工群體的結構更新換代，以80后、90后為主體的打工族更關注薪金高低、企業的前途、工作環境、發展空間。如果珠三角的薪酬待遇和工作條件還不隨之提高，部分勞動力將加速流向長三角等地市場。中山大學政務學院何高潮教授表示，像這種季節性的趕單期間企業應該給員工漲工資。“工資應該漲多少，是不是到了企業不能承受的地步？我想應該有專門的機構來做評估，然后向全社會發布，不能只聽企業的一面之詞。商會可以摸底，政府勞動部門也可以牽頭來做這個事情。廣東當地的勞動局應該積極地與民工地的勞動局進行協調，消除農民工就業的不確定性。”

提高工資與提供培訓同等重要

“勞動就業和工資水平的關系非常密切，如今，在廣東經濟增幅比較快的情況下，舊有的工資水平已經吸納不到足夠的勞動力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所研究員黨國英昨天接受本報采訪時說。

他表示，要改變當前珠三角用工荒怪圈，最主要的就是必須提高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有人擔心，工資高了，勞工來了，但企業成本提高被逼走了。我認為走的企業只是那些靠給員工支付低工資而盈利的企業，這些企業在特殊歷史發展時期是有作用的，但是現在它們走掉了對廣東其實是件好事，只有這樣才能把更好的企業吸引過來。”黨國英說。

除工資偏低，還存在勞動工技能短缺問題。珠三角地區“騰籠換鳥”式的產業轉型致使企業的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轉移，常規的普通農民工供給不能與之對應，進而出現結構性民工荒。

“農民工用于自身發展的文化教育支出非常低。我曾聽到一些農民工提出的首位要求就是能享受培訓。但是從我們的調查情況來看，農民工在培訓方面很少有機會，自己也沒有這樣的錢支出。”中大政務學院教授郭巍青說。

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王珺建議把企業實質性納入到勞動者職業培訓體系當中。“我曾聽一些外商說，珠三角投資的吸引力不如長三角，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勞動力素質，培訓的需求遠遠大于供給。我國1996年起施行的職業教育法沒有明確各級政府、有關部門辦職業教育的具體責任，珠三角能否在一體化的過程中先行先試一個暫行條例，讓企業提取一定比例的資金用于勞動力培訓？而執行的企業可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或者稅收優惠。”王珺說。

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所長諶新民認為“用工荒”給珠三角城市的啟示是：一方面要著手優化產業結構升級，另外也要從提高就業素質、就業質量和就業穩定性方面進行努力。

調研者說

“劉易斯拐點”為何失靈？

無疑，在09年7月展開的外來工收入支出結構調研，必須直面以下的系列問題：1、金融危機對外來工到底造成多大沖擊？2、所謂“民工荒”是否意味著經濟復蘇與外來工供求關系逆轉？這一狀況是否提高了外來工的收入？3、外需減退，內需不振，同樣是面臨“難以為繼”的局面，從勞動力供求曲線分析，這將倒逼出一個什么樣的局面？

從我們的調研看來，一個最直觀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失靈了。本次金融海嘯來自西方發達國家，卻導致我國城市經濟的重挫，以及農村人口的大面積失業，這意味著劉易斯所假設的只有城市和農村的二元經濟結構并不存在，無疑，存在“國際—國內”市場的二元結構，以及國內市場的“城市-農村”二元結構。這就導致了第一重分離：即商品生產地與消費地分離。

生產地和消費地分離的結果是，生產地不斷擴大規模壓低收入，降低成本，去迎合消費地的需求。比較優勢的演進，由于議價權的不平等而逐步轉化為對國外—國內的二元結構的自我強化，國內市場的議價權被壓抑，大部分利潤都轉移到國外。而這一特點對出口導向型國家尤其明顯。這一過程必然導致，當國內的城鄉二元經濟面臨勞動力供求關系拐點的時候，城市經濟未必能有大規模提高工資以及進行產業轉移的積累和能力。特別是，跨國公司倘若面對勞動力價格提升的問題時，完全可以將訂單轉移到勞動力更便宜的國家。

其次，由于在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中，是存在戶籍限制的，這又導致第二重分離----“就業地”與“勞動力形成地”分離。在珠三角農民工子弟學校，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現象：從小學一年級開始，每上一年級，班里的孩子就逐漸減少。到初中，老師甚至會勸學習成績好的孩子，一定要回老家去讀書，因為高考必須回原籍考試，一些省份的教材和廣東省不同。而更令人感到心酸的，是我們在東莞沐足城樓下小賣部訪問的一個沐足技師，居然曾經獲得過重慶電腦設計的培訓文憑，但由于當地就業歧視和信息不對稱，這一文憑并沒有為她帶來更體面的工作。

這兩重“分離”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勞工力要素無法自由流動，工資也無法因供求關系進行價格傳導，也就是說，即便出現了勞工荒的情況，也無法大幅度提升工資。

(程曦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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