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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微觀經濟鑰匙打開宏觀問題之門

鉅亨網新聞中心

出乎許多媒體人的預料,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三位得主,分別是彼得·戴蒙德(Peter A. Diamond)、戴爾·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季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仔細觀察這三位的學術傾向,他們雖有差別,但其共同努力的方向,都是力求實現宏觀與微觀經濟理論的融合,強調宏觀分析方法的微觀基礎。他們的學術貢獻對當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有多方面影響。

傳統上,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學強調對總量特征作宏觀分析,不太注意宏觀經濟現象內部蘊涵的微觀基礎,致使宏觀與微觀經濟研究容易出現脫節。但在上世紀30年代,拉姆齊在一定假設前提下建立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效用函數和生產函數。在拉姆齊給出的模型中,宏觀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在微觀經濟主體的最優選擇過程中確定的。可惜拉姆齊的這一建模思想和研究方法被湮沒了30多年,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被“重新發現”。

而做出這一“發現”的是年僅25歲的戴蒙德。1965年,他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經典論文《新古典增長模型中的國家債務》。在這篇文章中,他在拉姆齊的思想基礎上,建立了著名的世代交疊(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OLG)模型。正是這個模型所采用的世代交疊研究方法,一舉奠定了戴蒙德在宏觀經濟學、公共財政問題研究中的標桿地位。

在拉姆齊模型看來,經濟中的個體都是彼此毫無差別的標準個體,他們具有無限的壽命,擁有完全相同的理性行為,在永恒的無限生命期界中,依照相同的經濟決策方式追求跨期效用最大化,不考慮年齡對人們經濟行為的影響,即所有人的經濟決策都被視為無差別。而在戴蒙德的世代交疊模型中,每個社會成員都僅具有有限的生命,隨著年老一代的逝去,新的人口在不斷進入經濟生活,在相同的時點上,不同代際的人共同生活,不僅同一代人存在經濟聯系,而且不同代際的人之間還存在著廣泛的經濟交往。他們的消費、儲蓄、投資等所有經濟選擇,由于身處不同代際(即處于不同的年齡段),必然表現出不同的行為方式,即不同代際的人之間的交往規律不盡相同,因此整個經濟就構成了一個復雜的有機體。


由此可見,世代交疊模型考慮到了經濟個體的差異性,將其劃分成不同的群體納入分析框架,其分析更加貼近現實生活,更容易解釋和研究不同年齡段人群的經濟行為差異對宏觀經濟運行產生的影響,真正實現了宏觀經濟層面與微觀個體行為的融合。模型可以很容易地被擴展應用于通貨膨脹、收入分配、養老保險、公共財政、消費決策、帕累托效率等研究領域。這是戴蒙德的貢獻之處。

而本次得獎的另外兩位學者,戴爾·莫滕森是最早從微觀觀點出發構建失業決定模型的經濟學家。他的學術思想影響了皮薩里季斯。這兩位是長期的學術合作者,這也使得后者也分享了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學術上看,失業理論一直是宏觀經濟學力圖解釋的難題。該理論思考了這樣一個問題:勞動者能夠理性地選擇放棄可以得到的某些工作機會并保持失業狀態,等待在未來出現更好的工作。那么,是什么因素決定勞動者放棄或接受新工作提議呢?莫滕森和皮薩里季斯認為,當工人異質性和工作的異質性成為勞動力市場的基本特征時,每個工人和工作應該被看作獨特的,就業過程是通過一個復雜的搜尋匹配過程進行的。

他們兩位確立了基準的搜尋匹配模型。他們發現,勞動力市場上關于工資發布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業者搜尋和獲得工作必須付出成本。失業者會根據勞動力市場上的各種信息,大致估計搜尋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決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價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資水平,即保留工資水平。除此之外,勞動者的效用是工資收入和享受閑暇的函數。搜尋工作行為可以帶來未來工資收入,增進勞動者的效用水平,但這實際上也是放棄了閑暇機會,勞動者的效用水平受到損害。任何一個理性的勞動者都會以滿足效用最大化為目的,選擇適當的工作搜尋努力程度。

搜尋模型客觀上更真實地反映了經濟活動中一個重要特征——通常沒有集中的瓦爾拉斯撮合者,交易通過各方花費時間和精力實現,而且并不總能達成匹配。在交易過程中存在著多種摩擦因素。搜尋匹配模型將交易過程用摩擦的形式加以衡量,更具有直觀性,并且搜尋匹配模型具有微觀基礎:交易雙方都在謀求各自最大化的利益(效應或者利潤最大化)。

該模型現已成為宏觀經濟學的一個基準模型,時常被稱為教科書的均衡失業模型。由于基于搜尋匹配的一般均衡失業模型在過去20多年得到了長足發展,因此搜尋匹配理論越來越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勞動經濟學的重視。而且搜尋匹配理論不僅在勞動力經濟學得到普遍應用,在貨幣經濟學、婚姻市場和金融市場等都得到廣泛的應用。

今天,從政策操作層面看,這三位諾獎得主的研究不僅僅具有學術意義,更有明顯的政策含義。

比如,戴蒙德主張社會保障不可或缺。他強調,與理想狀態下的市場相比,現實世界有三種市場失靈或稱三種市場不完全,一種是安全投資機會的缺失,一種是實際年金的缺失,一種是工作年限不確定問題。那些意圖為退休積累資金的人,雖有投資機會卻未必能獲得合理收益和安全的投資回報。尤其是那些無法進行多元化證券投資的弱小投資者,問題更突出。

而市場的不完全或者說市場的缺失,限制了為確保退休后消費水平相對不變而進行儲蓄的能力。因此,社會保障必不可少。在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還沒有消除的今天,在大部分老百姓的社會保障面臨沖擊的今天,把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這三位學者,是有現實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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