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加強VIE監管勿忘留企業一條生路

當我們關上民企的門，必須為民企打開一扇窗。

一則傳聞讓投資市場與民企人心惶惶。媒體披露，一份證監會上報國務院的秘密報告獲得高層重視，報告建議，取締VIE架構。雖然9月27日《上海證券報》指出，秘密報告不過是某研究部人士的研究文章，但市場恐慌情緒并未因此平息。此前，9月20日，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表示“商務部正在與有關部門研究如何規范協議控制模式(VIE，即VariableInterestEntity)的做法和行為。”時間倒推到9月1日，《商務部實施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安全審查制度的規定》正式實施，明確將對外資投資者使用晦澀的手段逃避中國證券監管進行規范，“外國投資者不得以任何方式實質規避并購安全審查，包括但不限于代持、信托、多層次再投資、租賃、貸款、協議控制、境外交易等方式”。

VIE模式是為了躲避管制，力求在海外上市的中國民企與海外專業人士的天才設計，正是在這一法律模糊地帶的庇護下，中國的IT企業、教育企業等才可能源源不斷在海外上市。筆者曾經說過，國內的創業板不算中國的創業板，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創業企業才能構成真正的創業板，VIE模式功不可沒。

也許擔心國內的優秀上市資源外流，也許擔心失去監管的資金與上市公司威脅經濟安全，商務部等部委緊鑼密鼓將并購上市等納入監管體系。

納入監管是第一步，任何一個社會灰色地帶、監管模糊地帶總會在規范中走向清晰，潛規則總要變成顯規則。但是，并非所有時候規則都越清晰越好，并非所有的嚴厲監管都勝過監管模糊，尤其在社會轉型期。衡量好監管與壞監管的標準在于，監管的目標是否正確，社會效益如何。

在現階段對VIE一刀切是不現實的。據凱威萊德律師事務所(Cadwllader)的數據，截至2011年4月份，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中，有42%采用了VIE結構，還有數千家未上市的公司在繼續采用VIE結構從事經營。而京東商城董事長劉強東曾在其新浪微博上透露：“國內所有拿到融資的互聯網企業，不管是上市的還是未上市的，全為VIE結構，包括京東商城！”一刀切的后果，是切斷中國IT等新興行業企業的翅膀，讓他們展翅難飛。這不僅是企業的損失，更是中國經濟的損失。

監管部門必須回答以下問題：為什么這么多企業要避開監管游走于海外上市的灰色地帶？為什么中國的創業板在美國開花結果而不是在國內？

原因在于過度嚴厲的審批機制，投資需要審批，外資投資更需要審批，上市需要核準，上市之前成本巨大，上市之后劣幣驅逐良幣的現實對企業信用沒有什么益處，這使極具潛力的成長型企業不愿意花費過大的成本在A股市場上市。以民營教育機構論，本身就有行業門檻的重重約束，又在上市過程中受到歧視，不得不與具有政策優勢的大型企業、只具備公關能力與化妝術的民營企業競爭。我們不能一味抱怨VIE模式躲避監管，更不能推卸制度缺失的責任而抱怨優質上市資源流落他人之手，而應反躬自省，在國內的投資與上市機制、匯率管制機制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在VIE等模式納入監管之后，有兩種結果：如果成為監管者審批權的傲慢展示，將是對中國創業企業的沉重打擊；如果就此放松審批，放松管制，扶植創新企業走向國際，將是中國企業難得的機遇。

今年6月，圍繞支付寶事件，一場關于VIE的監管爭論撕裂了IT行業。以馬云為代表的企業家支持監管，而以易凱資本總裁王再、聯友電訊董事長王學宗為代表的人士則堅決反對，前者視之為中國的制度創新，而后者視之為中國創新之路的折戟。

我們必須回到大前提，支持任何有利于中國市場化改革與創新精神的改革，而反對任何假借監管為名的市場倒退。監管本身不是問題，為什么監管、如何監管才是真問題。（時代周報）

(程春雨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