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級機構的字母游戲

1890年，22歲的約翰·穆迪（John Moody）還只是一名華爾街銀行的學徒，每月薪水20美元，但誰也沒有想到正是這位毛頭小伙改變了未來的債券市場。

19世紀末20世紀初正值美國債券市場蓬勃發展階段，當時不少美國鐵路公司為了修筑鐵路，廣發債券籌集資金，鐵路債券成為當時主要的公司債券。不過，雖然企業紛紛發行債券，但當時不少人對這些公司的財務情況未必了如指掌，必須要有人來把企業的狀況告訴人們。

“當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發現了一座金礦。”穆迪在其自傳中回憶道。

1909年，穆迪出版了一本名為《鐵路投資分析》的鐵路債書籍，書中用字母給各個公司標示了風險系數，并給出了分析原則，很快得到投資者的認可。1914年7月1日，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正式成立，1916年標準普爾加入到信用評級行列，1924年，惠譽也進入了該行列，至此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均登場亮相。

在之后的數十年內，評級機構活躍在各個舞臺上，從公司債券到國家主權債務，一個AAA級別的債券可以將發債人捧上天，而一個CCC級別的評級可以讓其墮入“地獄”。盡管早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便將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家評級機構列為“全國公認統計評級組織”（NRSRO），以示其公正性和可靠性，并要求海外投資者在美國市場發行債券時，必須要獲得NRSRO中評級機構的認可。但近十年內，經歷了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后，市場中有聲音開始質疑評級機構的公正性，甚至指責其為“有毒資產”貼上了“優質”標簽。

美國之外又一“超級大國”

美國知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說過，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中，一個是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一個是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有時誰也說不準兩者誰更厲害。

在評級機構出現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穆迪、標普和惠譽三家公司并未過多涉及主權評級。在上世紀70年代，標普只為美國和加拿大政府評級，穆迪還增加了一個國家的評級——澳大利亞。不過當時這些國家的債務情況都沒有出現危機，進入20世紀90年代，國家主權債務評級的范圍慢慢擴大。《華盛頓郵報》曾稱，截至2000年，國際主要的評級公司各自承擔了大約100個國家的評級。

隨著美國債券交易的擴大，以及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頒布的“金牌認證”，三大評級機構的業務蒸蒸日上。

根據美國參議院下屬的永久調查委員會2011年4月13日公布的調查報告，2002年至2007年間，穆迪和標普對于結構性金融產品的評級數量和評級收入都創下了歷史新高——主要是因為對RMBS（住房抵押資產支持債券）和CDO（擔保債券權證）的評級。以標普為例，一個RMBS的評級收費4萬美元至13.5萬美元不等，而CDO的收費最高可達75萬美元，且每次評級均需加收5000美元至5萬美元的監管費。

數據顯示，2002年穆迪RMBS和CDO的評級收入只有6100萬美元，但到2006年，該項營收已經增長了3倍之多達到2.6億美元。同一時間段內，標普來自RMBS和CDO的評級收入同樣大幅增長，由6400萬美元增長至2.65億美元，到2007年，結構性金融產品評級收入已經占據標普年收入的47%。

2002年至2007年，全球三大評級機構的收入由20億美元增長至60多億美元，平均利潤率達到53%。

評級機構的信用危機

在賺得盆滿缽滿的同時，評級機構對大量抵押債券給予優質評級，甚至在美國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倒閉前，穆迪對于雷曼的債務評級依然是A2級別的投資等級。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稱，“這些機構（三大評級機構）將AAA評級授予了數千億美元的不可靠資產，幾乎所有這些資產都在隨后被證明是有毒資產。”

其實，早在2006年，穆迪和標普就發現CDO和RMBS評級不夠準確，當時這兩家公司曾經修改過自己的評級模型，但卻并未用修正后的評級模型去重新評估。彼時這兩家機構每年要評至少1萬份RMBS債券。

標普曾表示，初始評級為AAA級別的債券違約幾率只有0.04%，BBB級別的債券違約幾率則增加至1.09%。通常而言，AAA級別至BBB-級別的債券都被認為具有投資價值，而BBB-以下的則屬于投機級別，也就是所謂的“垃圾級”。

正是瞅著AAA級別的“光環”，不少投資者紛紛跳入“有毒資產”的火坑。但當2007年風險顯露時，評級機構又開始大規模調低評級，抵押證券價值大幅蒸發，成為了金融危機的導火索。

之后美國監管當局開始對包括評級機構在內的多個行業開始調查，最終在2010年4月由美國永久調查委員會出具了一份長達639頁的調查報告，報告指出評級機構受到了來自華爾街的影響，導致評級出現問題。

不過，評級機構似乎并未“吸取教訓”，在之后的歐元區債務危機中，評級機構再一次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

2009年12月8日，惠譽率先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這是希臘主權信用級別在10年內首次跌落至A級別以下。隨后，穆迪也下調了希臘評級——由A1降至A2，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更多歐元區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被貼上了“垃圾級別”的標簽。

今年7月初，穆迪更是在一天內將葡萄牙國債評級連降4級，至Ba2級別，引發了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的猛烈抨擊，稱評級機構加速了歐元區債務危機的惡化，認為“有必要更好地”監管信用評級機構。

“服務于客戶”惹的禍？

美國永久調查委員會認為，利益沖突是導致評級機構出錯的原因之一。由于采用付費評級的制度，導致評級機構評出高級別以吸引發行人，而發行人則樂于參與此類“評級買賣”以獲得最高等級，從而出售自己的債券。

在美國監管機構為了調查金融危機而舉行的數十場聽證會中，不少評級機構的員工披露了公司內幕，一名標普的分析師在短信中稱，“我們對每一筆證券進行評級，哪怕是由母牛設計的產品，我們照樣評級。”多名在穆迪工作的分析師稱，公司文化在2000年后發生了轉變，2000年前，穆迪對評級還是比較保守，但隨著原先負責全球資產融資業務的克拉克森調任穆迪首席運營長后，穆迪開始出現了轉變，克拉克森要求增加穆迪的市場份額，并強調“服務于客戶”，而非此前專注準確評級，穆迪的重心也從此前的公司債券評級轉向金融產品評級。克拉克森最終在2008年離開了穆迪。

1951年，約翰·穆迪在位于紐約曼哈頓教堂街穆迪總部入口處放置了一塊青銅浮雕，上面寫道：“信用，人與人之間的信心所系。”

但顯然目前信心已經開始喪失。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開始著手約束評級機構，SEC現在要求評級機構必須披露更多關于其對金融產品的評級方法，以及這些評級歷史表現的信息，而在7月底通過的最新一項計劃中，SEC已經在數十項監管要求中去除了對評級機構信貸評價的引用要求，并將設立自己的信貸評級辦公室，對評級機構進行監督。

不過，路透社稱，上述改革措施并不被視為大舉打壓評級機構，部分原因是它們并未觸及問題核心，即發行人付費模式，這被稱為引發危機的推手。

標準普爾大中華區總裁兼董事總經理周彬告訴早報記者，標普的評級過程非常透明化，“每一個評級都有一個準則，評級過程也是統一透明的。”周彬強調，如果標普的評級不受市場信任，就沒有生存的空間。

在標普的《信用評級基礎指南》中，有這么一段話：“信用評級是對相對信用風險的意見，信用評級不是投資建議，也不是買入、持有或賣出證券的建議，只是投資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可能考慮的一個因素，不是對信用質量或未來信用風險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