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安：從鹽法看晉商和徽商之崛起

晉商和徽商，是明清十大商幫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兩個商幫。我們舉例來看商幫達到的商業文明程度有多高。山西太谷縣曹家，興盛始於明末的曹三喜，到道光、咸豐年間，達到鼎盛，600余座商鋪遍布大江南北，資產高達1200萬兩白銀，經營13個行業，分支機構已經開到朝鮮、日本、俄羅斯，甚至到了舊金山，還包括東南亞一些國家。現在講企業的做大做強，還有做久，晉商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晉商和徽商，一南一北，形成很有意思的參看與對照。在相同的歷史時期，同樣在中國的大文化背景下,兩個商幫都取得了成功，但是有很大的差異。

開中鹽法，晉商的第一桶金

從晉商和徽商誕生的背景來看，二者都與明朝初期的鹽法有關。

明初最大的安全問題是來自蒙古的軍事壓力。明太祖朱元璋在北方建立了九大軍事邊鎮，維持80萬軍隊面對來自蒙古的軍事威脅，同時意味著軍隊的后勤供給方面存在很大財政壓力。山西行省的一個參政叫楊憲的，給朱元璋了個奏折，建議其實可以鼓勵商人去組織糧草，把軍需糧草運到邊鎮上，根據提供的糧草數量可以從政府換取“鹽引”，即銷售食鹽的專賣權。鹽是國家壟斷的，能拿到鹽引有很高的利潤，所以商人積極性很高。朱元璋采納了這個建議，采取開中鹽法。商人先用自己的資金購買糧草、布匹等軍用物資，把它運到邊鎮上，然后到淮南和淮北去支鹽，這樣可以從中獲得很大的利潤。這是山西商人賺的第一桶金，山西商幫的崛起從開中鹽法開始。

折色制，徽商崛起

徽商崛起晚於晉商，大概晚50年左右。為什么會晚50年？也是跟當時鹽的制度有關係。

開中鹽法使晉商獲得了第一桶金的機會，但是，開中鹽法經過一段時間的運行后，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鹽的生產是國家壟斷，鹽業生產是沒有效率的。很多商人拿到了“鹽引”但是換不到鹽，不能賣鹽就不能回收資金。鹽引不斷積壓，使得商人對這個制度失去了興趣。

弘治年間，戶部尚書葉淇，一個安徽人，提了個建議：與其按現行的制度換鹽引，不如簡單些直接讓商人拿錢買鹽引。為了簡化過程，可以讓商人組成總商。比如說，全國范圍內允許8個總商，國家把鹽引賣給8個總商，總商用巨額資金購買鹽引后，再把鹽引零售給分散的商人。這個叫折色制。於是，由開中制走向了折色制。

為什么徽商會從中受益呢？因為兩淮的鹽在安徽，而且，徽商非常重視功名和儒學，在官場上有很多安徽人。所以，一個是官場上的影響力，一個是地理位置，近水樓臺；綜合以上兩點，實行總商制和折色制以后，徽商就開始捷足先登。

晉商、徽商大不同

那時候商人有會館，有祭拜的對象。晉商崇拜關羽，徽商崇拜朱熹。朱熹是儒家的代表人物，重視科舉和功名，強調條件允許的話家族子弟一定要去參加科舉考試。徽商是亦儒亦商；而晉商不重視科舉，學而優則商。據歷史記載，乾隆皇帝曾經抱怨過，山西人有錢，但是不重視科舉取士。

晉商，借助地緣、建立在非人格化的管理模式之上，依靠股權激勵和嚴格的規章制度。而徽商是以血緣網絡為主的商人群體，主要依托宗法關係。徽商的組織結構通常包括商人、代理人、副手、掌計、雇工、學徒等層次。徽商更多的是利用宗族和地位來激勵和約束員工。

對晉商來講，那么多商業家族能夠成功，很重要一個原因，晉商通過家族內部的股份制，通過專東制，通過職業經理人制，來做長做久，這樣解決了富不過三代的問題。

兩個商幫還有一個不同之處。徽商有舉族外遷的傳統，一定要走出安徽，走到全國各地，甚至跑到海外去。一般開始的時候，少數的族人在外面做生意，做成功了以后把家族成員一個一個遷出來，到一定規模的時候整個家族都遷出來。而晉商很少有外遷的傳統。晉商強調，商人，或者說企業的成員，不能夠帶家眷到外地的營業地。比如，山西總部派出去的企業員工，到了外地還不能娶當地的人為妻，必須回到老家去娶。地域文化跟商幫的治理模式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值得我們去研究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