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起中國經濟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

中國經濟

經濟學上有一個非常經典的說法：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只有理清了中國經濟供求面的問題之后，我們才能對中國經濟的整體結構及其未來的走向，有一個更為清醒的認識。

為了讓你不再懨懨欲睡，我還是從一個簡單易懂的故事開始講起吧。一般人們都認為，經濟之所以能發展，其主要動力是因為有需求，這當然是人盡皆知的常識。這在經濟學上被稱為“需求派”。但經濟學上還有另一派，叫“供給派”，“供給派”只須舉出一個例子，就可以把“需求派”打得“落花流水”：在喬布斯發明蘋果手機之前，我們有幾個人知道，我們內心原來對智慧手機有如此大的“需求”或潛力？是喬布斯把我們對智慧手機的需求，深深地挖掘出來了。這難道不是供給對經濟發展的巨大貢獻嗎？

按照經濟學的經典說法，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放在這一框架里，今天中國經濟面臨的“三駕馬車”的問題（投資、出口、消費），充其量只是需求面的問題；而中國經濟供給面的問題 – 勞動力、資本存量、生產效率，長期來卻似乎為很多人忽略了。

在過去相當長時間內，這種有意無意的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對中國經濟來說，勞動力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過去曾有一句話“中國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勞動力無限供應，對中國來說似乎從來不是一個問題。至於生產效率，由於中國經濟當時采用的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以大量廉價的生產要素（勞動力、土地等）來推動經濟發展，因此生產效率也似乎從來就沒有真正為人所重視過。

我們長期來的注意力，一直為經濟結構里的需求面的問題（投資、出口、消費）所吸引，以為這就是中國經濟的全部問題，並以為只要解決了需求面的“三駕馬車”的“調結構”的問題，中國經濟的全部問題就解決了。這實在是一種極大的誤解。

中國經濟供求面的“三駕馬車”- 勞動力、資本總量、生產效率，過去從來就沒有被人真正重視過，因為勞動力在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問題；至於勞動生產率，這雖然是中國的一個老大難問題，但只有勞動力無限供應存在，勞動生產率略顯低下，至少在短期內不是一個十分緊迫的問題。

但從2014年開始，這一切將不復存在。從2014-2017年的這三年里，中國勞動力緊缺的情況將全面浮現。本書后面還有詳細闡述，這里先按下不表。

更嚴重的是，在未來三年里，中國經濟需求面“三駕馬車” （投資、出口、消費）的問題將依然存在，而供求面的問題也將全面浮現。“屋漏偏逢連夜雨”，這句話用在未來三年的中國經濟形勢上，看來是一個無奈，但卻是很確切的寫照。

[NT:PAGE=$] 到底什么才是中國經濟供應面的深層問題？

人口紅利下降：中國將面臨20年危機？

我之所以提出這一疑問，是因為“調結構”是歷屆中國政府提出的口號和目標，但時至今日，卻始終沒有實現，以致於出現了本書第一章所描述到底那些情景的產生。中國經濟在2013年第三季度因投資拉動而出現的種種現象，也無不折射了這一點。

其間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過去若干年，中國在經濟結構方面還可以“等”，因為眾多的其他因素還比較有利於經濟的向前發展，比如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還比較低廉，比如人口紅利還依然存在；最主要的是，中國的經濟依然還在上行的跑道上，而只要中國經濟還在上行跑道上，那就雖然問題眾多，但總還可以拖延，或者拖延了也不至於引起很大的麻煩。

但未來幾年，這一切條件都將急速消失。

首先，如前所述，中國經濟下行的視窗期從2013年開始已經顯現，未來幾年可能將進入實質性下降的階段，而這個時間段很可能就是2015-2016年。這也就是被張燕生稱為“2016年猜想”的那個“謎團”。

其次，如前面幾個小節所述，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多年來依賴的人口紅利，最遲從2015年開始將大幅消失。而按照陸定一之子陸德的“小雞雞理論”，人口紅利一旦消失，那就至少需要十八到二十年時間才能重新找回來。

換言之，從2015年到2035年的這二十年，中國必將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找到其經濟下一輪持續高速發展的動力。

這個動力到底是什么？目前談這個問題也許言之過早，但這卻是一個在未來若干年將十分困擾中國的問題。

其次，上述的經濟結構調整，充其量只是經濟需求面的問題。經濟學家們有一句話：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而恰恰從供給面來看，中國經濟未來若干年也見勉勵重大挑戰。這一挑戰首先表現在人口紅利的消失上。如果說，標志著勞動力無限供應開始減少的“劉易斯拐點”2004年已經在中國顯現，而當時的大多數人尚未意識到，那么從2015年開始，中國的人口紅利將出現全面下降的情形。

換言之，從2015年以后的近二十年時間里，中國必須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尋找經濟增長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

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過去幾年的情況吧。

從2009、2009年前后開始，每年春節過后，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私營老板們發現，節前風雨兼程回家過年的農民工們，開始不急著返回廣東打工，有的人甚至就一去而不返了。於是，廣東地區私營企業，第一次出現“民工荒”的問題。

這是一個初始讓人百思不計其解的問題：中國不是啥都缺，就是勞動力不缺嗎？怎么忽然就出現了“民工荒”呢？

香港有一句民間流傳的話：“有人沒工做，有工沒人做”。前半句說的是就業市場上的嚴峻情況，后半句則多指很多底層勞工不具備足夠的專業技巧，因此無法適應勞務市場對高素質人力資源的需求。

但廣東地區前些年出現的“民工荒”卻與這個又有所不同：那些春節過后不回來的勞工，並不是什么具備高技能的人力資源，而是一些非常普通的勞工。然而，就是這些普通的勞工，節后卻再也不愿離鄉背井，而寧愿留在家鄉。這本身就反映了一些非常深層次的狀況。

狀況之一，當然是這些勞工在家鄉的生活過得也不差了，因此才不愿離鄉背井，這從另一個側面看卻也是好事；狀況之二，卻也反映了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勞工薪酬，已開始逐漸跟不上勞工的心理期待，或開始與全國的發展形勢有所脫節；了。

但更為深層的問題則是：中國的勞動力無限供應階段，開始逐漸結束了。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所謂勞動力無限供應，指的是一個經濟體再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型過程中，來自農業領域的剩余勞動力大量涌入城市的現代領域（包括工業和服務領域），起始階段似乎給人無限供應的印象。然而到了一定時候，這些來自農業領域的剩余勞動力開始出現短缺。短缺的原因很多元，有勞動力自身數量短缺的原因，也有勞動力在農業領域有更多去處的原因。這就象一塊碩大無比的海綿，起始階段可以吸納無數水分，但到了一定時候，水源開始多了其他去處，於是半濕不干的海綿，就處於十分尷尬的角色了。

這種勞動力無限供應趨於結束的狀態，就是學術界所稱的“劉易斯拐點”。這個名稱來自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1954年的一篇論勞動力無限供應結束的論文。

按照中國學者的研究，“劉易斯拐點”在中國出現的時候，是2004年。只不過，2004年的時候，大家誰也沒有感覺到這個“拐點”的出現。這就象人的體質的下降，起始階段可能毫無症狀，因此十分難以察覺。但若繼續無規律的生活，一旦發現時，可能已伴隨著一些難以挽回的病症了。

從2004年“劉易斯拐點”出現，到2008年春運過后首次感覺到勞工短缺，這中間過了四年左右的時間。問題是：等到第一線的私營老板感受到勞工短缺的“痛楚”，問題已經比較嚴重了。

於是，提高勞工的薪酬，是私營老板們面對這一“痛楚”的幾乎唯一的選擇。因此最近幾年，我們看到珠江三角洲一帶的薪酬水平大幅提高。但問題是：薪酬提高對打工者來說自然是喜事，對企業經營者來說，在潛在利潤尚未展現的情況下，則是一種無形的負擔。用學理的話來所，當薪酬水平的提高超超過了gdp潛在增長的時候，往往會隱含著一種潛在的問題。

[NT:PAGE=$] 中國今天和未來處於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狀況。坦率地說，這種狀況是令人堪憂的。

“劉易斯拐點”的出現，其實是中國未來若干年人口紅利下降的第一個先兆。

人口紅利這個名詞，過去若干年我們經常聽到，也成為中國過去若干年取得重大成就的眾多關鍵性因素之一。但究竟什么是人口紅利？中國是否正在面臨人口紅利消失的情況？一旦人口紅利消失，對中國未來若干年究竟有多少損失？中國應該如何調整和應對，才能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維持經濟的高速或至少是可持續發展？

用最為通俗的話來說，所謂人口紅利，就是在一個經濟體內部，干活的人比吃飯的人多；反之就是人口紅利下降或消失。用較為學術的話來說，所謂人口紅利，是指一個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較大，撫養率比較低，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整個國家的經濟呈高儲蓄、高投資和高增長的局面。

一般所說的人口紅利可以分為兩種。 第一種人口紅利指勞動力人口非常多，從而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經濟中存在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高儲蓄率；第二種人口紅利是指進入老齡化后，人們特別是高齡勞動者預期將來會變老，會有更強的儲蓄動機，從而會形成額外的積累。第二種人口紅利在第一種人口紅利即將結束的時候就開始積累，而且第二種人口紅利是可以無限延續的。

過去若干年，由於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中國相對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於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一段時間內，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就處在人口紅利的階段，每年供給的勞動力總量約為1000萬，勞動人口比例較高，保證了經濟增長中的勞動力需求。由於人口老齡化高峰尚未到來，社會保障支出負擔輕，財富積累速度比較快。勞動力資源豐富和成本優勢已經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

但這種情況在近年卻出現了本質的變化。

當很多朋友只是從身邊直觀的情況來感受“劉易斯拐點”的時候，比如家庭保姆難找，比如每年春運過后民工不再返回，是否有想過，這一方面折射了越來越多的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正在被現代工業部門所吸納，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正在趨於結束，另一方面則也另一個折射了另一個我們忽略的現象，即：長期來就象空氣之於我們一樣自然、平常的人口紅利，正在漸漸離我們遠去。

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中國從16歲到59歲的有工作能力的勞動力人口總數，在2012年已經見頂，比上年減少345萬人；即便再將具有工作能力的勞動力人口總數放寬五年，中國從16歲到64歲的勞動力人口總數，也將2015年見頂。

中國的人口紅利一旦下降，其持續的時間就有多長？前面提到的陸德老先生，曾經在與我們私下討論節目時，提出過一個聽上去不太雅，但其實卻很能說明問題的理論，即“小雞雞理論”。那意思是說，男人的“小雞雞”生理上必須發育到18-20歲，才能承擔生育后嗣的功能；因此，一旦人口紅利下降，不可能期待在三、五年或十年之內得到扭轉，而必然經歷一個十八到二十年的痛苦過程。

不可忽視的是：今天的中國，計劃生育依然是堅定不移的國策，而且在可預期的未來，基本上沒有大規模調整這一國策的跡象。三十多年前中國處於落后階段時，人口多而經濟機會少，因此人口多自然就成為負擔。正如馬爾薩斯人口論所闡述的那樣，一個經濟體內生活資料以算術級增長（亦即遵循1,2,3,4,5等的增長級數），而人口則呈幾何級數增長（亦即遵循2,4,6,8,16的增長級數），因此對一個落后經濟體來說，幾何級數的人口增長對算術級數的增長而言，自然是災難。因此，在當時的情況下，用計劃生育來控制人口的絕對增長，無疑是一個理性的抉擇。

但這一理論忽略了另一個基本情況：當經濟高速發展之后，經濟體內部將產生許多乃至無限的需求，這些需求將轉換成許多工作崗位需要有合適的勞動力來填補，其必然又將創造出許多乃至無限的生活資料。因此，當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市場經濟，尤其是十多年的全面融入全球化進程之后，當中國經濟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力來填補空缺的時候，原有的計劃生育國策就有重新探討的必要了。

問題是：這一國策在可預期的未來，恐怕很難得到根本扭轉，因為它涉及的還有短期中國經濟和社會的一系列深層問題。既然這樣，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就是：從2015年開始，至少在2033-2035年之前，中國將必須在沒有人口紅利的情況下，繼續尋找有望高速增長的潛力和前景。這個有望高速增長的潛力到底是什么？這里不妨先設個懸念，本書后面將有詳細的闡述和分析。

這里暫先打住。但讓我們先記住2015年這個特別的年份。

這一年，無論是中國經濟還是中國其他方面，可能都會有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