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

作者肖磊撰文：霧霾是挑戰，也是機會。那么，霧霾給中國帶來了什么？

一夜的大風，吹散了籠罩在北京上空的霧霾，人們抱著喜悅的心情開始了新的一天，似乎已經忘了近幾日霧霾帶來的各種傷害和不便。為什么霧霾難治，首先是因為它時有時無、時輕時重，不像交通擁堵，每天都會感受得到，因此沒有一個持續“警示”的動力。

但隨著污染的加劇，大城市人“享受”霧霾的天數越來越多，此次北京連續一周的嚴重霧霾之后，似乎從中央到地方，真正感覺到了壓力。霧霾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你可能用著昂貴的空氣凈化器，但你不可能永遠呆在家里；你可能戴著高科技過濾口罩，但你也會面臨吸入氧氣不足和細菌侵襲的風險。

空氣污染給人類帶來的挑戰就像饑餓和戰爭一樣，一方面體現的是在實現欲望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自我傷害，一方面又提供了認識自己和超越自己的推動力。

大自然是有能力讓不顧一切的膨脹付出代價的，所以只有尊重自然，尊重人類發展的每一個歷史環節，才是深刻認識和治理環境問題的關鍵。

饑餓和戰爭

最早，人類面臨的最大的生存挑戰是“饑餓”和相互戰爭，但每一次“饑餓”或戰爭之后，人口會急劇減少；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人口減少后人均收入增加，生育率上升，人口又開始增長；可是人口增長后，人均土地和收入減少，使生存挑戰越來越大，接著爆發戰爭，並使接下來的人口再次減少。人類就是在這樣一個周期中不斷循環，度過了漫長的歲月。

這一循環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即：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沒有足夠的食物養活所有人)，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消滅，增長；再消滅，再增長，如此循環了好幾千年。

但是，正是由於一次次的生存挑戰和戰爭危機，人類產生了強大的工具意識、技術意識、思想意識、領袖意識、戰爭意識等等，更重要的是激發了人類對土地的“尋找”意識。在反復的生存與消滅當中，人類不僅在生產技巧、組織思想等領域取得了進展，而且不斷的拓寬了地域生存空間。

亞洲打通了去往歐洲的絲綢之路，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等。人類幾乎占領了所有可以生存的陸地和島嶼，因而發生了各種遷徙，建立了橫跨全球的各類人類聚居區。

隨著全球各大陸被“探索”完畢，各大聚居區逐漸成形和固定，簡單的，以尋找更多農業生存資料的時代面臨危機。無論是在競爭當中成功的一方，還是失敗的一方，在沒有全球性土地資源可以繼續發掘的情況下，都面臨升級技術，提高生產率的挑戰，這一挑戰直接導致了工業革命的爆發。

在工業革命之后，生產率飛速提高，全球性的生產資料開始流通、互補，人均收入有了顛覆性改變。數據顯示，從公元元年至1820年的1800多年里，世界人均GDP只增長了50%。工業革命之后，而從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增長了800%。

工業革命最大的貢獻是，人類突破了人口瓶頸，從而也戰勝了“馬爾薩斯陷阱”。但工業革命也給人類帶來了新的生存挑戰，從而也給人類的進步繼續提供想象空間。

挑戰霧霾

進入20世紀后，阻礙人類共同持續生存的挑戰不再是有限的農業資源，而是不同的國家意識、種族意識、陣營意識、思想意識、信仰意識等，這些“意識”的不同直接威脅到一些人的生存，這也就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這兩次規模空前的，利用了工業革命成果的戰爭雖然沒有完全消滅國家意識、種族意識、陣營意識等，但基本上打通了各種意識之間的被動交流和強制融合，因此全球進入了合作大於對抗的時代，各類經濟貿易活動、資訊產業、交通工具、全球性組織等，得到了飛速發展。人類開始進入全球化和城鎮化時代。

二戰之后，世界人口迅速向城市和城鎮集中，全球各種族之間也開始了互相交融，形成了一個不可逆的趨勢。當前，世界城鎮化水平已超過50%，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但城鎮化帶來的，尤其是大城市霧霾問題，一度成了人類新的生存挑戰。

1930年12月，比利時迎來了20世紀有記錄以來最早的大氣污染慘案。在建有諸多重型工廠的馬斯河谷出現逆溫層，霧層尤其濃厚。在這種氣候反常變化的第3天，這一河谷地段的居民有幾千人呼吸道發病，有63人死亡，為同期正常死亡人數的10.5倍。發病者包括不同年齡的男女，症狀是：流淚、喉痛、聲嘶、咳嗽、呼吸短促、胸口窒悶、惡心、嘔吐。咳嗽與呼吸短促是主要發病症狀。

1952年12月開始，英國倫敦發生“霧霾事件”。據史料記載，從12月5日到12月8日的4天里，倫敦市死亡人數達4000人。在12月9日之后，由於天氣變化，毒霧逐漸消散，但在此之后兩個月內，有近8000人因為煙霧事件而死於呼吸系統疾病。數據表明，死亡高峰與二氧化硫及煙塵的濃霧高峰基本一致。

同年同月，美國洛杉磯發生“光化學煙霧事件”，洛杉磯市65歲以上的老人死亡400多人。1955年9月，由於大氣污染和高溫，短短兩天之內，65歲以上的老人又死亡400余人，許多人出現眼睛痛、頭痛、呼吸困難等症狀。

1955年，日本四日市發生“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十多家石油化工廠排放的含SO2的氣體和粉塵，使昔日晴朗的天空變得污濁不堪。1961年，呼吸系統疾病開始在這一帶發生，並迅速蔓延。據報導患者中慢性支氣管炎占25%，哮喘病患者占30%，肺氣腫等占15%。到1964年這里曾經有3天煙霧不散，哮喘病患者中不少人因此死去。1967年一些患者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殺。1970年患者達500多人。1972年全市哮喘病患者871人，死亡11人。

倫敦、洛杉磯、東京等城市治理霧霾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其國家經濟從高能耗低效率走向低能耗高效率的過程，是其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是良性城鎮化的過程。有很多種方法值得此時的中國借鑒和學習。但有一點可以確信，霧霾並沒有讓英國、美國、日本等陷入長久的環境危機，也沒有阻止這些國家成為發達國家，更沒有剝奪這些國家人民的后代享受清潔空氣、青山綠水的權利。

但縱觀全球各地的環境治理方法，實際上都是從有效監測開始的。中國目前還沒有走完第一步，即有效監測這一步。美國1963年通過《清潔空氣法案》。1997年修訂，在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中增加了關於PM2.5含量的指標。2006年9月，美國環保署對PM2.5標準進行了修訂和更新，規定PM2.5的24小時濃度均值為不超過0.035毫克/立方米，年周期內的標準為小於等於0.015毫克/立方米；PM10的年均值，僅規定了24小時平均濃度限值，為0.15毫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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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健康的威脅極大

直到去年10月17日，世界衛生組織下屬國際癌症研究機構發布報告，首次指認大氣污染對人類致癌，並視其為普遍和主要的環境致癌物。然而，雖然空氣污染作為一個整體致癌因素被提出，它對人體的傷害可能是由其所含的幾大污染物同時作用的結果。與較粗的大氣顆粒物相比，PM2.5粒徑小，面積大，活性強，易附帶有毒、有害物質(例如，重金屬、微生物等)，且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長、輸送距離遠，因而對人體健康和大氣環境質量的影響更大。

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表明，由室外空氣污染導致的過早死亡人數，平均為每天1000人，每年有35至40萬的人面臨著死亡。具體來講，早在1997年，世界銀行就預計有5萬中國人因為空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總體來說，這份報告發現，中國的空氣污染使得城市居民的壽命減少了18年。

於此相對應的是，2012年12月，北京市衛生局對外發布訊息，北京市腫瘤防治研究辦公室監測數據顯示，2010年肺癌位居北京市戶籍人口男性惡性腫瘤發病的第一位，在女性中居第二位，僅次於乳腺癌。2001至2010年，北京市肺癌發病率增長了56%。全市新發癌症患者中有五分之一為肺癌患者。2010年，北京市戶籍居民肺癌死亡率達48.9/10萬，亦居“眾癌之首”。

除了霧霾導致的各類直接疾病，長期來看，霧霾天的增多會影響居民開窗透氣等，減少人們戶外鍛煉時間，增加居民的精神負擔，使得抱怨等情緒增加，給更長遠的社會及身體健康發展帶來威脅。

2.抑制工業發展

去年末，中科院對北京PM2.5化學組成及來源的季節性變化進行了研究。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將燃煤、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氣溶膠，是對懸浮在大氣中的固態或液態微粒的統稱)三個來源合並起來，化石燃料燃燒排放成為北京PM2.5污染的主要來源。

其中，北京PM2.5有6個重要來源，分別是土壤塵、燃煤、生物質燃燒、汽車尾氣與垃圾焚燒、工業污染和二次無機氣溶膠，貢獻分別為15%、18%、12%、4%、25%和26%。

燃煤、石化等領域是工業重要的基礎性領域，如果要徹底降低PM2.5，就要降低整個中國工業的生產能力。長期來看中國工業的高能耗、低效率肯定是要轉型升級的，但轉型升級並非一朝一夕之舉，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國家層面會犧牲一定的增長，采取強制措施治理霧霾，減少工業領域對PM2.5的“貢獻”。

這將直接影響到工業領域的產值，對於占整個GDP總量40%以上的工業來說，治理霧霾需要做出的調整是迫在眉睫的。短期看，這種調整會增加失業人口，對消費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整個GDP面臨進一步放緩。

3.抑制農業發展

近日，中國農業大學副教授賀冬仙表示，他們的學院就霧霾對植物的影響做了實驗，發現植物的光合作用大幅度下降。

實驗表明，在人造光照射下，辣椒和西紅柿種子通常需20天成長為發育完全的幼苗。但在北京昌平區的溫室大棚中卻花了2個多月。大棚的塑料膜及附著在膜上的空氣污染物令照射在植物上的陽光減少一半，植物很難維持光合作用。大棚中的多數幼苗都柔弱不堪或病懨懨的。賀說：“如今，幾乎所有大棚都陷入霧霾恐慌中。”她表示，幼苗質量低下將令中國今年的農作物產量下降。若霧霾天氣持續或加強，中國的食品供給將面臨嚴重威脅。

冬季和春季的霧霾會對農作物產量造成影響，今年多種農產品的價格可能因此上漲。食品供應令人擔憂。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去年共進口超過7000萬噸食品，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年，食品自給率下降到不足90%。

這意味著霧霾將給占中國GDP10%的農業帶來麻煩，並長期影響農業生產效率。

“治理霧霾”考驗全民智慧

從洛杉磯治理霧霾的經驗可以看出，僅對霧霾的討論、研究和監測，就是一個非常具備爭議的過程。洛杉磯最早開始，認為霧霾的最主要來源是燃煤、化工、施工粉塵等，強制關閉了相關工業，但霧霾並沒有出現好轉，且越來越重了。

目前，按照中科院等提供的研究資料，依然認為燃煤、石化等工業污染為北京等地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垃圾焚燒和汽車尾氣只占到4%。也就是說，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搞清楚，北京等地的霧霾其根源在哪里。

跟洛杉磯一樣，直到十多年后，洛杉磯人才知道了城市霧霾的最大“元兇”是機動車尾氣排放。這跟洛杉磯幾百萬的汽車保有量，發達且密集的高速公路似乎有點吻合。但交通問題牽扯到的利益過於廣泛，就不像關閉幾個化工廠那么簡單了。

發展公共交通，限制機動車數量，增加汽車尾氣凈化裝置等，都是洛杉磯治理霧霾過程當中非常起作用的事情，但這些問題都牽扯到每一個人的利益，其阻礙是非常大的，所以直到現在，洛杉磯雖然基本有效防止了空氣污染的問題，但依然還在為空氣質量問題付出更大成本，且不懈努力著。

隨著環保監測、治理等技術的發展，目前全球對SO2等直接且非常快的致命性空氣污染進行了有效控制，但汽車尾氣等對空氣和人類生存環境帶來的改變遠遠大於人類自身科技的認知，一些不夠重視，看不見摸不著聞不到，致病之后潛伏期較長，危害現象不能及時體現的的空氣污染問題實際上在加劇。

在資訊和科技交流如此頻繁和暢通的年代，中國正式重視PM2.5的監測比美國晚了整整15年(中國環境監測總站2012年5月下發的《PM2.5自動監測儀器技術指標與要求(試行)》確定了三種PM2.5的自動監測方法)。更別說立法治理和防范空氣污染等方面的腳步。由於中國人口眾多，目前又成為制造業規模宏大、汽車保有量非常高的國家，再加上城鎮化同時啟動，空氣污染帶來的環境挑戰已經屬於生存挑戰。

從檢測、應急、資訊公開，到討論，明確霧霾的根本來源，然后立法，再到各個環節的執行，考驗的是中國整個政府結構、治理體系；挑戰的是，整個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因為中國目前“治理環境”問題的經濟背景是空前的，中國正處在城鎮化、老齡化和“中等收入陷阱”等的發展階段，這跟其他一些發達國家遇到“環境問題”的歷史階段不同。

霧霾並不是一個自然的產物，而是一個科技的產物，治理霧霾需要的是制度、技術、人才。甚至牽扯到政治改革和金融改革，乃至對外開放和外交政策等等。霧霾給整個經濟層面帶來的影響是全面的，對於中國來說，霧霾是一場生存戰，也是一場經濟戰，更是一場改革戰。

就像人類在經歷了每次饑餓、戰爭危機之后，迎來的往往是一個光明的生存時代；“霧霾”作為人類生存環境面臨的第三大威脅，僅希望霧霾給中國民眾帶來的生存挑戰，不要像歷史上有過的饑餓、戰爭一樣，犧牲一代人，甚至是幾代人的健康和幸福為代價。

世界的進步有很多種力量在推動，包括工具的力量、技術的力量、思想的力量、領袖的力量、戰爭的、金融的力量等等，但真正讓這些力量一次一次發揮作用的，是人類在面臨生存挑戰時，對各種力量的，極大限度的升級和運用，這使得人類文明得以延續。

霧霾是挑戰，也是機會。

作者肖磊，財經專欄作家，大宗商品市場資深觀察員。（BWCHINESE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