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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詩巍律師 | 非法獲取虛擬貨幣行為的定性迷思：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的司法分歧（一）

金色財經2025-12-22 21:00

在刑事司法領域，虛擬貨幣的法律定性正逐漸顯露出明顯的實踐與理論困境。在司法實踐中，對於行為方式高度相似的涉虛擬貨幣案件，不同裁判機關往往作出差異顯著的裁判結論，形成「同案不同判」的現實局面，不僅導致量刑尺度缺乏統一標準，亦可能直接影響罪與非罪的判斷邊界，進而削弱刑事裁判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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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現有理論討論多圍繞「財物屬性」與「數據屬性」展開，對「刑法意義上的財物」這一規範概念缺乏系統拆解，亦未能有效回應迷因幣、預發行代幣、價值歸零代幣等複雜實踐形態，致使理論分析難以直接對接具體案件的裁判需求。

基於此，本文嘗試對上述雙重困境作出回應，探索更具解釋力的分析路徑，以期促進實務與理論層面的進一步討論。

I 本文作者：邵詩巍律師

本文篇幅較長，約15600字。為便於閱讀，現分四篇連載發布，目錄如下：

一、虛擬貨幣刑法屬性精細化探討的現實意義

二、概念釐清：財產、財物、刑法意義上的財物與財產性利益

三、理論基石：認定「刑法意義上財物」的三個核心要素

四、當前虛擬貨幣法律屬性的刑法評價

五、框架提出：虛擬貨幣刑法屬性之「類型化」與「動態化」雙重審查體系

六、結論與路徑：虛擬貨幣法律屬性之「類型化識別」與「動態化審查」

虛擬貨幣刑法屬性精細化探討的現實意義

（一）司法實踐：從「同案不同判」到精細化辯護的迫切需求

當前，當前，涉Web3、虛擬貨幣類刑事案件數量顯著上升，但在司法實踐中，圍繞此類行為的定性卻面臨重大爭議。

首先，「同案不同判」現象突出。

針對手法相似的非法獲取行為，甲地法院可能以盜竊罪判處十年以上重刑，而乙地法院則可能以非法獲取計算機資訊系統數據罪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罰。這種定性分歧直接導致量刑的天壤之別，嚴重影響了司法的統一性和公信力。

其次，簡單化、「一刀切」的認定模式難以為繼。

在邵律師辦理的Web3領域的刑事案件中，涉案標的數億乃至數十億元實屬常見。若不加區分地將所有虛擬貨幣均認定為刑法意義上的「財物」，一旦入罪，被告人將面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甚至無期徒刑的重判。這不僅可能造成個案中的罪責刑嚴重失衡，也忽視了不同代幣之間巨大的價值差異與風險屬性。

例如，將一枚交易深度不足、可能歸零的「空氣幣」與一枚被廣泛接受的穩定幣等量齊觀，在量刑上是極不公正的。

因此，摒棄非此即彼的僵化思維，推動基於代幣類型與案件具體狀態的個案化、精細化審查，是辯護工作的核心，也是實現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統一的必然要求。

（二）理論侷限：超越財物 vs 數據二元爭論的深層剖析

現有理論探討與實務研究，大多停留在虛擬貨幣「是財物還是數據」的簡單二元爭論層面，這遠不足以支撐複雜的司法實踐。具體存在兩大理論空白：

第一，多數討論在承認其具有某種「財產屬性」後，便直接跳躍至能否成立財產犯罪的結論，鮮少追問：即便承認某類代幣屬於廣義「財物」，它是否就一定符合特定財產犯罪（如盜竊罪）對犯罪對象——「刑法意義上的財物」——的嚴苛要求？這種理論上的粗疏，導致了司法論證的簡化。

第二，研究視角存在嚴重侷限，默認討論對象為比特幣等少數主流幣種。現有研究鮮少討論多種類型的代幣的不同情況，也幾乎未將尚未上線交易的代幣、完全依賴社區文化的迷因幣（Meme Coin）、或已喪失流動性的「殭屍幣」等納入分析視野。這種「以偏概全」使得許多結論缺乏普適性。

例如，當一份研究報告基於比特幣、以太坊的案例宣稱「財物屬性已成主流認知」時，其結論根本無法適用於前述那些價值極不穩定或根本不具備公開市場價值的代幣類型。

理論與實務的雙重困境表明，對虛擬貨幣刑法屬性的探討，必須超越模糊的整體定性，走向基於精準分類與動態評估的精細化分析。本文僅為這一尚未被充分探討的領域提供一種初步的分析思路，旨在拋磚引玉，期待引發法律同仁更深入的思考與更成熟的見解。

概念釐清：財產、財物、刑法意義上的財物與財產性利益

基本概念的釐清，是探討虛擬貨幣應當如何定性的根基。所以，要從法學原理出發，作為討論的起點。

張明楷教授構建的財產犯罪對象理論框架，為司法實踐中處理各類物品的刑法適用提供了系統性思路。這一理論體系以管理可能性、轉移可能性和價值性為三個核心要素，通過層級化的概念關係，將"財產"、"財物"、"財產性利益"等概念有機串聯，形成了判斷物品是否應受刑法保護的完整邏輯鏈條。

這一理論也是在討論廣義概念上的虛擬財產（如遊戲幣、虛擬裝備、加密貨幣等）等新型客體時，為實務中解決定罪量刑難題提供了理論支撐。

根據張明楷教授的觀點，並結合我國刑法理論與實踐，可以梳理出以下關於財產、財物、財產性利益的劃分與關係：

1、財產：最廣義的經濟利益總和

「財產」是一個前置性的事實與經濟概念，指個人或單位所擁有的、一切具有經濟價值的利益總和。其判斷核心在於客觀的「價值性」，而不論該價值是否合法或受法律保護。

例如，個人合法積蓄、房屋是財產；同樣，毒品、賭資、商業秘密資訊乃至商業機會，因其在黑市或特定領域具有交換價值，在事實層面也可被視為「財產」。

這個概念是法律評價的起點，但其本身不能直接決定刑法的介入。

侵犯這些對象，刑法保護的不是其「財產所有權」，而是國家安全、公民人格權與隱私權、公共衛生及社會管理秩序等專屬法益。

例如，竊取國家秘密構成間諜罪或為境外竊取國家秘密罪；非法買賣人體器官構成組織出賣人體器官罪；盜竊毒品，雖可能基於其事實上的「占有」狀態在特定情況下被擬制適用搶劫罪，但最終收繳毒品、不以財產價值定罪，核心仍是打擊毒品犯罪所保護的社會法益。

2、財物：法律認可的財產客體

「財物」是「財產」概念進入法律評價後的第一次收縮。它特指那些能夠為人力所支配、控制，並具有經濟價值的客體。我國刑法理論通說採取「管理可能性說」，因此「財物」的範圍非常廣泛，包括：

有體物：如現金、手機、車輛等具有物理形態的物體。
無體物：如電力、燃氣等雖無實體但能被管理和計量的自然能源。盜竊電力可構成盜竊罪，即是對無體物作為「財物」的經典確認。
財產性利益：指除有體物、無體物之外的其他具有經濟價值的利益，如債權、股權、債務免除、有償享受的服務等。

由此可見，「財物」是一個法律概念，其範圍已排除了一部分雖具事實價值但不被法律認可為可支配客體的「財產」，但因物理或法律屬性，與某些財產犯罪的典型行為模式不兼容，因而不能成為該罪對象，但可能受其他財產犯罪或罪名保護。例如：

盜竊債權憑證本身（如紙質借條），行為人的盜竊行為旨在消滅債務，對此，可能根據憑證性質認定為故意毀壞財物罪或盜竊、搶奪、毀滅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而非認定行為人構成直接針對債權的盜竊罪。

3、刑法意義上的財物：財產犯罪的具體對象

這是最為嚴格的刑法規範概念，特指那些能夠成為盜竊、搶劫、詐騙等具體侵犯財產犯罪行為對象的客體。一個對象屬於「財物」，並不自動等於它是「刑法意義上的財物」。後者必須符合具體罪名的構成要件行為模式。

例如，不動產（房屋）是典型的「財物」，但因難以被「竊取」（轉移位置），通常不能成為盜竊罪的對象，卻可以成為搶劫罪或故意毀壞財物罪的對象。在這裡，「不動產」是財物，但並非所有財產犯罪（如盜竊罪）意義上的財物。

4、財產性利益：財物的關鍵組成部分

財產性利益是「財物」在現代經濟形態下最重要和最複雜的擴展。它指以滿足財產需求為內容、能夠以金錢估價，並可通過法律行為轉讓或處分的利益。

雖然我國刑法條文未明確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但主流觀點和司法實踐均認為，財產性利益應包含在「財物」概念之中。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i]中，明確將「財產性利益」如債務免除、有償服務等納入賄賂犯罪中的「財物」範圍，這從司法上確認了二者的包含關係。

常見的財產性利益包括債權、股權、有價證券、債務免除、有償服務（如旅遊、會員服務）等。它與「勞務」本身需區分：直接騙取無償勞務不構成財產犯罪；但通過欺騙手段享受有償服務而拒不支付對價，則被視為獲得了財產性利益（即「債務免除」）。

總而言之，我國刑法理論中，「財產」是總稱，「財物」是其下作為犯罪對象的、包含財產性利益的廣義概念。了解這種包含關係，是理解當前關於虛擬財產法律定性爭議的基礎。

本期我們確立了探討的起點與邏輯前提。然而，一個客體能否跨越從「財產」到「刑法財物」的規範門檻，需要一套明確的判斷標準。下一篇，我們將深入張明楷教授的財產犯罪理論，剖析作為「刑法意義上財物」必須同時具備的三個核心要素，並系統審視當前「數據說」與「財物說」等主要觀點的貢獻與侷限。這是將抽象概念應用於具體爭議的必經步驟。

[i] 第十二條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遊等。後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

特別聲明：本文為邵詩巍律師的原創文章，僅代表本文作者個人觀點，不構成對特定事項的法律諮詢和法律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