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時代的政治激情：破壞之後，重建何在？

N.S. 萊昂斯是「國家保守主義」傳統中受歡迎的散文家。他的 Substack《The Upheaval》是推薦閱讀，儘管我對他所寫的不到一半內容表示贊同。但他博覽群書、見多識廣，能夠整合來自多個領域的訊息，並且不畏於即時深入思考歷史上的重大問題。閱讀他的作品將幫助你更好地理解現代右翼的信念。在許多問題上，他的信息是 MAGA 世界的人們迫切需要聽到的。

在最近一篇題為《美國的強大之神》的文章中，萊昂斯指出了我認為是我們當前歷史時刻的一個深刻真理。他寫道，「漫長二十世紀」結束了，這是一個由自由主義（社會、政治和經濟）定義的時期，並以對阿道夫·希特勒的拒絕為錨點：

我相信，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確實是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我們所知世界的時代劃顛覆，而這一真正變化的全部意義和影響尚未觸及我們。

更具體地說，我認為唐納德·特朗普標誌著“漫長二十世紀”的遲來終結……

我們的“漫長二十世紀”起步較晚，直到 1945 年才完全鞏固，但在隨後的 80 年中對美國的恐怖地位，當然將其理解在二戰時期，但在二戰中造成了真正的恐怖狀況……不讓歷史重演」作為其思想體系的核心。他們共同下定決心，絕不讓法西斯主義、戰爭和種族滅絕再次威脅人類……

二十世紀的反法西斯主義演變成了一場偉大的十字軍東徵……通過將“絕不讓歷史重演”作為終極優先事項，開放社會的意識形態將“最大的邪惡”（summum malum）置於核心地位，而不是“最高的善”（summum）。希特勒這個獨特人物不僅潛伏在二十世紀人的思想深處；他還主宰了人們的潛意識，成為一種世俗的撒旦……正如雷諾·加繆戲稱的那樣，這種“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二職業”為開放社會共識和整個戰後自由秩序提供了類似宗教的存在理由：防止不死元首復活……

「漫長二十世紀」以這三個相互關聯的戰後項目為特徵：透過解構規範和邊界逐步開放社會，鞏固管理型國家，以及自由國際秩序的霸權。人們希望，這三個項目能夠共同為最終實現世界和平和全人類友好的世界奠定基礎。

像所有優秀的文章一樣，這篇文章有些誇大其詞。戰後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並非純粹的防禦性項目。 《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動機並非出於對希特勒回歸的恐懼，而是希望將人類自由和尊嚴的邊界擴展到戰前所未見的程度。雷根不需要希特勒這個妖魔來宣傳他的美國自由觀，而是將其視為一種普世理想。

然而，萊昂斯在某種重要意義上是對的。希特勒政權的驚人恐怖和驚人失敗為自由主義者提供了一個道德錨點，使他們始終能夠以此為基礎主張更大的自由主義。美國和歐洲的《民權法案》及其他自由化法律的倡導者經常將納粹德國作為修辭上的對立面。反共產主義曾經一度為右翼提供了另一個撒旦，但其影響力從未完全相同，因為美國在二戰中曾是斯大林的盟友；蘇聯解體後，反共產主義很快被遺忘，但希特勒和納粹卻沒有。

萊昂斯說得對，川普時代標誌著希特勒作為西方文化「至惡」的終結－至少在美國是如此。美國右翼最受歡迎的兩位媒體人物喬·羅根和塔克·卡爾森邀請了達裡爾·庫珀——一位淡化納粹暴行並將溫斯頓·邱吉爾視為二戰真正反派的歷史修正主義者——在他們的節目中發言。以下是庫柏的一條（現已刪除的）推文，僅供參考：

這條推文，我認為，展示了美國右翼的思維方式。說川普運動或現代國家保守主義代表了對納粹主義的全力支持是錯誤的。但毫不爭議的是，美國右派認為「覺醒主義」比希特勒可能的回歸構成更大的威脅。

為什麼希特勒的傳說失去了它的恐怖？原因有幾個。擊敗納粹的那一代大部分已經去世，這意味著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希特勒只是電影和書中的一個角色；就像帖木兒或成吉思汗一樣，隨著時間的流逝，對一個大屠殺者的恐懼逐漸消退。巴勒斯坦運動有效地將猶太人從左派受保護的少數群體名單中移除，這些群體的權利可能會透過暴動來捍衛。社群媒體導致「納粹」標籤的過度使用，催生了流行的說法「所有我不喜歡的人都是希特勒」。

萊昂斯對這轉變的態度遠比我樂觀。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妖魔化希特勒是一個好主意。作為一個普遍的道德原則，「不要做希特勒」確實看起來相當可靠。即使你只關心西方文明的強大，一個出於意識形態動機發動軍事行動、導致歐洲全球帝國終結、屠殺了超過 2000 萬斯拉夫人、終結了德國大國地位、並鞏固了蘇聯對半個歐洲統治的人，似乎應該作為一個值得避免的例子。

但萊昂斯認為，反納粹主義作為西方指導原則的終結，將為道德、社區、根基、信仰和文明驕傲的回歸鋪平道路——這些是保守派喜歡的東西：

極具影響力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如卡爾·普西奧主義和奧普西派意識形態，從卡爾·波諾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中幫助如卡爾·波諾威的世界上加威主義意識形態，是從卡爾·波諾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幫助如卡爾·波西主義和多波族意識形態上建立了封閉主義。社會”。這種社會被雷諾稱為「強大之神」的特徵所標記：強烈的信仰和真理主張，強烈的道德準則，強烈的人際關係紐帶，強烈的社區身份和與地方及過去的聯繫——最終，所有這些「人類熱愛和忠誠的對象，是團結社會的激情和忠誠的來源」。

現在，強大之神的統一力量被視為危險的，是狂熱、壓迫、仇恨和暴力的地獄源泉。信仰、家庭，尤其是國家的有意義的紐帶現在被視為可疑的，令人擔憂的倒退誘惑，通向法西斯主義……

開放社會共識及其軟弱的神明並沒有產生一個和平與進步的烏托邦世界，反而導致了文明的解體和絕望。正如預期的那樣，歷史的強大之神被驅逐，宗教傳統和道德規範被揭穿，社區紐帶和忠誠被削弱，區別和邊界被拆除，自治的紀律被交給自上而下的技術官僚管理。不出所料，這導致了民族國家和更廣泛的文明缺乏凝聚力，更不用說抵禦來自非開放、非妄想社會的外部威脅。簡言之，戰後開放社會共識追求的激進自我否定運動，實際上變成了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集體自殺契約。

我不太確定萊昂斯對歷史的解讀是否正確。畢竟，正如羅伯特·普特南在其書《上升期》中所記錄的那樣，美國戰後幾十年見證了自共和國早期以來教會參與、公民參與、家庭形成和社會團結的最大激增。以下是教會出勤率的數據，二戰後激增，直到 2010 年代對 40 歲以上的人群仍保持較高水平：

以下是普特南的社會團結指數，結合了公民和宗教參與以及家庭形成的衡量標準：

新政和戰後時期甚至見證了美國書籍中「我們」一詞代替「我」一詞的巨大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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