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的危機與對策：公共領域的跨國化

作者南希弗雷澤系美國社會研究新學院哲學與政治學系教授,著有《正義的尺度》等

翻譯:邢立軍

來源:《社會科學戰線》（長春）2015年第20154期

我們目前正在經歷一場民主的重大危機。這是一個廣泛的、多層面的危機，既包含政治維度，也包含其他一些重要維度，例如經濟、金融、生態和社會維度。這些維度放在一起，再加上民主危機的政治維度，就構成了一個“總危機”。在根本上，這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危機——或者說，是我們當前金融化、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歷史特定形式下的危機。

在這個危機的諸多支脈中，政治具有超過其他因素的尤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具有實用價值，是化解其他各個危機的關鍵。如果不能對民主力量進行成功的重構，就不會有成功解決生態、經濟/金融和社會等危機的希望。民主的危機亟須我們的關注，既著眼於它自身，也為解決其他難題作分析。

當前危機是由哪些因素構成的呢？在根本上，它包含兩個方面：行政方面和合法性方面。我將首先對每個層面做解釋，然后對它們二者是如何相關聯的這個關鍵問題進行討論。

首先是行政方面：民主需要體制化的公共力量，這樣它才會有實際解決問題並產生結果的足夠能力。為了公共利益，這種力量必須能夠做出並實施有約束力的決定，並把它加之於諸如商業公司等喜歡逃避政治管理的私人力量之上。沒有這種體制化的層面，民主是不可能的。如果缺乏用以管理的行政力量，民主就不會存活。民主必須具有把公共意見轉化為有效的公共政策的能力，即使這樣做違背了強大的、可能會激烈對抗的私人力量的意愿。

其次是合法性方面：民主還需要非正式的公共交流的領域和設施。如同它們的稱呼，這些公共領域是市民社會的場所，在這里，那些被管理的人可以參與自由、公開的討論，以評價他們需要對之臣服的那些力量的合法性（或者不合法性）。通過新聞界和其他媒介的非正式公共交流，那些被管理的人就可以審視替代性的政策建議，也在這個過程中看清他們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原則上說，討論結果應當是合乎規範的、合法的“公共意見”——因為它是通過開放、無限制、包容和公正的交流過程達成的。原則上說，公共意見應當在實踐層面上有效：能夠影響或者限制行政力量，以使行政力量真正為公共利益服務。換句話說，在公共領域形成的公共意見應當被轉譯為公共意志。

因此，民主有可能在兩個方面失敗。首先，民主會陷入行政危機，因為它缺乏成功地處理和解決公共問題的管理能力。比如，領土國家的公共力量被全球性的寡頭壟斷公司所凌駕時，發生的就是這種情況。其次，民主會陷入合法性危機，因為公共領域交流的渠道不允許那些被管理的人之間進行自由和公正的交流，或是因為這種討論所產生的公共意見缺乏實際的效力。這種情形會發生在公共交流受限或者封閉的情況下，以及當政府忽視公共交流卻去逢迎私人利益的時候。

第一種情形的結果是行政危機，第二種情形的結果是民主合法性危機。那么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么呢？行政危機在理論上會導致嚴重的合法性危機。阻撓公共力量為公共利益服務的那些舉動，其非法性會在公共領域得到揭露。事件接下來還會進一步發酵，被激發的公共意見會喧嚷不已，呼吁民主改革，或者要求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社會結構的深層轉換。

按理說，今天會發生這種行政危機。我將做出解釋，說明我們已經具有發生所有重大行政危機的要素。同時，我們也具有造成全方位的合法性危機的許多條件。然而，行政危機向合法性危機的轉換卻似乎被阻止了。在今天，民主的行政危機以及其所伴生的立法缺陷都沒有引發鼓動結構轉化的集體行動——至少在北半球是這樣。為什么會這樣？隨之而來的民主的前景將會如何？

首先，讓我們思考一下當代民主的行政危機。事實上，體制化的公共力量越來越缺乏直面私人力量的能力和意志。因此，他們不能或者不愿意為了公共利益而解決諸如全球變暖等緊迫問題。以下幾點可以說明這種情況：

第一，在地緣政治層面，隨著對資本進行管制的布雷頓森林體制的解體，不僅金融投機開始不受管束，各個國家政府對於金融投機的資金供應管控也被迫解除。因此，這些政府受到制約，無法實行反周期赤字支出。

第二，在國家層面，那些無法求助於“公共凱恩斯主義”的政府，首先求助於科林·克洛弛（colin crouch）所說的“私人化的凱恩斯主義”：它們鼓勵消費者借債（房屋抵押、信用卡消費、學生貸款），以便在發生實際工資下降、失業率上升、生活無助的情況加劇，以及公司和富人串通進行協調一致的稅務反抗的情況下，消費者仍然保持高水平的消費。這種以債務為燃料的消費主義政策導致了“平民私人主義”，並確保了足夠多層面的政治合法性。借助於這種極為被動的合法性，在再分配政策走強的局面下，劇烈的抗議卻沒有發生。

第三，當2008年金融危機使上述情況終結時，當權的那些力量決定犧牲普通公民和納稅者的利益，以保證那些私人投資者的利益。讓前者做犧牲來救助后者，直接導致了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某些國家因債臺高筑，其行政能力和民主主權被剝奪，只好在“市場”的威逼之下實行“緊縮”。歐盟曾經被認為是后國家民主的化身，卻不顧公民的強烈抗議，打著民主合法性的旗號，蜂擁而上順從銀行家的擺布。

第四，在國際層面，我們已經看到“無政府的管理”的出現，即私人的和半公共的管理機構的擴散。‘這些機構制定了強制性的可執行規則，管理著世界范圍內社會交往的廣大地帶。這些機構的例子包括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組織（nafta）和國際知識產權新自由體制（trips）。這些管理結構極不民主化，常常暗箱操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對任何人負責。由於全心全意地為資本的利益服務，它們能否經得起公共領域真正嚴格的審視，還不得而知。

第五，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越來越被“鎖定”（意味著在未來不會發生改變）在斯蒂芬·吉爾所稱的“新立憲主義”之中。例如，各個國際法庭和爭議調解機構固守在“自由貿易”的禁地之中，而自由貿易被視為大過任何可以想見的國家政策（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即使這些國家政策是為著民主公眾的利益而管理勞動關係和環境的。民主的議程被旁若無人地壓縮了。

第六，進一步說，在每一個層面，我們都看到公共力量被私人（公司）力量所俘虜。例子包括：公開的和隱蔽的游說；政府和私人公司之間的“互通款曲”，以保證由私人利益增長的代言人來書寫他們需要遵守的規程；私人公司越來越多地承包公共服務（例如美國的監獄管理和軍事業務）；以服務於“消費者”而不是公民為導向的ppp（公共—私人合作）的興起，改變了“公共服務”的本質含義和特征。

第七，事實上，公共力量已經內在地殖民化了，其做法越來越以私人公司為范本。各級政府機構現在按照“盈虧中心”的模式來運轉，它們為零基預算分配而在內部進行競爭。由福柯的思想所激起的關於“新自由主義政府”的著作對此做了很好的描述。

我還可以舉出許多其他例子說明民主的所有層面都正在遭到侵蝕。無論在何處，政治議程都在收窄，壓力既來自外部力量（被“市場”的需求所左右），也來自內部的選擇（被公司所俘虜）。那些曾經被認為完全隸屬於民主政治行動范圍內的事物，現在被宣布為不相干而被轉移給“市場”——也就是說，轉移給了寡頭公司資本。那些質疑這種安排的人所得到的回答是冰冷生硬的一句話：“沒別的辦法”。我們被告知，這就是經濟的方式，因而也是世界的方式。

總而言之，就是一場重大的行政危機。在“輸出端”，公共力量不能或者不愿為人們提供解決辦法，雖然它是以這些人的名義來進行管理的。

那么在“輸入端”呢？今天存在合法性危機嗎？我們的政治體制當然面臨著各種程度的合法性缺陷，但是合法性缺陷與合法性危機是不同的。事實上，在北半球，對當前金融化的資本主義進行持續的批評和轉換，很少有能夠協調一致的積極行動。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是抬頭的右翼極端主義、去民主化和選舉棄權，以及從正式的政治行動向私人生活或者新無政府主義樣式的“大拒絕”（馬爾庫塞用語）的撤退。諸如占領華爾街和發生在歐洲的類似行為，是給人帶來希望的運動，它們在當前危機的早期階段曾經贏得了廣泛的支援，但是，卻被證明不能持久，衰敗的進程同它們的爆發一樣迅速，沒有留下什么綱領性思想和組織結構。今天法國的占領行為是不折不扣的防守性的，它沒有綱領性，專心於“區域防守”，而不關注轉變社會秩序。

拉美情況與北半球形成了反差，當我們思考這種反差的時候，北半球缺乏一種真正的合法性危機就會顯得極為明顯。在拉美，我們能看到一個大型反霸權集團，這個集團致力於開辟一條替代當下的新自由、金融化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道路。這種運動的表現是，主張發展主義一國家主義方案的左派和中左派政府的紛紛出現，人稱之為“粉潮”（pink tide）。其代表性人物是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她公開對抗債券持有人“據點”（holdouts）的訛詐，還批駁后者把債券持有人的利益放在民主制下的公民之上。運動的另外一個重要表現，是公共領域的迅速擴大，從而把窮人、土著和以前被排拒在政治生活以外的人都包括進去了。與這種運動相伴隨的，是由於公共領域交流的增多所導致的政治議題的大幅增加；市民社會中進步運動的持續擴展和相互協同；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健康、開放的交流和互動渠道的存在；觸手可及的區域團結感——與歐洲不同，在拉美的確存在著“跨國公共領域”。

在美國，絲毫沒有這種生產性的合法性危機的蹤影，新自由主義思想仍然占據霸權地位的，許多深受這種霸權之苦的人已經被說服，只有通過“市場”才可能過上好日子，至少在當前是這樣。我們在歐洲也沒有看到任何與拉美在幅度上相當的反霸權行為，在那里，專橫的民粹主義和反歐洲主義是一方，垂頭喪氣的無所作為和漫無目的的新無政府主義是另一方，兩者的相同點是都極度厭惡新自由主義。

為什么會有今天這種局面？我們應該怎么做呢？

行政危機轉變為真正的合法性危機，需要具備一些條件。這些條件與政治心理學和政治文化相關，與人們理解他們在歷史和社會中的位置的方式相關。下面，我將提出四個可以引導我們走出這種合法性危機的前提。

第一，要發生真正的合法性危機，需要以這樣一種主體為前提：他們把自己視為共有的命運共同體的潛在成員，共同處於全球性的金融資本主義的基本結構之下，而這種金融資本主義可以成為共同關注和公共審視的對象。換句話說，他們必須把自己看作公眾的潛在成員，對他們來說，置身於其中的結構至關重要。

第二，此外，合法性危機還需要以這樣一種主體為前提：他們把自己經歷的危機表現解讀為系統失誤，而不是別無他途的死局。換句話說，他們必須駁斥新自由主義的“沒別的辦法”的老調，而相信“另外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並且這樣一個世界值得開展集體行動來構建。

第三，所以，合法性危機需要以這樣一種主體為前提：他們把歷史看作開放的進程，為了公共利益，可以接受意在解決集體問題的政治干預。他們必須感受到在為一項政治工作分享責任，這項工作就是，通過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來糾正當前的體系錯誤，挽救失敗。他們必須把自己的希望投入到公共行動之中，投入到最終為民主負責的公共力量之中。

第四，合法性危機需要以這樣一種主體為前提：他們相信有管理自己的權利，以及與他人一道集體決定其想要居住的世界類型的權利。他們必須有勇氣和意志堅持把社會安排置於民主的監督之下，而當這些安排沒有經受得住監督的時候可以得到修改。今天符合這些前提條件的主體並沒有得到充分的生長，因為新自由主義思維已經使他們難擔大任。但是，許多種子依舊以潛伏的形式存在著。原則上，這些前提可以被重新激活，通過與新自由主義的庸識進行抗爭的公共領域交流進程而得到成長。這是否會發生，將在何時發生，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在跨國的基礎上創建一個活躍的、擴展的、包容的公共領域是這個進程的關鍵。只有重獲生機的民主公開（democratic publicity），才能喚醒那種把我們的行政危機轉變為合法性危機所必需的心理—政治—文化的經驗和態度。只有一場這樣的合法性危機，才能導致金融化的資本主義秩序的深層結構轉型，而這種轉型對於疏浚生態、社會、經濟和政治等我們目前面對的多維危機復合體的所有支脈，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