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球戰略結構轉型 將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據《瞭望》新聞周刊10月25日報道，“十二五”期間的中國全球戰略，已經不能僅限于如何利用外部市場外部資源，還應以謀劃全球戰略，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十二五”期間，日益融入全球的中國經濟外部環境將面臨重重圍困，貨幣戰、匯率戰、高技術出口管制、投資保護主義等明槍暗箭，將大大提高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成本和難度。

“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尤其隨著向全球產業價值鏈上端攀升，不僅僅會同西方國家共享市場，共享資源，共享他們多年來保持優勢的物質基礎；而且會影響到他們賴以生存的經濟治理體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指出。

盡管會面臨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但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諸位專家仍然認為，未來五年的中國經濟同樣“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只要能夠趨利避害，依然可以大有作為。

面對此，中國需要全球戰略。如何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應當秉持怎樣的原則、采取怎樣的措施，如何抓住機遇、規避風險，為國內的經濟發展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將是“十二五”期間中國必須回答的問題。

產業升級面臨“立體式合圍”

盡管日前美國財政部“意料之中”地推遲了下半年《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報告》的發布，但歐美等發達國家與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匯率問題爭議遠沒有結束。

未來走向如何仍難以預料。接受《瞭望》新聞周刊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部分原因，這是金融危機的后遺癥之一。尤其是當前發達國家經濟復蘇過程緩慢，且發展不平衡，因此這些國家僅考慮維護本國利益，試圖“禍水外引”，不斷制造匯率爭端、貿易保護這樣的碰撞摩擦。

事實上，“近年來，類似匯率這樣引起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正面交鋒的問題屢見不鮮”，江涌指出。

“匯率問題只是美歐轉嫁危機，遏制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突破口而已。”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董漫遠表示，“環顧四周，這些矛盾沖突包括近期的南海問題、黃海軍演問題、稀土問題、釣魚島問題，以及曾經的人權、知識產權、二氧化碳排放等問題，更不用說涉及貿易、臺灣、西藏的‘3T’問題等，甚至連中國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發展互利共贏的友好經貿關系，都曾被西方一些人‘說三道四’，扣上了‘新殖民主義’的帽子。”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江涌認為，近年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中國發展越好，國力越強盛，一些勢力就越害怕、越憂慮，越要想盡一切辦法來遏制。

改革開放30余年來，中國逐步與全球經濟“接軌”按比較優勢原則“融入”全球產業鏈，這個出口導向戰略是中國經濟奇跡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由于中國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價值鏈中的低端地位，長期以來只能憑借低工資廉價土地資源、能源和沉重的環境代價，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產品，僅拿到全球價值鏈的零頭，還要承受巨額貿易順差帶來的“國際指責”。

下一步，為在全球經濟中贏得更多財富，必將向價值鏈上端攀升，這也意味著和西方國家開始正面競爭。“這不僅僅會同他們共享市場，共享資源，共享他們多年來保持優勢的物質基礎；而且，會對影響他們賴以生存的治理體系”，江涌表示。

西方國家想法設法遏制中國發展的努力從來沒有間斷過，但現在方法更加多樣，從之前慣用的經濟制裁到現在的“捧殺”：夸中國經濟發展讓人震驚、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進而無視中國依然是發展中國家、國內發展仍面臨諸多問題的客觀現實，要求中國承擔與自身實際不相符的所謂“國際責任”。

“所以，可以確定的是，在‘后危機’時代，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遏制手段將會更加層出不窮，并將呈‘立體式合圍’之勢，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甚至是道德上來進行打壓。”江涌表示。

董漫遠的感受亦然，“當前一些西方大國，已經暫時擱置了某些理想主義的外交理念，對全球戰略只求實利，重構亞太體系更是重中之重。”他認為，一些西方國家近期的一系列行為，表明他們正在甩掉包袱，攏聚資源，提升全球干預能力。“其中一個明顯的跡象就是大幅度改善了同俄羅斯的關系，包括削減戰略武器新條約、凍結北約東擴、與俄羅斯達成入世協議等，其目的就是把遏制俄羅斯的資源挪作他用。”

董漫遠進一步談到，由于西方國家制衡中國的意圖愈加明顯，導致中國周邊親西方的國家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膽量增大，國際社會中左右逢源的國家與中國相處更加謹慎，對中國友好的國家則面臨更大壓力。

在國際輿論方面，中國面臨的不利形勢也在增加。他告訴記者，當今世界，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興風作浪。西方國家為了遏制中國，除了拋出各種捧殺性的輿論之外，還制造了中國威脅論、不負責任論、傲慢論、強硬說、新殖民主義，等等，可謂五花八門。

 
他認為，西方的輿論導向和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冷戰思維相互疊加，形成了一種妖魔化中國的氣氛，將對我國發展互利共贏的友好對外關系形成掣肘。

董漫遠強調，“未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必將面臨重圍，貨幣戰、匯率戰、高技術出口管制、投資保護主義，這些矛頭都將對準我國，知識產權、衛生標準、環保標準、企業社會責任標準、許可證制度也都會砸向中國制造，而且經濟問題政治化傾向將日益明顯，我國進行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成本和難度都將大大提高。”

三大機遇力促發展

“仍然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盡管存在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但接受本刊記者采訪的眾多專家仍然對“十二五”充滿期待。在他們看來，未來的五年同樣“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只要能夠趨利避害，中國依然可以大有作為。

首先，雖然各國間競爭加劇，但和平、發展、合作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

從和平的角度看，當今世界，雖然地區沖突不斷，但大的戰爭危險尚不存在。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經濟領域、政治領域還是安全領域，全球范圍內正處在一個對立協調并存的體制之下，各國間的依存度和聯系度大大提高。

有關專家表示，這場金融危機至少可以讓各國達成這樣一條共識——當今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前所未有，因此在全球化趨勢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一個國家，尤其是大國一旦出現問題必將“殃及池魚”、禍及他國。因此，受訪專家普遍認為，雖然未來競爭難免更加激烈復雜，但大都將以和平的方式進行，并且競爭的著眼點從謀求在未來沖突中確保戰勝對手轉向保持自身經濟長遠可持續發展，即發展競爭。

從發展角度看，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全球經濟都在經歷轉型，新一輪產業結構調整正在進行。“這其中，包括資金流向、國際勞動分工的重新配置、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國際貿易體系改革等許多方面，都出現了更多有利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變化。”董漫遠強調。

特別是在“后危機”時代，發達國家開始普遍重視重振實體經濟，大力推進科技創新，試圖搶抓全球綠色經濟產業制高點，并可能推動新材料和新能源技術取得突破。“對此，以中國為代表的眾多新興經濟體，可以借機實現追趕式發展”，董漫遠認為。

而發達國家在發展新興產業的同時，將會收縮部分傳統產業或將其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這些產業中具有比較優勢，可以通過擴展這些產業或以引進外資的方式加快我國經濟的發展。

從合作角度看，全球化趨勢沒有發生根本改變，許多問題和挑戰更具有全球性特征，因此無論主觀上是否愿意，許多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多國的共同合作。在此種情境下，“斗而不破”將是未來各種力量博弈的主要特征。

其次，隨著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逐漸融合，中國的對外交往與合作也日漸頻繁，國際空間日益擴大。

   “無論是同周邊國家、還是在中東、非洲，我們構建了大小不一的各種區域、次區域甚至跨區域的合作框架。例如，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中阿合作論壇，等等。”董漫遠指出。

這些合作框架的建立，進一步增強了這些國家同中國的互利共贏關系，彼此的利益依存度加大，大大拓展了中國在全球范圍內的市場空間，有利于確保我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能源、原料供應、市場份額和對外投資環境，提高了我國的抗風險能力、抗壓能力和多項選擇能力。

“所謂‘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已經具有相當大的戰略回旋空間，既包括經濟上的，也包括地緣政治和外交上的戰略回旋空間。”他說。

再有，中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提升。

江涌指出，“這是最重要的因素。”得益于對前一階段戰略機遇期的準確把握，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水平，為下一步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由于具有了相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即使在將來面臨重大的國際危機和國際突發事件，我國也具備了主要依靠內需來推動中國經濟繼續發展并且步入增長方式轉變軌道的能力和基礎。”董漫遠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

此次國際金融危機，是改變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力量對比的又一推手。至今，歐洲國家仍深陷債務危機，美國經濟難有大的起色，日本仍未走出“失去的時代”。相比較，中國異軍突起，率先復蘇。

實力的變化不僅僅體現在物質方面，軟實力的對比變化也在悄然發生。特別是鑒于在金融危機中的良好表現，許多國家開始更加關注中國的發展經驗，“中國模式”魅力大增。

“相反，因為伊拉克戰爭和金融危機的爆發，讓西方國家高舉多年、自以為可以確保世界安全與繁榮的民主體制和市場機制這兩桿大旗，不斷褪色。”江涌表示。

因此，中國社科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宋泓分析說，隨著中國與西方國家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一方面，西方國家遏制中國的能力就會降低，效果也會減弱；另一方面，中國發展對世界發展的影響力卻在與日俱增。“如果說‘中國感冒了，世界都要打噴嚏’，那還有人愿意看到中國感冒嗎？”他反問道。

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

“實力決定地位，地位決定影響”，這是當今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基本特征。“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中國聲音在很多國際事務中日漸不可或缺，許多經濟層面的國際事務，若無中國參與便難有突破，這已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在此背景下，國際社會對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期待日益看漲。”宋泓表示。

一個需要強調的問題是，當今國際的治理結構，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因此，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利益博弈中，總能為自己攫取最大收益。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利用改變規則來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從而更長時間地維持其自身的優勢地位。
 
以美國為例，在危機之前，他能用別國的錢讓本國國民超前消費；危機爆發后，他又能用別國的錢為本國的損失買單；危機后，他同樣希望用別國的錢為本國經濟恢復元氣。

“金融危機之后，國際體系和規制改革取得部分進展，但是困局尚沒有出現實質性改變。因此，當今國際關系的焦點仍是體系與秩序之爭。”董漫遠認為，在此過程中，“中國因素凸顯”。

一方面，西方國家既要維持既得利益，又要使這個體系朝著對它們更有利的方向發展，因此“規范”中國因素就成為關鍵。另一方面，一場危機已將現有體系中存在的問題暴露無遺，包括新興大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強烈要求體系重塑，希望能修正現有體系的不足，并獲得與自己實力和發展前景相匹配的地位，在這一過程中，發展中國家又大都需要借重中國因素。

就中國自身而言，受訪專家指出，一方面，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過程中，中國進一步縮小了同世界主要經濟體、主要大國的實力對比差距，具備了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多作用的能力和資格；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發展同國際體系的逐步融合，中國經濟受國際環境的影響也愈加明顯，而現有的體系和規制又存在著明顯不公平、不合理、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因素，因此中國也具有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意愿。

因此可以認為，中國登上治理全球經濟事務的中心舞臺，是自身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對中國而言，更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舞臺上舞出最恰當的舞步。

“相比較曾經所主張的重新構建、建立經濟新秩序，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無疑是更恰當、更務實的提法。”在劉軍紅看來，前者意味著推倒重來，而后者則是對現有體系的修正與完善。

“今日的中國，綜合國力已今非昔比，但也不能認為就可以‘脫鉤’。中國還要走開放型的經濟增長道路，一種與世界相互信賴、相互依存、規則標準都相通相容的經濟增長模式仍然必要。”

“而且，從現實條件來看，在全球化趨勢下，短期內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來主導構建新的秩序。對中國而言，積極參與對全球經濟的治理，是比較現實的選擇。”

他還作了進一步闡述，盡管存在失衡的情況，但當今世界總體上仍處于一個動態均衡的狀態下。在這種狀態下，任何大的動作都可能對國際環境帶來大的沖擊和影響，采取“積極參與”這樣一種微調的手段可以穩定外部環境。

董漫遠也強調，中國希望和世界建立的關系，是一種互利共贏的關系，不是零和游戲，也不是對抗關系，中國在自身的發展中，并不是挑戰當今的世界體系和國際秩序，而是在這個框架內，來構建和各國的合作。“現有的國際體系有積極的因素，也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目的就是要把不如意的地方改正過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核心是確保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有平等的發展權。”

(但玉琴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