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7年后勞動人口負增長 工資將上升

社科院報告預計在2017、2018年，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負增長，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將進一步逆轉，農民工的工資將進入快速上升階段。

綜合媒體11月16日報道，“現在剛招進來的普工，月薪已經達到1500元。工資上漲的趨勢還在繼續。”中國拉鏈協會秘書長王智吾表示，隨著拉鏈行業用工成本越來越高，一些企業已經開始逐步進行技術改造，減少用工。

在近期舉行的2010年中國社會科學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研究報告認為，預計在2017、2018年，中國總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負增長。受此影響，中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將進一步逆轉，普通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的工資將進入快速上升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于11月13日在北京發布了2010中國企業經營者問卷調查結果，“認為目前的人工成本比2009年末上升”的企業經營者占94.2%，“認為下降”的僅占0.4%；前者比后者多93.8個百分點，這一比例明顯高于2009年。其中，東部地區企業和中小企業人工成本上升較為顯著。

可轉移農民工變少

根據中國數次人口普查的統計數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李培林發現，在2000年時，中國勞動年齡段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最高。自此之后，中國老年人加小孩占總人口的比例開始下降，老年人口比重正大幅提高。

從不同階層來分析，干部、管理者，以及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在整個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變化不大，但是農民工卻出現巨大的分化：第一代農民工變成老年人，而新一代的農民工的加入使群體結構更加年輕化。

數據顯示，在1938年到1956年出生的人口中，農民占比達到57%，工人占比只有25%。而在1977年到1997年出生的人口中，工人占比增加了一倍多，達到55%，而農民占比則減少到25%。越是年輕人，種地的越來越少，進城做工的越來越多。

這也意味著，農村未來可轉移出來的農民工將越來越少。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等人曾對中國3000多個村莊進行調研，發現目前已有2.3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約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47.9%，而剩下僅占5.1%的2481萬剩余勞動力，則基本上是難以轉移出來的老弱病殘。

李培林認為，勞動年齡總人口在“十三五”期間將開始下降，加上農村人口老年化，未來轉移出來的勞動人口會越來越少，這將使“招工難”問題更加突出。

“‘招工難’將從間接性出現，變為常規性現象。”李培林說。

如何應對“劉易斯拐點”

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判斷，隨著中國的整個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發生逆轉，工資將出現比較快的增長。

在勞動力供給充裕的情況下，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往往受制于用人企業的意愿。但隨著勞動力供給量快速下降，工資將因工人“用腳投票”和談判實力的增長而出現上升。

數據顯示，2003至2009年間，農民工工資以年均10.2%的速度上漲。今年以來，農民工工資增速更是超過18%。李培林說，目前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已接近大學生初職的工資水平。

盡管工資上漲，但同樣快速上漲的城市生活成本依然威脅著農民工的城市化生存。此外，社保、醫療、子女教育等城鄉分割的制度壁壘更阻礙著人口的城市化進程。

數據顯示，目前農民工失業保險覆蓋比例僅為3.7%,而城鎮居民比例為40%以上；農民工的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養老保險覆蓋率分別僅為13.1%、24.1%、2%、9.8%，而城市居民上述保險覆蓋率分別達到52.7%、47.9%、34.9%、57%。同樣生活在一座城市，但農民工群體并未享受到市民待遇。

在破除城市制度壁壘之外，李培林還建議對農民工進行大規模培訓。“隨著產業結構因工資上漲而被迫升級，很多技術型的工作需要新型農民工來做，目前技術型工種普遍招不到人就是一個很大的矛盾。”

蔡昉則建議建立完善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他舉例，日本和韓國分別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迎來“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市場從供大于求轉為供小于求，人口紅利結束）后，兩國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來應對勞動人口下降的問題。

日本采取建立公平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促進企業和工人共享發展，因而勞資關系總體處于和諧狀態；而韓國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采取壓制工會的做法，結果導致勞資關系持續緊張、工人經常罷工抗議。

(鄒光連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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