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平：全球戰略與新常態下人民幣匯率對策

北京(CNFIN.COM / XINHUA08.COM)--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在其博客中發表文章指出，經濟“新常態”下結構調整加快和發展方式轉變，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的推進以及控制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等也要求人民幣匯率保持總體穩定，不宜大幅度趨勢性貶值。未來人民幣將繼續雙向波動、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可能會是常態，而不會出現大幅度趨勢性貶值。

連平表示，2014年7月以來，美元指數強勢反彈，一路高歌猛進，全年美元指數上漲12%，漲幅為近九年來最大。美聯儲剛剛公布的1月FOMC會議紀要繼續釋放年內升息信號，進一步增強了美元的“魅力”。與美國量化寬鬆漸行漸遠不同，歐洲經濟復甦乏力，歐洲央行推出了大規模量化寬鬆政策，歐元貶值預期加大，並帶動各主要貨幣競相貶值。

連平指出，在全球貨幣政策分化、非美元貨幣普遍面臨較大貶值壓力的情況下，加之中國經濟仍存下行壓力，人民幣自2014年2月中旬以來波動中走貶，近期更是連續幾天幾乎逼近跌停線，市場上人民幣趨勢性貶值論一時興起。

然而，從經濟基本面看，人民幣並不具備持續大幅貶值的基礎；而經濟“新常態”下結構調整加快和發展方式轉變，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的推進以及控制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等也要求人民幣匯率保持總體穩定，不宜大幅度趨勢性貶值。未來人民幣將繼續雙向波動、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可能會是常態，而不會出現大幅度趨勢性貶值。

以下為全文:

國際貨幣政策分化，美元持續走強

后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經濟表現不一。雖說全球各大經濟體時不時都有亮點出現，但不少都是“曇花一現”，與美國經濟的穩定發揮和逐步向上相比，尚有不小差距。由於各國經濟復甦步伐不一致，全球貨幣政策出現了分化。在當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各個央行都在考慮用非常規的措施走出困境，而美聯儲卻在考慮合適時機進行加息。再加上地緣政治等因素的“推波助瀾”，市場避險情緒升溫，大量資本涌入美國尋求保值增值，導致美元持續走強，而非美元貨幣則普遍面臨貶值壓力。

首先，全球經濟復甦分化，有力地支援美元走強。美國經濟自2014年二季度以來出現強勁反彈，三季度GDP增速進一步大幅向上修至5%，創下過去11年以來最高。此外，美國通過“再工業化”和“頁岩氣革命”顯著增強了內生增長動力，擺脫了能源條件約束，復甦步伐將穩步加快。而歐洲經濟復甦力度依然疲軟，日本經濟仍將在低位徘徊，新興經濟體風險增大，可謂“東邊日出西邊雨”，主要發達經濟體與美國經濟冰火兩重天的格局有力地支援美元走強。

其次，全球貨幣政策分化，進一步推動美元步入升值周期，非美元貨幣貶值壓力加大。隨著美國經濟強勢復甦，美聯儲寬鬆貨幣政策逐步退出，加息逐步浮出水面。美聯儲剛剛公布1月FOMC 會議紀要對勞動力市場的改善情況更有信心，同時認為通脹短期雖然會再次下滑，但中期上漲以及長期持穩卻是明顯的趨勢，並取消了保持當前低利率“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措辭。可以看出，美聯儲正按部就班，穩步、謹慎地改變加息前瞻指導，此次的FOMC會議聲明顯示美聯儲又向加息邁進了一步。因此，不出意外的話，美聯儲在今年三季度加息的可能性較大。

與此同時，歐洲和日本央行卻在持續大規模放水。歐元區再次接近衰退邊緣，且面臨較大通縮風險。歐洲央行貨幣政策再一次重磅出擊，並於1月22日宣布了擴大資產購買項目，規模之大，甚至超過市場主流預期。日本央行也宣布擴大資產購買規模，貨幣基礎年增幅目標擴大至 80萬億日元。受歐洲實施量化寬鬆政策、歐元貶值預期加大的帶動，各主要貨幣有競相貶值之勢。

再次，地緣政治因素導致避險情緒升溫進一步推高美元匯率。2014年以來，國際地緣局勢持續緊張。敘利亞、加沙、伊拉克局勢升級，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爭端更是無休無止，近期歐美日各國與俄羅斯相互制裁升級，希臘退出歐洲風險加大，一系列因素進一步提升了美元作為避險資產的吸引力。未來國際地緣局勢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出現局部地區爭端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在避險情緒升溫狀況下，資金將再一次回流美國，從而支援美元走強，加大非美元貨幣的貶值壓力。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美國經濟強勢復甦趨勢不會改變，但美國經濟仍存在不少深層次問題，包括勞動參與率仍低， 通脹率持續處於較低水平。而歐洲、日本等外圍經濟依然疲弱，世界經濟復甦進程依然曲折，可能拖累美國經濟，因此，美元走強可能並非一帆風順。同時還應辯證認識美國貨幣政策收緊的影響。在美國加快退出QE的初期，全球資本將大規模回流美國，從而引發資本流出，美元走強。但美國經濟復甦加快不僅會帶動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出口增長，還會導致全球資本的風險偏好回升。因此，隨著對美國經濟增長前景的信心不斷提升，並帶動世界經濟向好，美國進口增多，貿易逆差增加，以及風險偏好回升帶動資本重新進入新興市場，美元很可能又將面臨貶值壓力，出現震盪和反復。

人民幣面臨較大階段性貶值壓力

全球復甦差異和貨幣政策分化推動美元走強，進而也帶來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的壓力。自2014年2月中旬以來，人民幣對美元波動中走貶，2014年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小幅貶值0.36%，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更是貶值2.7%，這是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匯改以來首次出現的真正意義上的年度貶值。進入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再度出現罕見貶值壓力，近期更是連續幾日幾乎逼近跌停線。

從國際上看，全球貨幣政策分化、美元走強可能引發資本流出，帶來國內流動性緊縮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歐洲和日本經濟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不大，國際金融市場仍將處於動盪之中，美元升值會導致部分資金持續撤離中國而買入美元及美元資產，中國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事實上，2014年以來的外匯占款運行變化已經對此有所反映，新增外匯占款從5月份開始急劇下降，隨后一直在低位徘徊，個別月份甚至出現負增長，全年來看，2014年金融機構外匯占款累計增加7786.6億元，同比大幅下降72%。預計在美聯儲加息初期中國將再一次面臨資本流出和人民幣貶值的壓力。

從國內來看，中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的復雜時期，經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較大。2015年1月制造業PMI為49.8%，連續5個月下跌，近28個月首次跌入收縮區間。在宏觀經濟的增速換擋與行業內部深刻變化的共同作用下，局部行業集聚的風險和問題有集中暴露的危險，導致市場情緒處於較大波動期。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貨幣政策中性寬鬆的預期加強，且近期進一步降息、降準的市場預期加大，從而進一步導致資本流出壓力加大，人民幣匯率面臨下行壓力。與此同時，我國已成為資本輸出大國。2014年對外直接投資已超過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推動資本外流，增加市場外匯需求。

在美元走強，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強等因素的影響下，市場主體結匯意愿下降，購匯動機增強，進一步加大了市場上的外匯需求。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顯示，衡量企業和個人結匯意愿的銀行代客結匯占涉外外匯收入的比重(即結匯率)總體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三季度的68%，四季度略有回升至71%，全年平均為71%，結匯率比上年回落了1個百分點；而衡量購匯動機的銀行代客售匯占涉外外匯支付的比重(即售匯率)則逐季上升，由一季度的61%升至四季度的73%，全年為69%，售匯率比上年上升了6個百分點。

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支援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首先，中國經濟將有望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雖然短期來看中國經濟內外部的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還要看到一系列積極因素正在積累，宏觀調控政策仍有較大操作空間，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等戰略的穩步推進，將在拓展新外部空間的同時，盤活中國部分過剩產能的存量，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改革的穩步推進，經濟結構將不斷優化，發展質量和效率將不斷提高，新的增長點有望得到培育，因此，未來3-5年中國經濟仍有望繼續保持7-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穩定的經濟增長是支援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基礎，很難想象一個保持中高速增長國家的貨幣會出現趨勢性的大幅貶值。

其次，中國仍有望保持一定規模的國際收支順差。近年來，在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的政策推動下，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有所收窄，但仍將維持一定的規模，順差的格局短期內不會改變。盡管人口紅利正在消退，但相比國際市場，中國勞動力價格的相對優勢狀態仍有可能維持一段時間。據統計，2014年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仍達1000多億美元。而隨著美國經濟強勢復甦，世界經濟回暖，中國出口有望好轉，進口需求有加速回暖趨勢，未來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規模將保持穩步增長，國際收支仍將保持一定規模的順差。國際收支狀況的穩定，將使外匯儲備規模基本保持穩定，這將使人民幣缺乏趨勢性貶值的基礎。

必須實事求是地看到，中國貿易收支中存在一個很大的結構性問題，即一方面對歐盟和東盟等主要經濟體基本上都是逆差，而唯獨對美國存在巨額順差，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波動，但同時也制約了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可能。據統計，前些年對美順差占整個順差之比重曾高達100%以上，2013年雖有改善，但也達到83%，2014年仍有望保持在65%以上。鑒於貿易結構存在問題，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不平衡在短期內難以迅速改變。順差國貨幣升值、逆差國貨幣貶值的國際經濟學原理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未來仍存在升值壓力。因此，可以說，目前中美之間貿易的較大不平衡基本封殺了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可能。

再次，充足的外匯儲備是保障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引導市場預期的重要基礎。中國擁有近四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位列全球第一，這是防止人民幣出現持續顯著貶值預期、陷入“預期貨幣貶值→資本流出→貶值預期增強……”惡性循環的重要保障。有了充足的外匯儲備，匯率中間價就可以充分發揮對市場預期的有效引導作用，市場對中間價不會“無動於衷”，從而確保匯率保持基本穩定。

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與“新常態”的內在要求南轅北轍

在“新常態”下，投資將繼續發揮關鍵作用，消費將繼續發揮基礎作用，出口將繼續發揮支撐作用，但經濟將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內需將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新常態”下深入推進的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及經濟提質增效等戰略都要求不能再依靠低幣值提升出口競爭力，靠貶值促進出口。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

匯率是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變量，作為重要的相對價格水平變量，匯率影響著國際分工的成本，對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具有重要作用。人民幣貶值對低階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出口有較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對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卻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人民幣貶值可能減弱低階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動力，同時也可能減弱其通過自身創新、求變，從而實現自身產業升級的動力。

此外，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也會導致國內企業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成本提高，不利於產業技術的升級和出口產品附加值的提高，不利於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進而會影響到經濟的提質增效。因此，經濟新常態的內在要求不支援人民幣大幅度趨勢性貶值的政策導向。

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國際化要求幣值堅挺

中國目前已經成為資本輸出大國，人民幣國際化正在穩步推進。從國際化戰略的角度來看，人民幣不宜持續大幅貶值。

當前，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不利於企業“走出去”。中國企業“走出去”已成為近幾年中國對外經濟的一個新亮點，中國已逐漸成為一個資本的輸出大國，而且正在持續擴大對外投資規模。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模達1400億美元，而且實際對外投資額首次超過吸引外資額約200億美元，成為對外凈輸出國，而且企業對外投資的發展潛力還很大。國際經驗表明，擴大資本輸出的過程，往往伴隨著本幣的升值，英鎊、美元、馬克和日元所走過的路程無一不是如此。貶值與擴大資本輸出背道而馳。人民幣出現持續大幅貶值，企業有可能出現匯兌損失，外債成本增加，加劇企業財務風險，不利於企業 “走出去”。

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要求人民幣幣值穩定且相對堅挺。對於國際貨幣而言，價值的穩定性是作為交易媒介、計價尺度和儲藏職能的基礎。無論是貿易領域的人民幣結算、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資產發行都需要以匯率穩定為基礎。很難想象，一個持續疲弱的貨幣會為全球投資者所普遍持有。人民幣持續大幅貶值不僅不利於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甚至可能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出現倒退。因此，持續大幅度貶值的人民幣匯率與人民幣國際化顯然是背道而馳。

人民幣持續大幅度貶值可能催生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人民幣持續大規模貶值可能加劇資本外逃風險，使經濟面臨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當前，中國資本項目規模已不小，持續大幅貶值可能引發短期資本大規模外逃。理論和實踐均表明，資本管制不僅代價高昂，而且管制的有效性越來越打折扣，一旦資本加快流出形成趨勢，將很難能被有效阻擋住，更何況當前中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步伐正在加快。而且資本大規模外逃與本幣迅速貶值等可能相互影響、循環聯動，並通過流動性效應、逆財富效應和替代效應沖擊人民幣資產價格和國內金融市場。

從流動性效應看，人民幣貶值將壓縮投機資本的獲利空間，促使資本流出，導致國內流向房地產、股票等市場的資金緊張，進而影響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從逆財富效應看，人民幣貶值將造成進口商品價格上升，從而導致進口減少，造成國內商品價格上升，使得社會購買力不足，造成國內房地產、股票等金融資產需求降低，最終帶來金融資產價格的下跌壓力。

從替代效應看，在人民幣貶值或者具有貶值預期條件下，政府為保持匯率穩定將進行市場干預，可能造成流動性不足，抑制房地產、股票等金融資產價格上漲。當前中國和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復甦進程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反復和波折，加之國內股市較長時間處於熊市，房地產泡沫風險也在潛藏暗長。在這種錯綜復雜的形勢下，若聽任人民幣趨勢性貶值，令市場形成錯誤預期，不僅不利於穩增長，甚至有可能催生、助長類似的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之前有大量“熱錢”在經濟形勢較好、人民幣升值預期較強時期進入中國，“蟄伏”在股市和樓市等金融市場上。在美國經濟向好、美聯儲加息、美元升值的背景下，要特別提防這些“熱錢”因某些事件觸發(比如美聯儲提前加息、地緣政治緊張)而大規模、迅速撤出，並引發股價、樓價迅速下跌，人民幣面臨較大貶值壓力，甚至對國內金融體系穩定構成威脅。歷史上看，不乏一些國家在強勢美元期間股市和樓市泡沫破裂、本幣急劇貶值的例子，比如1994 年墨西哥、1997 年泰國菲律賓等國、1998 年俄羅斯、1999 年巴西等。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可能成為常態

應當注意的是，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主要是相對美元，人民幣對歐元、日元等其他主要貨幣甚至還有升值壓力，人民幣有效匯率大幅貶值的可能性更小。以2014年的情況為例，美元指數從7月份開始穩步上升，從80左右一路攀升到目前的95左右，漲幅接近 20%。人民幣有效匯率也一改上半年的貶值態勢，從8月份開始升值，2014年12月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環比續升1.23%，名義有效匯率指數環比續升0.75%，均為連續第七個月回升並更新歷史新高。

在國外及國內兩方面因素影響下，2015年跨境資本流動將出現階段性流出與流入交替進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更趨頻繁，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可能成為常態。

一方面，美聯儲加息預期提升期限利差進而影響境內外利差的縮小，可能導致階段性的資本外流，帶來人民幣貶值壓力，然而歐元區和日本的超寬鬆貨幣政策可能在特定時間段產生對沖作用。

另一方面，下半年國內房地產市場有可能止跌企穩、股市逐漸回暖、金融及資本市場改革釋放活力，不排除國際資本可能出現階段性流入、從而形成升值壓力。此外，央行基本退出常態化外匯干預，逐步擺脫依靠外匯占款供應基礎貨幣的模式，允許匯率根據市場供求雙向波動成為常態，不但能有效防范跨境套利和套匯行為，而且能夠提升國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政策應在四重目標間尋求平衡

盡管也存在有利影響，但美元走強對中國經濟帶來的不利影響更應引起重視。特別是考慮到中國經濟正處在下行周期，PPI持續負增長，內部有效需求不足，美元走強使得我國宏觀調控面臨兩難的處境。為了緩解企業融資成本壓力、促進融資成本下降，需要降低基準利率，但降息可能會進一步縮小中美利差，加大資本流出壓力，從而增加市場風險和貶值壓力。

為了保持中國出口競爭力，需要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但貶值又不利於開展對外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過度貶值又與新常態的要求背道而馳。因此，政策選擇有必要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風險和國際化四重目標間尋求平衡。在此復雜局面下，建議采取允許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的總體規則，當然這只是一種次優的選擇；同時積極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一步增強匯率彈性，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並輔以合適的貨幣金融政策。

一是貨幣政策保持中性寬鬆，謹慎下調基準利率，適度下調準備金率。未來貨幣政策主要在穩增長、防風險和去杠桿之間進行權衡，考慮到短期內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貨幣政策總體應保持中性偏松。在信貸供需偏緊的形勢下，降息對新增貸款利率的影響有限，而且在美國步入升息周期的背景下，中國降息可能會加劇資本流出，引發開放性系統金融風險。

有鑒於此，建議在近期利率已經調整的情況下，進一步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需要謹慎，不建議通過大幅降息來促進融資成本下降。而存款準備金雖然也有寬鬆作用，但畢竟是對銀行體系的負債產生直接影響，而對幣值的影響則相對間接。從應對外匯占款大幅減少和提升基礎貨幣投放的有效性看，可考慮適度下調存款準備金率，同時繼續使用SLF、MLF等創新工具。這樣既可以有效減緩資本流出造成的流動性收縮壓力，又可以通過保持流動性合理寬裕、改善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來帶動市場利率和融資成本下降。

二是進一步推進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減少對美元的依賴，保持有效匯率基本穩定。建議利用美元走強下人民幣升值壓力減緩的契機，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可以從現行的2%進一步擴大到3-4%，並著力用好匯率中間價的調節功能。在人民幣呈階段性升貶值交替出現的格局下，匯率彈性增強有利於降低“熱錢”大規模進出套利，減小跨境資金頻繁進出對國內金融體系的不利影響，匯率機制可以成為調節資本流動的有效手段。

與此同時，建議擇機增加貨幣籃子中其他主要貨幣的比重，減低美元占比，減少對美元的依賴。在降低籃子中美元權重后，應允許人民幣對美元適度貶值，以減緩對出口的不利影響。在對美元適度貶值的同時，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特別是盡量保持人民幣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主要對外投資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或略有升值，為人民幣國際化和開展對外投資提供良好的匯率環境。

三是積極穩妥地實施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不應操之過急。美元走強加上國內經濟下行及影子銀行、融資平臺等領域的風險積累，中國在一定階段可能面臨較大的資本流出壓力。2013年我國資本和金融賬戶順差仍高達3262億美元，而2014年則迅速轉變為960億美元的逆差。在此新局面下，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有必要堅持穩妥審慎的原則，合理設計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的相關制度安排，尤其是審慎、穩妥放開金融賬戶中證券投資流出入的限制。

應關注銀行體系相關管理制度的設計和安排，因為跨境資本流動和貨幣兌換活動基本都通過銀行來展開。堅持對跨境資金流動進行持續密切跟蹤和監測，並做好資金大規模流出下的應急預案準備。從保證有足夠的干預能力看，未來中國仍應擁有比通常水平高得多的、充足的外匯儲備。

四是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與資本輸出。在美元走強、人民幣對美元偏弱的背景下，未來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單靠貿易結算，而應該發揮好對外直接投資和資本輸出的推動作用。當以本國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建立起來，本國企業掌握了從資源采集到中間品分包、再到最終產品銷售的生產鏈條時，人民幣在世界范圍內的接受程度自然就會隨之提高。

在重點領域上，應以基建投資、資源開采以及戰略新興產業為主；在具體規則上，應積極推進合資並購，並積極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境外人民幣債券融資、權益類融資，以支援本土企業“走出去”，必要時可以限定這些融資專門用於對外投資。

五是大力發展外匯衍生品市場，降低企業避險成本。未來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升貶值交替出現將成為常態，這意味著企業有效應對匯率風險將至關重要。長期以來，中國企業習慣了人民幣的單邊升值和小幅波動的狀況，很大程度上缺乏匯率風險意識。而一些大企業在離岸市場使用衍生品多數出於對賭心理用其進行套利，因此對規避外匯風險的工具使用並不充分。未來，隨著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幅度的不斷擴大，企業面臨的匯率風險不可小覷。

當前中國的衍生品市場發展相對滯后，市場容量小，產品種類較為單一，企業避險的成本比較高，不利於企業進行風險應對。因此，應加快發展匯率期貨、期權等在全球市場上比較基礎且成熟的衍生產品，並進行適當創新。大力發展匯率衍生品市場，從而為企業提供多樣化的匯率避險工具，降低企業避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