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勝阻：汶川災後重建彰顯五結合中國模式

日前，由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和成都市政府等聯合主辦的災後重建國際論壇在四川都江堰市召開，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經濟學家辜勝阻出席論壇並發表主題演講。辜勝阻指出，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堅持自強自立與外部援助相結合、多部門協同與多渠道籌資相結合、重建法制化與科學化相結合、高度集中與充分授權相結合、硬件設施與軟件制度相結合，探索出災後重建的“中國模式”，為世界其他地區提供了有借鑒價值的經驗。同時，汶川災後重建還與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產業化進程和生產方式轉變相協調，通過科學規劃實現災區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又在新的起點上實現災區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跨越式發展。

辜勝阻指出，我國災後重建在充分借鑒國外經驗，結合中國國情不斷探索的基礎上，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災後重建模式，這是當前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取得顯著成效的關鍵。汶川“5‧12”地震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破壞最為嚴重的自然災難，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汶川災後重建不僅任務艱巨，而且面臨著生態環境惡化、資源承載能力下降、移民安置困難、就業形勢嚴峻、災區群眾心靈創傷嚴重等諸多挑戰。從國內外經驗來看，災後重建往往要經歷一個長久的過程，如我國台灣“9‧21”地震災後重建歷時6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災後重建將達7年，日本阪神地震重建耗時近10年之久。但截止2010年4月30日，汶川災後重建規劃項目完工78.2%，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住房重建分別完工99.7%和84.2%，三年的災後重建規劃兩年內就將基本完成。這表明汶川地震災後重建已取得了顯著成效，其成功\做法為其他地區抗擊自然災害、重建美好家園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借鑒，探索出災後重建的“中國模式”。概括來講，汶川災後重建的“中國模式”主要表現為由五個結合構成的中國經驗。

一是自強自立與外部援助相結合，在推進中國特色的對口支援計劃的同時，充分發揮災區民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實現內力與外力聯動。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國內外的實踐表明，單純依靠政府救助和社會捐贈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災後重建中的所有問題，反而可能誘發依賴心理，喪失地區經濟發展活力。對此，汶川災後重建中充分重視發揮災區廣大幹部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提倡自強自立、艱苦創業，依靠自己的雙手，創造美好生活。在強調受災群眾重建主體意識的同時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全社會的幫扶，實現自救和他救相結合。從政府救助來看，中央政府出台了財稅、金融、土地、產業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尤其是出台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對口支援計劃，“一省幫一重災縣”，堅持“輸血”與“造血”並重、當前與長遠相結合，18個經濟強省(市)對受災地區直接開展物質援助、項目援建和人才培養，並嫁接兩地的優勢資源，向災區輸出技術和管理，推動產業的轉移，幫助受災地區迅速恢複並增強了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從社會幫扶來看，截至2009年9月30日國內外共籌集社會捐贈款物797.03億元，1300多萬名志願者參與汶川地震抗震救災，並得到國際組織和外國政府提供的多項援助。

二是多部門協同與多渠道籌資相結合，政府和民間力量互動，強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組織領導體制和高效的多方協同機制相配合。為保障災後重建工作的有序開展，一方面，國務院成立了汶川地震災後恢複重建工作協調小組，省、市(縣)相應成立了由政府主導，企業、社會團隊和個人共同參與的重建機構，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跨地區、跨部門的協調，有效引導了各方重建主體互相配合。其中，中央和省級政府統籌協調，出台重建計劃及政策，督促檢查規劃的執行情況；市、縣級人民政府具體承擔和落實恢複重建的主要任務。同時，重視監督機制的創新，建立重建目標考核體系，優先考核災區各級領導班子和幹部政績。高效的多方協同機制使政府和民間力量互動，形成了多方合力，而強有力的自上而下的組織領導體制則使上下級政府間互動，保証了重建執行力。另一方面，災後重建是一個系統工程，困難多、時間緊、任務重、涉及面廣，為保証重建效率，既需統籌兼顧，保障有序協調，也要突出重點，優先解決最重要問題。資金短缺是災後重建中的最大瓶頸，直接制約重建進程。災後重建必須把籌資問題作為重點優先予以解決。四川災後重建早期曾面臨1.3萬億資金缺口，單純依靠政府難以解決。對此，我國政府充分調動各方主體的積極性，創新籌資方式，拓展籌資渠道，構建一個公開、透明、監督有力、多渠道的籌資機制，實現財政撥款、社會募集、對口支援、市場運作等多渠道籌資，為完成重建任務提供資金保障。

三是災後重建法制化與科學化相結合，災後重建既依法運行，又充分尊重科學規律。一方面，災後重建只有納入法制化軌道，使重建過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才能有效約束重建行為，從根本上保障重建成效。國務院先後出台了《汶川地震災後恢複重建管理條例》等4項法律和政策文件，為各機構部門開展災後建設工作提供了法制保障。另一方面，災後重建必須以科學規劃為前提。此次災後重建規劃堅持“以人為本、協調發展、科學布局、保護生態”等原則，充分尊重了客觀規律，是災後重建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原因。在災後重建中，基于災害評估、資源環境承載分析等進行科學規劃，統籌考慮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因素，合理確定重建方式、優先領域和建設時序，實現了科學建設，保証了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有機統一。

四是高度集中與充分授權相結合，既充分展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性，又充分尊重民眾的知情權和選擇權。高度集中有利于統籌規劃、組織調配資源，而充分授權則有助于激發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災後重建的顯著成效充分展示了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體現了強大的中央政府有效組織社會援助、協調區域發展的重要作用，這是區別于其他國家災後重建的最大優勢所在。數據顯示，中央財政累計下達災後恢複重建基金超過1500億元，擴大內需的4萬億元投資中有1/4投向汶川災區。同時，在重建工作中，國家也充分建立了相應的授權機制。通過向基層賦權，強化村民自治組織等災區基層組織，吸收當地群眾和基層政府參與重建規劃制訂、資金籌措及使用安排、重建過程決策與管理，充分尊重了災民的知情權和選擇權，反映了災民的真實需求，確保了利益相關群體有效、全程地參與災後重建。如成都市政府在住房重建中，充分尊重災民選擇權，農民、城鎮居民期望的住房重建方式與實際重建方式的一致性分別達到79.2%、82.5%。彭州市政府將村民議事會引入災後重建的各個環節，探索出“以村黨組織為領導核心、3個村民自治組織為社會主體、集體經濟組織為市場主體、其他組織共同參與”的“131N”新型治理機制。

五是硬件設施與軟件制度相結合，在優先重建住房、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硬件的同時，又推進了醫療衛生、養老保障、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務制度的城鄉統籌。災後重建不是簡單的恢複，而是在更高的起點上，以更高的標准進行的科學重建，不僅僅局限于生產方式重建，也延伸到生活方式重建。災區重建把保障民生作為恢複重建的基本出發點，優先修複重建住房、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保障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斷完善災區硬件設施體系。同時，也借災後重建機遇，積極推進臨時救助向長效社保轉變，促進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加快諸如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社保等軟件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實現災區群眾的生活方式重建。汶川災後重建過程中，硬件設施建設與軟件制度配套也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相互促進、同步協調。例如，在城鄉住房重建中，城鎮安居住房和廉租房的建設加快了城鎮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設進程；農村地區住房重建所創造的城鄉聯建模式，有力推動了城鄉住房及土地制度的一體化；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養老保障等公共服務逐步向農村地區延伸，有效推進了城鄉統籌。

辜勝阻強調，災後重建一方面要通過科學規劃實現災區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又要在新的起點上實現災區生產方式和民眾生活方式的跨越式發展。這里的關鍵是災後重建要與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農業產業化進程結合起來，與發展方式轉變相協調。要利用重建機遇，遷村並點，加快城鎮化進程；要將城鎮化、工業化和農業產業化結合起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構建均衡合理的城鄉結構。四川是城鄉統籌建設的試驗區，災後重建的整個過程彰顯出城鄉一體化特色，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的亮點。災後重建要利用重建機遇，優化工業結構，加快新興產業發展；要促進農業產業化和服務化，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大力發展創意農業；要加快恢複和發展旅游、商貿、金融和文化等現代生產性服務業和消費性服務業，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如四川省災後重建中一批特色產業帶逐漸形成，農業產業化和“農家樂”旅游業發展迅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取得顯著成效。2009年四川省GDP增長率達14.5%，超過全國平均水平5.8個百分點，而重災區的經濟發展速度更是遠超全省平均水平，有專家估計，災後恢複重建使都江堰市整體發展水平至少推進了15-20年。這充分顯示了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的快速和高效。城鄉一體化進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使得災區增強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和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而且城鄉統籌水平、經濟發展方式也有了跨越式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