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官員:當前財政和貨幣政策不具備調整的經濟基礎
鉅亨網新聞中心
- 央行營業管理部主任楊國中指出,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不具備調整的經濟基礎,但應逐步培養刺激政策有序退出的預期。
央行營業管理部主任楊國中指出,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不具備調整的經濟基礎,但應逐步培養刺激政策有序退出的預期。
中國金融7月2日刊登央行營業管理部主任楊國中的文章指出,全球經濟逐步進入“后危機時期”。后危機時期的中央銀行,不僅要夯實經濟復蘇基礎,防控經濟二次探底風險,還應該對危機前后以及危機期間的貨幣政策進行全面反思,以便為未來經濟增長創造更加穩健的金融宏觀調控環境。
后危機時期中國貨幣政策需要把握好的幾大關系
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復蘇基礎仍然脆弱,國內經濟結構失調問題依然嚴峻,經濟金融形勢的不確定性要求中國貨幣政策需要把握好如下幾個關系。
經濟增長與結構調整
2000~2008年,中國GDP累計增長1.36倍,經濟增速從2000年的8.4%逐步攀升至2007年的13%,受危機沖擊,2008年、2009年GDP增速回落至9.6%、8.7%。經濟高速增長積累了結構性問題,投資和消費失衡、內需與外需失衡、產業結構失衡等結構性矛盾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進一步凸顯出來。后危機時期,投資和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再具備可持續性,只有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才能最終將中國經濟帶入新的長期繁榮。當前的經濟形勢要求中國貨幣政策應兼顧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關系,以中長期政策促進結構調整,并從結構調整的角度安排短期政策,避免以短期經濟增長對沖長期結構調整。
穩定復蘇基礎與管理通脹預期
后危機時期,中國經濟復蘇動力來源于超常規信貸支持下的政府主導固定資產投資,居民消費和民間投資作為新的經濟增長引擎仍在培育之中。另一方面,前期國內信貸膨脹支持的流動性擴張,以及發達國家寬松貨幣政策引致的流動性外溢,在國內營造出較強的通貨膨脹預期。金融宏觀調控似乎陷入穩定復蘇基礎與管理通脹預期的兩難選擇中,但貨幣政策最終目標應是現實通貨膨脹。從中國近期物價指數的變化看,2010年前4個月,中國CPI同比指數均低于3%,雖然5月份CPI同比上升至3.1%,但這一變化幅度小于發達國家目前4%甚至6%的通貨膨脹容忍度。通貨膨脹預期是否能通過自我實現機制向現實通貨膨脹轉換還需要諸多外部條件,而強勁的復蘇勢頭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6月11日,世界銀行表示了如果歐洲債務問題失控全球經濟增長勢頭可能再次經歷嚴重停滯的擔憂,同時,OECD調查數據也顯示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經濟體繼續增長但增速放緩。可見,后危機時期中國貨幣政策仍然需要將重點置于鞏固經濟復蘇基礎上,同時適時回收流動性,防止通脹預期向現實通貨膨脹轉換。
政策退出與事前調控
危機應對政策或經濟刺激政策的退出安排對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具有較大的影響,后危機時期經濟復蘇的不確定性,更是對政策調整時機和力度提出了較高要求,過早會扼殺復蘇,過遲又會為未來埋下隱患。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破滅后,美聯儲實行的長期低利率政策就為本次金融危機提供了溫床。中國從2008年9月后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在調整經濟結構失衡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方面更具優勢,在后危機時期能夠擔當更多的宏觀調控責任,其退出也應滯后于貨幣政策。危機應對的貨幣政策主要集中于存款準備金、貸款基準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等常規性貨幣政策工具,貨幣政策調整力度小于發達國家,其調整的靈活性也明顯優于財政政策,具備先行退出的特質。總體來說,后危機時期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退出需要堅持漸進、靈活、透明的方式,在對宏觀經濟形勢作出預判的基礎上,及時主動地采取事前調控操作,把握調整最佳時機。
單一機構穩健性與金融體系穩定性
維護金融穩定是中央銀行義不容辭的職責,疏于監管被認為是本次危機爆發的一大原因。然而基于巴塞爾協議的金融監管都是針對單一金融機構的監管,單一金融機構監管指標的穩健性并不能保證加總后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即金融監管中存在顯著的“合成謬誤”現象。危機期間確保單一金融機構穩健的指標往往會危及整個金融系統的穩定性,例如本次危機中,按市值計價原則和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迫使金融機構拋售資產和去杠桿化操作,眾多金融機構集體行動進一步加大市場恐慌情緒,惡化市場無序狀態,從而誘發整個金融體系的不穩定。因此,后危機時期中國貨幣政策操作應加強宏觀審慎管理,推動金融監管改革,維護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的整體安全。
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國際協調
在危機期間的全球貨幣政策博弈中,一國貨幣政策變動被給予更多預期和輿論政治壓力。危機期間這種外部環境可以強有力地作用于一國貨幣政策,使其采取合作或跟隨策略,因而部分喪失獨立性。例如危機期間,美聯儲買入國債的舉措就是在英格蘭銀行正式宣布采取買入國債方式并取得明顯效果之后才宣布的。危機后各經濟體共同困難的客觀基礎不復存在,經濟復蘇的非均衡性和異質性提高了跨國合作成本,全球政策合作退化為雙邊或多邊博弈。外部環境的改變使得中國貨幣政策調整需要更多考慮本國經濟金融市場狀況,以此作為參與跨國政策協調的基礎。
當前貨幣政策取向的幾點建議
堅持宏觀調控基調不變,根據形勢變化實現刺激政策的有序退出
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還不具備調整的經濟基礎,但應逐步培養刺激政策有序退出的預期。鑒于貨幣政策調整的靈活性,政策退出應遵循“先貨幣政策,后財政政策”的路徑,在貨幣政策退出過程中應配合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同時在具體措施出臺之前,宜通過輿論宣傳引導社會預期,強化預期引導的信號作用,促使經濟主體形成與貨幣調控需要相一致的預期和行為方式。
強化貨幣政策對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作用
加強對金融機構的引導,著力優化信貸結構,落實有保有控的信貸政策,嚴格控制對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貸款,確保信貸投放有利于經濟結構調整,切實提高信貸支持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性。長期貨幣政策應增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從而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性。
加強貨幣政策操作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貨幣政策的力度和節奏
當前流動性過剩仍是貨幣政策操作面臨的主要問題,行政性貸款規模限制不是解決流動性問題的根本辦法,而應以市場化調控手段來解決,應綜合運用存款準備金政策、公開市場操作等貨幣政策工具,適時啟動利率政策,科學調節市場體系流動性,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加強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管理,改善資產負債表狀況
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從制度上改變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局面。同時,以可回收、可測量、可監控為原則主動創新資產負債表的操作工具,擴大流動性回收途徑,使創新工具的信號效應和示范效應更好地服務于宏觀經濟調控。
監測系統性風險和流動性風險,保持金融系統穩定性
應運用一系列的指標和方法來進行風險評估,逐步建立各類資產價格以及整個金融體系穩健指標的日常監測制度,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實現功能監管,有效防范和化解各類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貨幣政策應關注國際協調,但主要考慮國內因素
鑒于全球化進程中宏觀經濟政策存在顯著的溢出效應,中國貨幣政策特別是危機應對貨幣政策的退出應關注國際協調,降低本國政策退出的國際政治壓力,謀求國內經濟發展和結構調整的有利國際環境,但在貨幣政策調控中,需要重點考慮的還應是國內因素。
(袁甲峰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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