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應克制物價干預慣性

國家發改委正在織起一張涉及到各個領域的價格大網，名為“全國實時價格應急監測調查系統”。隨著歐美債務危機、量化寬松等外部環境將帶來的輸入型通脹成為政府的下一個擔心，一些大宗原材料商品也在逐漸被納入“價格監測系統”內。

國家發改委將根據這些重點商品的價格波動情況，分別采取不同的針對措施，這些措施包括：降低收費、拋儲、價格檢查處罰、臨時干預等手段。國家發改委希望能夠通過這些手段的實施，可以將大規模物價上漲“扼殺在萌芽狀態”。

對重要商品實施價格監測，是政府宏觀管理的諸多手段之一，應當看到這對于增強政府的應急反應和價格監測預警，增強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都是有益的。

從市場運行上來說，通脹幾乎是任何一個國家和經濟體都不可避免的現象，從經濟理論上來說，通脹一般是指貨幣供給超過商品供給，引發物價上漲、貨幣貶值，造成居民購買力下降。貨幣和商品供給是誘因，物價才是結果。因此對大多數國家的宏觀調控部門而言，對抗通脹通常采取的是增加供給，或者緊縮貨幣，極少有將物價直接列為政策調控對象的例子。

上世紀70年代，面對飛漲的物價和幾近失控的通脹局面，尼克松政府曾經對物價采取直接干預措施，宣布在3個月時間內

對物價進行價格管制。從當時

的效果看，三個月內物價漲幅

幾乎為零，但是很快尼克松政

府就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尼克松本人下臺，物價急速報復性反彈，市場再度失控。若干年后，格林斯潘在總結這一調控政策時說，美國實行價格管制的經驗就是再也不能實行價格管制了。

盡管已經事過40年，但美國為物價管制曾經付出的代價依然需要警鑒。當然，價格管制和價格監測并不是一回事。價格管制是在多種手段幾乎失效的情況下，監管部門被迫采取的一種極端手段，價格監測則是政府針對經濟運行采取的正常措施，人們對此并不擔心。但是過去兩年來，國家發改委面對通脹時的應對之策卻讓人心憂。臨時價格管制、約談、對物價漲幅前三名省份進行通報等等，在此背景下，要進一步加強價格監測，難免會讓市場想到有一天政府會出手直接干預物價。

事實已經證明，在每次政府的價格干預退出之后，一些商品的價格總會出現反彈。比如此前國家發改委曾頻頻約談的豬肉、洗發水、高端白酒等商品，現在市場的豬肉價格漲幅甚至接近100%。國家發改委聲稱，采取價格監測將有助于引導市場預期的形成。但諷刺的是，引導預期變成了干擾預期，針對一些商品的市場投機行為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更加頻繁和隱蔽。遺憾的是，市場給出的這些信號，并沒有將相關部門防通脹的重點從壓物價轉移到其他方面上來。政府對調控物價似乎正越來越上癮。

治理通脹并不等于管制物價。國務院也已經多次明確治理通脹需要多種手段形成合力，多管齊下，標本兼治。民眾對物價的恐慌，并不是因為信貸的緊縮，而是因為收入增長和物價漲幅不成正比，無法形成穩定的消費預期，買漲不買跌也就順理成章；企業對成本的抱怨，不僅僅包括信貸成本的增加，也包括稅收成本的上升、正常投資渠道的不暢以及對價格管制的擔憂等等，市場投機跟風漲價也就不足為怪。

在應對此輪通脹周期中，頻繁的利率調整也已成強弩之末，宏觀調控部門過于重視對物價的監管已經形成慣性，相比之下，更為根本的財稅改革、價格改革、收入分配領域的改革幾乎停滯。價格手段和其他領域的改革措施形同兩張皮，而僅僅依靠物價調控治理通脹，這本身已經本末倒置。

國家發改委建立的物價監測系統，應該多發揮監測功能，為更為根本的改革措施提供依據，而慎用直接針對價格的干預手段，克制價格管理這一慣性和沖動。否則，于防通脹這等于是飲鴆止渴，于改革則是在掩蓋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