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財評:警惕經濟運行中再現…

國家統計局11月9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盡管10月份的消費物價指數（CPI）環比還是上漲的（比9月份漲0.1%），但由于統計翹尾因素的影響，10月CPI同比漲幅回落至5.5%比9月份顯著下降。在剩余的兩月中，由于翹尾因素的進一步削弱，預計CPI還將進一步下探，按照目前的情況，12月份的CPI應該可以回到5%附近。

物價的回穩使市場對于貨幣政策“微調”的預期進一步加強，部分房地產開發商甚至提出了“2009年重新再來”的口號。而政策放松的預期逐漸得到了貨幣政策操作層面的驗證：10月中下旬以來，央行公開市場操作逐步放松，受此影響，短期貨幣市場利率逐漸走低。

但筆者認為，通過放松貨幣政策的方式來刺激經濟的做法必須慎重，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不要輕易放松貨幣政策。

不妨看看歷史的教訓。2008年11月份開始，為了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央采取了“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按照最初的估計，2009年的信貸總量應該在5萬億多一點，而執行結果卻是2009年前6個月信貸總量就超過了7萬億，全年的實際信貸總量超過了11萬億（統計口徑是9.5萬億，還有2萬多億在銀行表外賬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變成了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

為什么中央要求的“適度寬松”演變成了“極度寬松”?最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沒有嚴格的預算約束，而銀行缺乏嚴格的風險防范機制。對于地方政府來說，強烈的投資沖動不僅來自做出政績的需要，其中很大的動力來自尋租的需要。地方政府幾乎可以無節制地設立“融資平臺”到銀行貸款，而這些貸款很多都有地方政府的財政擔保，成為地方財政的或有負債。有些地方財政的或有負債超過了當年財政收入的10倍之多。

如果只是地方政府有投資的沖動的話，事情還不至于太糟，因為投資需要資金，只要銀行有風險控制能力，則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也不會出太大的漏子。而現實的情況是，銀行并沒有真正成為風險自擔的金融機構，按照前任總理朱镕基的說法，銀行給地方政府不負責任地放款“至少是被迫加自愿”.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就不斷對銀行進行改革，希望它們成為風險自擔的金融實體，但事實情況距離理想的目標還很遠。

因此，強烈的投資沖動和預算軟約束成為中國地方政府現狀的真實寫照，而商業銀行由于股權結構等因素的影響還沒有成為風險自擔的金融實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附屬物。在此實際背景下，控制和引導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就成為中央政府永恒的主題。這里的所謂“控制”主要就是對于貨幣與信貸的控制，保持信貸與貨幣的合理增長是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底線，如果中央政府不控制這個底線，則一定會“洪水滔天”。

有關貨幣政策的話題，我們有過深刻的教訓，也有過良好的經驗。1992年的信貸與投資的擴張，導致了1993年、1994年的物價飛漲和經濟過熱就是一個沉痛的教訓，當時的房地產投資過熱直接導致了海南發展銀行的倒閉和上萬億的銀行不良貸款，到1998年的時候，四大商業銀行的不良率達到了28%.這些都是那一次寬松貨幣政策帶給我們的代價。當時政府在總結了這些教訓后，牢牢把握住了貨幣與信貸的政策底線不突破。即使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之下，政府實施了積極的財政策，通過發行國債的方式搞了很多基礎設施的建設，但對于貨幣與信貸一直采取了“穩健”的方略，避免了經濟大的波動，這是成功的經驗。

這里涉及一個技術性的問題，中國的貨幣政策工具里到底要不要“信貸規模”?在貨幣政策的操作中，該工具經過了幾次波折，幾年前，把這個工具當作計劃經濟的“遺留”給廢除了，但之后又被請回來，但人民銀行似乎對這個工具的使用多少還有“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事實上在采用，但又沒有明確的文件規定，采取“電話提醒”和“窗口指導”的方式進行。

有人認為應該廢除這個“信貸規模”理由是：這種直接調控的有效性否定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不要傳導，直接調控，這樣會使得貨幣政策顯得十分僵化，缺乏靈活性，沒有回旋的余地。此外，這種“一刀切”使得很多有效貸款需求得不到滿足。“我們社會中存在著大量小微企業的貸款需求，而這部分需求沒被滿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銀行貸款規模受到了人為限制，這種過時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很不科學的，有損于整個金融體系，也有損于實體經濟”.

筆者認為，這些理由放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許是成立的，但不符合中國的國情。我們現在的實際情況是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不僅有各類企業，而且有地方政府，其行為并不完全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則，用單純的所謂市場經濟的手段來進行調控是不會有效的。

（作者尹中立系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本文內容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