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國但我不交稅 苹果CEO庫克這是要鬧哪樣

專欄作家高天佑撰文指出，自從全球化加上QE量寬以來，現代社會貧富懸殊有惡化趨勢，富豪們難免備受壓力，紛紛主動拋出橄欖枝，例如「股神」巴菲特主張開征富人稅，香港的「超人」李嘉誠就建議調升企業稅，均擬透過調整現有稅制，希望藉着加強二次分配，化解貧富懸殊危機。不過最「霸氣」的是苹果CEO庫克，不但未像其他富豪般同意加稅，還公開「挑機」美國政府，揚言會繼續為避稅而把利潤留在海外，他說：「不交稅不代表我不愛國，只是美國的稅制太不公平。」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股神超人拋出橄欖枝

其實按一般情況而言，庫克的立場才屬於商人常態，皆因從資本利潤最大化角度看，富豪和企業家通常覺得交稅愈少愈好，千方百計避稅惟恐不及，又豈會自動獻身說：「我好想交多些稅呀，求你抽我重稅吧！」正因如此，不論「股神」或「超人」，他們主張針對富人和企業增加征稅，均似有悖常態。

原因無他，事關現在誰都看得到，自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展的全球化，加上2008年起的QE量寬以來，世界各地的貧富懸殊明顯在惡化；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於2013年出版的巨著《21世紀資本論》，對這情況有最清晰論述，認為底因在於資本回報率長期跑贏經濟增長及工資加幅，令有條件「錢滾錢」的富者愈來愈富，相反缺乏資本的打工仔「日捱夜捱」，亦愈來愈難望上流。這種富貧懸殊及機會不均，被視為已動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基。

「股神」和「超人」等超級企業家能夠成功，共通點是高瞻遠矚，不會太過短視，他們明白企業必須置身於社會，並且共榮共存，才可持續發展。因此他們除了關注自身企業今年明年業績，也着眼整個社會的前景。對這些明智的富豪來說，若能透過多交點稅，幫助化解貧富懸殊危機，得以重新穩定資本主義體制，那已可算是最低代價、最劃算的方法了。

庫克挑機 轟稅制不公

然而庫克似乎另有想法，他日前接受《華盛頓郵報》專訪，大談苹果向來備受爭議的稅務處理問題。他直言，美國的聯邦企業稅率高達35%，再加上約5%地方稅率，總稅率接近40%，在發達國家當中也算數一數二。因此他堅稱，從股東利益角度出發，苹果將繼續把大量利潤和現金留到海外，藉之避免被美國政府抽取重稅，直至美國的稅制變得更加「公平」為止。

苹果手持逾2000億美元現金，不過超過九成都泊於海外，長期躺在銀行戶口賺取利息，無意滙返美國總部；據估計，苹果憑這招「錢留海外」，節省的稅款共多達800億美元。庫克強調，苹果在海外這筆巨額資金，是該公司辛辛苦苦在世界各地銷售產品賺回來的，有權決定如何調動，此舉亦沒違反美國稅務法律。但亦有人認為，盡管這筆海外資金來自苹果在各地銷售iPhone，但iPhone之所以全球熱賣，主要依仗苹果在美國的品牌和研發，是故這筆錢也應在美國繳稅。

庫克又說，愛國與否不應與交稅多寡掛鈎：「不是說你交稅愈多，你就愈愛國。」他並預言，包括苹果在內的美國企業，將繼續就利潤分配問題跟美國政府進行斗爭。

臨近選舉開腔為施壓

事實上，在全球各地愈來愈多富豪主張加稅之際，庫克卻公開就稅務問題「挑機」美國政府，時機並不尋常。一來， 美國總統選戰如火如荼，兩黨參選人都有稅務改革方案，共和黨特朗普擬把聯邦企業稅率由35%銳減至15%，民主黨希拉莉亦在主張開征富人稅之余，建議調整現有企業稅制，誘使企業把海外資金調回美國。換言之，特朗普和希拉莉其實均同意，美國企業稅制有需要調整，因此庫克現在開腔，便等於向這兩位總統候選人施壓，促使他們作出更大承諾（或讓步）。

二來，企業海外避稅安排極之普遍， 是全球很多國家關注的問題，這更是今屆G20峰會的主要議題之一。在上月於成都舉行的G20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上，各國已就合作防止企業海外避稅達成初步共識，有可能在下月的杭州G20峰會正式簽署協議或宣言。

所以庫克把握最後機會發聲，表達商界對此議題的立場，同時亦為自己留下一條後路。畢竟他所謂「美國稅率太高了，我不會把資金調回來」，其實有弦外之音：「若美國減稅，我也很願意合作，把錢調回來。」（文章來源：hke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