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加寧：中國經濟三大結構性問題凸顯 不改革L形都沒有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魏加寧

和訊網消息 7月9日，新供給2016年第二季度宏觀經濟形勢分析會在上海舉行，會議由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主辦，和訊網作為特邀媒體全程報道。

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巡視員魏加寧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着三大結構性問題。一是結構性通貨緊縮，二是結構性失業，三是結構性錯配。借鑒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中國當前應該從需求側和供給側雙側發力，從改革與刺激雙輪驅動。

關於供給側對策方面，魏加寧認為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民營經濟，解決僵屍企業退出問題。

關於需求側對策方面，要區分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對於傳統的需求，要找准發展瓶頸，推進結構性的擴張政策。對於新的需求，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一方面政府要盡職盡責，不能推卸責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攬，全部壟斷。要改革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

魏加寧強調，如果不改革的話，中國經濟恐怕連「L形」都沒有，只有危機。如果能夠大力度地推進改革，加快轉型升級，並輔之以適當的宏觀刺激政策，就一定能夠實現新的增長，邁上新的台階。「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有一個明確的規律，我們把它叫做改革周期。就是每當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都是先有一個思想解放，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解放思想。這是基本規律，順規律者昌，逆規律者衰。」魏加寧補充。

以下為實錄：

魏加寧：以下所講的都是我個人的觀點，與所在單位無關。

一、當前中國經濟存在着三大結構性問題。

1.結構性通貨緊縮。

PPI已經連續51個月負增長，但CPI仍然為正的，這和1998年那一輪通貨緊縮有所不同。並且，CPI里面，食品價格又高於非食品價格，這跟1998年也不一樣。由於食品價格對於低收入階層來說更為敏感，所以在研究通貨緊縮時就不得不高度關注。

2.結構性失業。

現在可以看到，一方面是東北、西北下崗職工、待下崗職工越來越多，而且據說，東北每年流失人口高達200萬-400萬；但是另一方面，再去東南沿海——廣東、浙江看看，由於招工難，用工成本上升，都在拼命地開發機器人(300024,股吧)、引進機器人，提出的口號是「用機器換人」。原因是現在的用工成本在上升。根據我們中心的企業家系統調查，目前人工成本上升已經成為企業經營中面臨的最主要困難。在用工成本方面，有所增加的占到了57.8%，明顯增加的占到了24.5%。在企業家中，「有意願用機器人替代人」的企業家，現在已經占到了65.9%。也就是說，一邊是大量職工下崗失業，另外一邊是拼命研發機器人，用機器來換人，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矛盾現象。

3.結構性錯配。

一方面，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意識到自己所在的領域是存在產能過剩的，企業的設備利用率也是在下降的。另一方面，醫療、教育、養老等領域供給嚴重不足。哪個大城市醫院不是人滿為患？為什麼？因為這些年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隨着老齡化，隨着醫保的改善，醫療需求在快速增長，但是在供給方面，政府拿不出這麼多錢，或者說不想拿出這麼多錢來辦醫院，也不允許民間資本進來，不允許外資進來。上海自貿區有許多外資醫院注冊了，但是開不了張。教育也是，哪個家長不為自己的孩子上學發愁？從上好幼兒園就開始發愁，上好小學、好中學、一直到上好大學，——還有大量的孩子到國外去留學去了。再有就是「養老」，《北京晚報》去年頭版頭條刊登了一個消息，說是在北京要上官方的養老院需要等100年！——像這樣的一些領域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供給嚴重不足。根據我們發展中心的問卷調查系統顯示：企業家看好的行業里，養老排在第一位。所以我說，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着這麼三個大的結構性矛盾。。

二、1998年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之經驗（參見：吳敬璉《當代中國經濟改革教程》宏觀部分，2009）。

對於朱鎔基政府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驗進行回顧，就可以看到，當時的朱鎔基政府是從需求側與供給側兩個方面入手的。首先在需求側，一是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5100億國債用於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發電項目等；二是銀行配套貸款，銀行提供的貸款規模與國債大體相當。同時，實行名為「穩健」實為「寬松」的貨幣政策，連續7次下調利率，增加貨幣供給。三是實施住房制度改革，打開了住房需求的大門。四是推動加入WTO，打開了國際市場的大門。

其次看供給側，一方面，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一是調整國有經濟戰略布局，數十萬家國有中小企業實行民營化；二是將石油、通信、電力等領域的大型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化改制、上市。另一方面，扶持民營中小企業，承接國企改革的下崗職工。包括國家經貿委成立中小企業長，地方政府設立擔保公司，為中小企業貸款提供擔保，商業銀行增加給民營、中小企業貸款，國家賦予民營中小企業出口自主權，提高出口的供給能力。因為當時浙江的一些民營企業是不能直接出口的，必須賣給上海、廣州的國有貿易公司才能出口。1998年我陪吳老師去浙江考察民營企業，在後來的報告里頭吳老師就建議，要給予民營企業出口自主權，後來被采納。

回過頭來看當時朱鎔基政府采取的措施，實現了需求與供給的有效對接。首先，在需求方面，修公路以後，汽車需求增長，然後通過引進外資，導致汽車產業的大發展，拉動經濟增長。其次，實施住房商品化，住房需求快速上升，導致房地產業大發展，加上相關產業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再有就是出口，一方面通過加入WTO，出口需求快速增長；另一方面賦予民營企業出口自主權，導致出口快速增長。

所以實際上汽車產業、房地產、出口是拉動上一輪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三個引擎，都是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采取措施的。實施的效果大家也可以看到，1998年以後，國有經濟的投資是逐步下降的，而民間投資是在上升的。

三、關於當前對策的一些思考。

中國當前如何應對這種結構性矛盾呢？我想應當是從需求側和供給側雙側發力，從改革與刺激雙輪驅動。

關於供給側對策方面，我認為首先還是要加快國有企業改革。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到底應該怎麼改？實際上一直是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通過自上而下，加強黨的領導來提高國有企業效率。另一種是自下而上地強化民主監督。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其實很簡單的一件事，就是要把國有企業的財務報表統統披露給社會公眾。因為13億中國人都是所有者，當然有權利知道的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企業的盈利到底是怎麼來的？投入是多少？產出是多少？工資待遇是多少？這樣的話，就能夠有一個有效的監督。我相信，13億人里一定會有較真的，這種監督比那種依靠自上而下派幾名干部來監督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二個要發展民營經濟，就需要給民營經濟重新定位，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采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了。我們的經濟學理論，不管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好，還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好，還是供給側改革理論，都要把民營經濟的定位說清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民營經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理論上要說清楚，法律上要給可靠保證。

還有一項就是僵屍企業退出的問題，必須打破地方政府與商業銀行之間的「囚徒困境」。

關於需求側對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區分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

首先，對於傳統的需求，應該看到，目前的實際增長速度恐怕已經低於潛在增長率了。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采取適當的擴張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發展的瓶頸，推進結構性的擴張政策。比如：上一些類似當年三峽大壩這種大型項目。三峽大壩二期工程就是在1998年開始干的。因此，要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獲益，並且趁着鋼價、水泥的價格在下跌的時候建設，成本會比較低。所以我很同意前面賈康等專家所說的，城市的管道設施、水利設施，一些交通的瓶頸，一些重大的項目，應當抓緊建設。但是要采取PPP的形式，把民間資本吸引進來，把那些無處可投的民間資本吸引進來，投向那些有效益的重大項目，這是一個方面。

其次，關於新的需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共經歷了三個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個周期，主要解決的是「吃」和「穿」的問題。90年代的第二個周期，主要解決的是「用」的問題，家用電器。2010年代的第三個周期，主要解決的是「住」和「行」的問題。現在進入了第四個周期，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我前面講了，教育、醫療、養老這樣一些新的需求。對於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盡職盡責，不能推卸責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攬，全部壟斷。要改革公共服務的供給方式，我的初步想法是：從補供方轉為補需方。通過教育票、醫療票、養老票和教育保險、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這樣一些方式去補需方，然後供方就可以放開了。如果能夠把供方放開，民間資本、外資都可以進來，就可以增加供給，提高效率。這樣的話，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給，另一方面又能夠保證公平，還可以使公眾能夠擁有一定的選擇權。

總之，我相信，如果不改革的話，中國經濟恐怕連「L形」都沒有，而是危機了。但是，如果能夠真正大力度、實質性地推進改革、推動轉型升級的話，並輔之以適當的宏觀經濟刺激政策，我相信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新的增長、邁上新的台階。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有一個明確的規律，我們把它叫做「改革周期」。就是每當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都是先有一個思想解放，通過思想解放帶動改革開放，通過改革開放帶動經濟增長。所以，當務之急就是解放思想。這是基本規律，順規律者昌，逆規律者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