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丐幫：負責市政建設 商戶攤派給報酬

傳統的文化史研究，所書寫的多為上層王侯將相的歷史。近二十年來，歷史學家們逐漸將目光投向下層，將工人、流民、學徒、妓女、乞丐、秘密會黨（幫會、土匪、流氓）等納入文化史研究的范疇，這體現了當代歷史研究中一種“目光下移”的普遍趨勢。這種“目光下移”，展示了諸多歷史深處中不為人知的另一面，重新賦予了那些被遺忘被忽略的角色以歷史意義。以乞丐史研究為例，研究者通過對乞丐文化的挖掘，成功地將這群被主流社會厭棄、排斥者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風俗習慣和日常生活予以重新揭示。相關代表性的研究，除了較早的曲彥斌《中國乞丐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岑大利《中國乞丐史》（文津出版社，1992）、周德鈞《乞丐的歷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之外，還有近期出版的一本力作，即盧漢超的《叫街者：中國乞丐文化史》。

盧漢超作為著名華人歷史學家，目前擔任美國佐治亞理工大學人文部教授，近年來致力於中國社會經濟史和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其大作《霓虹燈外：二十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就是一部反映民國時期上海平民日常生活和下層城市文化的名著。而這本《叫街者》同樣將目光投向社會下層，即近代中國最底層的乞丐群體和乞丐文化。他將乞丐文化當做一種“次文化”現象，通過研究隱藏在乞丐背后的豐富多樣的文化，再現乞丐們為了生存而進行的各種形式的掙扎。因為本書內容精彩，敘事流暢，2006年獲得了美國第三世界研究學會頒發的西塞爾·克里爾最佳著作獎。盧漢超也是該學會歷史上唯一獲得此項殊榮的中國學者。

五花八門的乞丐文化

從盧漢超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乞丐文化的豐富多樣性。比如說，乞丐這一行業有其自己的傳承譜系，歷史上曾經乞討過的韓信、伍子胥、范丹等，都被他們認作行業祖師來供奉。他們甚至利用春秋時期孔子向范丹借米的傳說，認為向讀書人家乞討是替祖師范丹收債，以增加乞討的正當性。乞丐乞討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盯狗”（跟在行人后面討錢）、告地狀（在地上寫字討錢）、送財神（到居民家中去乞討）等種種五花八門的方式。每當遇到紅白喜事，更是乞丐行乞的最好機會，他們會表演各種民間曲藝以索取施舍。為了博得路人的同情，乞丐會自殘，或通過展現自己殘疾、丑陋的一面來行乞。乞丐還會造假，即通過偽裝殘疾、虛構悲慘身世等各種手段來達到乞討目的。乞丐更會以各種無賴的手段，恐嚇、威脅婦女兒童。這些被盧漢超稱之為“社會恐怖主義”。

乞丐亦普遍存在組織，即武俠小說中常見的“丐幫”。這種組織有自己獨特的入幫儀式，有類似於“打狗棒”之類的圖騰，有固定的行規，幫中制度森嚴，論資排輩，等級鮮明。丐幫組織還經常和秘密會黨合流，甚至有時就是一種黑社會組織。他們會在丐幫首領的煽動下，在城市中收保護費，故意擾亂社會治安，成為近代中國城市的隱患勢力。他們還會經常被政治利用，如袁世凱當年稱帝之前，就有御用的乞丐請愿團，為其稱帝復辟造勢。至於五卅、五四之類的愛國抗議活動中，乞丐群體也會在丐頭的組織下停止行乞，以避免給中國形象抹黑，配合同胞的愛國運動。由這些事例可見，乞丐群體雖然邊緣，卻往往不自覺地成為影響主流社會的舉足輕重的力量，這實在是一種歷史的吊詭。

另一個影響主流社會的例子是乞丐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中國傳統社會，縣級財政完全上繳中央，基層政權行政能力有限，乞丐常常在丐頭的組織下，在城市生活中扮演一種近似於市政建設或幫閑幫工的角色。比如處理各種公共性喪事，看守城門，打掃街道等事。甚至在縣官的臨時衙役中，都可能看到乞丐的身影。因為政府並無特定的財政預算支付給乞丐作為報酬，便由丐幫首領每年向各家商戶攤派。這種攤派由政府默許，成為政府剝削民眾的一種隱形收入。當然，乞丐也常常是政府規訓的對象，政府一般都會有各種各樣治理乞丐、救濟乞丐的措施，如設置救濟院，開辦粥廠，將乞丐遣送回原籍等等。但是，由於治理無術以及持續的天災人禍，此種治理一直沒有產生積極的效果。與政府既需要乞丐幫忙，又警惕乞丐為惡的兩可態度類似，中國大眾對乞丐亦有一種既同情又憎恨的矛盾心理。同情是因為哀其不幸，而憎恨是因為怒其不爭，即乞丐本身就是懶惰、惡習的化身。更有人認為，大多數乞丐游手好閑、品行低劣，以丑為榮，實際反映了中國文化深處的一種“國民劣根性”。[NT:PAGE=$]

在當代歷史研究中，“目光下移”的另一種表現便是研究視野從整體轉向部分，從全國轉向地方，強調地方性知識，研究對象的地方化特色。但是，盧漢超則認為，乞丐是城市文化的專屬，尤其是大城市普遍存在的現象。乞丐文化在全國不同地區的表現基本相同，尤其在一些基本的元素上，如乞討的方式、丐幫的組織與性質、乞丐的生活和思想觀念等方面存在著驚人的一致性。因此，作者在第六章“街頭的社會契約”中，援引上海、廣東、內蒙古等各地丐幫的例子，來證明全國乞丐組織普遍具有黑社會性質這一論斷。然而，在乞丐研究中經常提到，盧漢超此書未曾引用的一個典型事例卻不能證明這一論斷。活躍在吉林海龍地區的乞丐組織“大筐”，就是由老弱病殘組織的花子隊，他們活躍在農村，類似於一種共產式的互助型組織，而並非城市型乞丐黑社會組織。由此可見，所謂城市的專屬或地區一致性還有值得商榷之處。

不過，乞丐文化的古今一致性卻是無可置疑的。我們閱讀占才強等著《臥底當代丐幫》（北京出版社，2003），可知清末民國時期乞丐的幫派組織和乞丐心態，我們今天基本完全存在，別無二致。我們生活在城市中，每天亦可看到大量的乞丐。他們的乞討方式、行乞手段，在盧漢超此書中都可以發現，讓人驚訝地知道原來一切淵源有自。因此，盧漢超的乞丐文化史，講的雖然是近代中國，但實際上卻可以與當代中國的一些狀況相互呼應。因為古今問題的一致性，因此在解決乞丐問題時，過去的成功經驗或失敗教訓，便成為我們今天的最好參照。盧漢超當然沒有直接涉及救濟乞丐問題，但前面的相關研究已經是一種最佳鋪墊，所謂解決問題的方案，無疑已經呼之欲出。

《叫街者》的獨特之處

本書初版於美國，以外國讀者為主要閱讀對象，內容也比較淺顯通俗。這體現了學院史家致力雅俗共賞的努力。但是，由於近代中國記錄乞丐生活的文獻資料非常有限，目前乞丐研究所依賴的基礎文字莫不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滬江大學社會學系兩位女同學的畢業論文《上海七百個乞丐的社會調查》，以及一些地方文史資料、掌故雜談和風俗大觀。因此就基本內容而言，本書與周德鈞、曲彥斌的兩本乞丐史差別並不大。正因為差別不大，此書的致命之處是缺乏學術回顧，沒有提出在哪些方面有超越前人之處。而且，似乎目前關於乞丐文化的基礎性研究已經足夠，可以試圖往更深的方向發展，從宏觀概括和現象描述轉向深入的專題研究。

就筆者所了解，一些有待於挖掘的問題，諸如從民俗學切入研究乞丐群體使用的語言、暗號，從社會學切入探討乞丐群體的入幫儀式及象征（筆者數年前曾寫過關於這一題目的論文），從歷史學切入研究中國歷屆政府對待乞丐問題的態度和治理規則，以及由此反映出的國家與社會的復雜關係等等。總之，在乞丐研究方面若不引入新的問題，必將流於表面化，亦缺少學術上的突破性。

不過，《叫街者》和周德鈞、曲彥斌等書的一個明顯區別是，盧漢超研究乞丐史，秉承一種人文關懷的態度。長期以來受民族國家觀念和富強話語的影響，主流歷史學的敘事之下，無論妓女、乞丐還是流民、秘密社會，都是有待鏟除的惡瘤，是國家貧弱和社會“丑惡”的一種階段性表現。這些群體既是大眾鄙視的對象，亦是應該被國家權力規訓的對象，國家權力通過各種手段對他們進行改造，無疑都具有不可置疑的正當性。因此，這種思路下的乞丐研究，也必定是一種高高在上的研究，無法真正獲知這些社會最卑微人群的真正心聲。甚至在曲彥斌一書中，收容法也被認為是解決乞丐問題的有效途徑。海外學者多半會質疑這種態度，否定這種國家民族話語的霸權性，從客觀的立場，以一種同情和理解的心態來對待這些弱勢群體。哀其不幸遠大於怒其不爭，盧漢超的《叫街者》亦有如此思路。

盧漢超在此書中，試圖盡可能讓乞丐自身說話，而不是讓他人代言乞丐。這也是當年賀蕭等美國學者在妓女研究、王笛在茶館研究方面一直做的努力。盡管這些歷史的失語者，由於文化水平太低，本身不可能留下文獻資料，但他還是通過各種文獻資料的比對，盡可能摒棄先入為主的意見，避免情緒化的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讓這些歷史的失語者重新說話。閱畢盧漢超的《叫街者》，得出的一個印象便是，雖然乞丐隊伍魚龍混雜，乞丐文化三教九流，但人若非貧困到一定程度，不會輕易為丐。淪為乞丐，大多有其自己的苦衷，與所謂的國民劣根性相比，國家和社會更應該為乞丐的出現負有最主要的責任。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值得再探討，但卻是一種歷史學家的人道主義。這種博愛為懷的態度，比那些站在國家民族敘事上考慮問題的強硬思路，似乎更讓人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