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為何需要保護「嫖客」的權利

什麼？嫖客的權利還需要保護，有沒有搞錯？不錯，我要談的就是這樣一個似乎犯忌的話題。

首先說明，嫖客在此不含道德判斷，就好像妓女不含道德判斷一樣。我們可以把妓女稱為性工作者，嫖客則可稱為買春者。不過，我在文中還是用人們習慣叫的嫖客。

嫖客的人身權利為什麼需要保護？道理很簡單，第一，現如今嫖客的隊伍很龐大；第二，很多男人皆是潛在的嫖客，換言之，嫖娼只是一念之間的事；第三，現實中他們的權利受到嚴重侵犯，因為背負着道德虧損。

當然，事情還得從雷陽說起。

雷陽涉嫖身亡這兩天成為一起輿論關注的公共事件，這是一起不該發生的悲劇。「不該發生」不是指的嫖娼本身，而是因此引致的死亡，這個代價無論對其本人還是家庭甚至警方，都太大了。後者如何說？雷陽之死對公信力本已堪憂的警方無疑又是一個打擊。

目前警方公布了雷陽涉嫖身亡的通報，雷是否嫖了娼，不是我討論的問題，我要說的是，雷陽之死，是需要我們認真考慮嫖客權利的保護問題了。

這個問題我知道可能會受到一些人的質疑，他們會說，「這不是在縱容賣淫嫖娼嗎」，即使要保護人權，也是保護賣淫者即性工作者的權利，比起嫖客，她們更是弱勢者，其人權更需保護。

妓女的權利當然需要保護，不過，我們也不能忽視嫖客的權利問題。

前面談了保護嫖客權利的幾個理由，其實，根本的問題在於，在中國，「賣淫嫖娼」是屬於非法的，即不受法律保護，而地方政府出於種種考慮，對此現象又持一種容忍態度，這就使得「賣淫嫖娼」實際處於一種灰色狀態。

假如賣淫嫖娼合法化，像一些國家一樣有專門的紅燈區，對買賣雙方來說，他（她）們的權利就不存在保護問題，至少法律上是這樣；如果完全屬於非法，賣淫嫖娼的風險太大，除少數鋌而走險外，多數人不敢涉足，也不需要專門對他（她）們的權利進行保護。最怕的就是這種介於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灰色狀態，因為對妓女和嫖客來說，風險的不確定性無法預知，他（她）得隨時擔心警察是否會突然出現。尤其在所謂嚴打和掃黃的時候，不僅警察突襲的頻率更多，而且處罰更嚴重。所以他（她）時刻要提防來自警方的打擊。而對於警方來說，由於賣淫嫖娼屬於非法，許多基層的警局將它視為改善福利的手段，隔三差五地去到各種按摩店、洗浴中心搞突襲、布眼線。他們並非是要真掃黃，凈化社會環境，而是借此作為一門生意，由此也就出現一些腐敗，比如充當某個賣淫場所的保護傘，自然，在這種狀況下，妓女和嫖客的權利談不上保護問題。

嚴格而言，刑法並沒有認定賣淫嫖娼本身屬於違法，只是規定介紹、容許賣淫嫖娼是違法行為，但警方手頭有治安處罰法尤其是賣淫嫖娼收容教育辦法。上述法規不僅規定，賣淫嫖娼，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並處五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還允許六個月到兩年的收容教育。這就給了警方對賣淫嫖娼人員加重處罰乃至亂處罰以法律依據。比如演員黃海波嫖娼被抓，就在收容所關了半年才放出來。像黃海波這樣的影視明星估計還要重罰的，這個罰款是多少就不知道了。社會上也常傳出某某因嫖娼被關，花幾萬乃至幾十萬將人打撈出來。除物質損失和名譽受損外，還會有其他代價，如廣電總局要求各級廣播電視播出機構暫停播出有吸毒、嫖娼等違法犯罪行為者作為主創人員參與制作的電影、電視劇、各類廣播電視節目以及代言的廣告節目。公職人員如果嫖娼，也有可能開創除公職。所以很多警察抓住這一點，要想不讓單位知道，拿錢來。這就使得警察更有激勵去抓嫖。

國家為什麼不將賣淫嫖娼合法化？有政治的考量，也與上述收容罰款有很大關系，此外，還有公眾阻力，大眾基於道德化反對將其合法化。但也要看到，賣淫嫖娼除有所謂污染社會風氣的負作用外，也有正面價值。中國正處於高度流動狀態，鑒於我們的畸形城市化，大量流動人員——其中主要是兩億多農民工——他們中的多數是夫妻分居，還有大量底層單身男人，人長時間沒有性生活會對社會產生危害，而性工作者的存在為他們的性釋放提供了一條便利途徑，否則，社會的強奸案件會大大增加。從這個角度看，性產業對家庭和中國社會的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這或許是地方政府默許賣淫嫖娼的主要原因。

故而，既然無法將賣淫嫖娼合法化，社會對處於灰色狀態下的妓女和嫖客的權利就應該有一個妥善保護，不能因為他（她）們的道德虧損就無視其權利受損。這里首先遇到的是要廢除賣淫嫖娼收容教育辦法。法學家江平曾對黃海波一事直言：「黃海波因嫖娼不僅被處行政拘留，還被收容教育半年，這顯然不公平。《收容教育制度》不符合時代的發展要求，應該廢止了。」因為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和處罰只能制定法律。而針對賣淫嫖娼的收容教育辦法是由國務院1993年頒布的，其對賣淫嫖娼人員限制人身自由的規定超越了《立法法》對國務院的立法授權。若廢除該辦法，如果還要對賣淫嫖娼行為進行處罰的話，就只能是罰款，但罰款必須有一個數額限制，不能隨時突破，此外，也不能和這之外的其他處罰掛起鈎來。

總之，嫖客的合法權利能否得到應有保護，檢驗我們建立法治社會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