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咨詢：宏觀調控的關鍵是控制速度

安邦咨詢授權和訊網智庫發布

中國的宏觀調控可能是世界上波動最大的經濟調控。一是經濟體量大，船大不好掉頭，每有調整，必須力度比較大；二是政府主導，中國經濟體量大，但市場化力量不強，政府掌控資源多，政策對市場的影響大，因此每次調控都由政府發力；三是經濟差異大，中國城鄉經濟與區域經濟的差異仍然很大，經濟格局復雜，不宜搞「一刀切」，但政府調控又不能不搞「一刀切」。因此，宏觀調控的波動很大。

從2007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政策來看，也呈現出明顯的調控波動性。日前，前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談到近十年的經濟政策變化。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當時要應對的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在內的流動性過剩，中央提出了「兩防」——防止通貨膨脹，要把通貨膨脹抑制在3%以下；防止經濟過熱。但在2007年12月底，全球經濟就出現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准備期間沒有預見到的一種經濟動態：發達國家的貨幣流動性不夠，因此到2008年1月份，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歐洲、日本、英國等等，都開始釋放流動性。中國也出現外資訂單減少，這個信號顯示發達國家的需求已出現了萎縮，勢必導致中國外需不足。不過，中國經濟政策是否要調整，當時在國內還有很大爭論。有人提出要調整「兩防」政策，因為要將通脹抑制到3%，就必須大幅度收緊貨幣，而這與世界經濟形勢並不合拍。爭論持續到2008年上半年，中國經濟數據顯示「兩防」政策實現已不可能，到7月20日左右，中央政治局才決定不再搞「兩防」。

緊接着，面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大掉頭。2008年10月份開始實施「4萬億」刺激計劃，發改委批項目、商業銀行貸款，大幅度投放貨幣。當時也曾有人建議中國以對外投資來創造外需，但中央衡量之後認為把錢借出去風險很大，還是國內投資4萬億的風險最小。4萬億投資確實避免了當時的經濟危機，但也制造出新的問題——投資了一些當時產能已經過剩的領域如鋼鐵、煤炭。這些投資快要完成的時候，中國的產能過剩情況不斷加劇。

到2012年，中國政府意識到產能過剩的嚴重性，於是改變投資方向，只投資比較短缺的領域，但是，當中國巨大的經濟戰車啟動後，調整起來是很困難的。在2012年以後，中國又提出了對外經濟的新戰略——「一帶一路」。不過，國內對「一帶一路」戰略的理解可謂差別極大。一些看法認為，搞「一帶一路」，就是中國借錢給沿線國家，讓他們來接受中國的項目，跟中國合作。實際上，這完全是項目投資的思維，完全沒有反映出「一帶一路」的戰略目的。據透露，我國對外能源投資的財務損失很大，能源項目虧了很多錢。但在國內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對外投資這條路還是要硬着頭皮走。當在投資、消費和外需三個領域里都難以收到經濟成效時，於是又誕生了最新的宏觀經濟政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回顧近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和宏觀調控政策的變化，我們可以明顯發現幾個特點：一是調控政策的思路變化大，二是轉折非常劇烈，往往都是方向性、系統性的變化，帶來的變化是大掉頭，甚至是180度的大轉向，三是帶來的經濟波動幅度大，比如4萬億之後刺激經濟增速重上兩位數，然後大幅下跌至7%甚至更低。

在安邦咨詢（ANBOUND）團隊看來，巨幅調整對經濟系統的殺傷力是很大的，調整宏觀政策開幾次會議、出幾個文件非常簡單，但涉及的資源調動、資金流動巨大，牽動着行業變化和市場變化也隨之大幅調整，對於微觀企業來說，則像在風暴中駕駛小船，生存環境處在急劇的動盪之中。隨着產業鏈上的影響傳導，其代價往往是成千上萬家企業的命運被完全改變。

從過去高代價的宏觀調控中，我們應該充分汲取教訓，中國宏觀調控的關鍵卻在於微調，其根本目標應該是維持經濟增長速度的穩健、經濟結構的均衡。安邦多年來一直倡導經濟穩健，也因此被視為「穩健派」。正如安邦咨詢首席研究員陳功所說，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就是速度問題！穩健派在經濟台風來的時候似乎不受待見，但在更長的經濟波動中，才能看到「穩健」的好處。

據稱，2015年底，國內對經濟走勢曾有三種爭論：一種是周期性的下行，下行到某一個周期後就會出現拐點，會繼續上行。第二種叫斷崖式的下行，即經濟突然下行到一個非常低的增長速度。中央采納的則是第三種判斷——波動性的下行，即經濟走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可能有增有降，但總的趨勢是在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內下行。中央采納的是正確的判斷，「經濟波動性下行」與安邦幾年前提出的經濟增長「金字塔模型」基本一致。我們的看法是，未來30年，中國經濟增速將以每10年一個階梯拾級而下。

最終分析結論（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准確判斷趨勢是正確決策的一個方面，但在當前更重要的是，中國的經濟決策部門要堅定思路，拋棄過去的大幅刺激、大幅調控、大幅波動，不要在踩油門和踩剎車之間來回倒騰切換。宏觀調控的精髓是微調，最佳的經濟發展方式是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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