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新型大國關系的挑戰來自何方

《盛世危言：遠觀中國大戰略》書封

提要：美籍作家、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在《盛世危言：遠觀中國大戰略》多次談到中、美兩國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緊迫性、前瞻性和可行性。可是，時間將會證明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的努力仍然會遇到多次嚴峻挑戰。

中國一貫強調，中國僅體系更新，決不挑戰美國主導的當代國際格局。中國這一立場應該與美國的戰略意愿存在著互補性。然而，中、美兩國在認知上存在的差異以及在處理國際問題時各打如意算盤，導致彼此欠缺戰略互信。

美國戰略家可能認為，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相對前蘇聯和日本來說，中國可能給美國造成真正的麻煩。前蘇聯對美國提出挑戰，可是經濟狀況欠佳，還不足以構成真正的威脅；日本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卻缺乏軍事實力，而且還是美國的政治附庸國。而中國卻是一個人口大國和領土大國，30年以來經濟和軍事力量一直在快速發展，勢必將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鑒此，美國要重返亞太，在中國周邊部署重兵。

在中、美兩國關係互動的過程中，存在一個現象，即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導致中、美兩國欠缺戰略互信，而兩國欠缺戰略互信又加深了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迄今這個現象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正是這一惡性循環促使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在逐漸固化，正在進一步加大雙邊關係中結構性矛盾的分量。

在中、美雙邊關係中，老問題久拖未決，新矛盾日增月盛。至於為什么當前中、美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在逐漸固化，這是由於諸種原因造成的，諸如“老大”、“老二”關係的歷史怪圈的慣性作用，中、美兩國處理雙邊關係時受到盟國因素的牽累，中、美兩國對待雙邊關係的立場欠缺靈活性、方法欠缺周延性，等等。

在國家安全領域中，這些問題和矛盾被解釋為對方給本國安全帶來的威脅，決不是單憑兩國互補性的經濟往來所能消除的。所以，以為單憑兩國互補性的經濟往來就能化解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是一廂情愿，徒托空言而已。

在結構性因素尚未在兩國矛盾中終極固化之前，雙方還是期望對方理智地看待問題，以避免“誤讀、誤解和誤判”，而在終極固化之后，雙方可能都對避免“誤讀、誤解和誤判”不寄予希望了。久而久之，一旦結構性因素終於在中、美兩國矛盾中起到主導的作用，屆時縱使兩國高層中的智者、哲人認真想做些有益的事，也為時過晚，難以挽狂瀾於既倒了。接著，就是雙方茫然地聽任自己在慣性作用下滑行乃至與對方迎頭碰撞了。在世界近現代史上，這種例子所在多有。

當前中、美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在逐漸固化，假若不經切實有力的約束、化解和調整，終將導致結構性矛盾在兩國關係中占據主導地位。近年中國綜合國力迅速增強，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與此同時，中國的不安全感卻與日俱增，形成非常奇特和矛盾的現象。中、美兩國矛盾中的結構性因素在逐漸固化，此即產生前述矛盾現象的根本性的原因。

基於此，雙方都要前瞻性地、理智地看待雙邊關係。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消禍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在快節奏的當代，兩國戰略家要做到這一條，在大智慧(601519,股吧)之外，還要有歷史使命感。難矣哉！

當前中、美兩國對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期望，直白地說，無非是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美方希望把北京納入美國所主導的軌道，而中方則希望中、美避免衝突，和平共處。這些年，對於中國的崛起，美國表面上笑臉相迎，言辭也是理性的，可是，在實際行動中，尤其是在軍事部署上，卻在不斷強化旨在遏制中國的措施。

美國作為世界龍頭老大，其政策是謀求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和平變革，以推動變革向著有利於美國理念、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的方向發展。而中國作為崛起大國，其固有政策卻強調互不干涉各國內政的傳統概念，並對境外的理念、價值觀有著傳統的排斥感。

盡管如此，一如上述，以往中、美關係大體上還留在合作的軌道上，只是一路踉蹌前行而已。未來情況丕變的原因，則除了兩國領導層作出的決策缺乏前瞻性和理性以外，最有可能發生的變數是中國國內突然出現大的政治動亂，因而出現內亂招致外患的意外情況。

半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如何對待盟國或者盟友時有一條規律，即一旦盟國政府與民眾爆發大規模的對抗，美國立即站到民眾一邊，對盟友棄之如敝屣，哪怕這么做同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背道而馳。遠如對待南越總統吳廷艷、伊朗國王巴列維、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近若對待埃及總統穆巴拉克，這條規律屢試不爽。原因在於，一是在美國國內沒有哪個政治家敢於違反若干基本的立國理念，二是這段歷史時期美國綜合國力始終徘徊在巔峰的周邊，搖晃而尚未下墜。

據此，可以推測，即使美國政府同中國政府保持著良好的雙邊關係，假如中國國內發生動亂，美國政府就會立即站到民眾這一邊，而同中國政府對著干。鑒此，縱使單純從維持中、美兩國友好關係的角度，中共也要確保國內的政治穩定，亦即中共對內政要比對外交給予更高度的重視。當務之急，亦即中共亟須提高中國社會的和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