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只關注財富分配 貧富差距形成過程更重要

財富分配

編者按：香港經綸國際經濟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及學術研究副總裁、香港大學榮譽教授肖耿在香港《信報》撰文指出，如果只關注財富分配，就有可能忘記財富的來源和最富有的人是怎么致富的。應該問的問題是：如何致富？現在的富人的后代也會是富人么？為什么富有的人這么少？為什么中國有諺語“富不過三代”？阿里巴巴的馬云和騰迅的馬化騰並不是靠繼承財產而致富，而是靠夜以繼日的創新、競爭和勇於承擔風險才成功的。他們是眾多具有遠大理想的中國科技公司中的佼佼者，而這些公司的大部分卻必須面對失敗。批評財富分配的結果容易，但要搞清楚財富創造的過程不容易，制定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規則來鼓勵創新及承擔風險就更不容易。從中國及人類歷史可知，強國富民之路沒有捷徑：過程比結果更重要！

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所著《21世紀的資本》（capitalinthetwenty-firstcentury）在西方社會引發左右派經濟學者激烈辯論。但令人遺憾的是，辯論的雙方似乎都忘記了這個世界除了美國與歐洲，還有中國、印度、非洲、及其它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及生活方式，正如馬克思當年預測的那樣已經越來越遍布全球。今天已經不可能只用一個簡單的方程式及富裕西方國家的有限數據與經驗，就能準確合理地概括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同樣，今天也很難找到全球頂級富豪可以完全離開中國、印度及非洲而獲得及維持其財富。中國的讀者，特別是能夠影響決策的精英，如果不能獨立思考，有可能被這場辯論誤導。

皮凱蒂從稅收數據發現，富裕國家的財富不均程度已重返一百年前的高水平——雖然《金融時報》的調查及其他學者對這個結論有些爭議（編者注：有興趣的讀者可參看《質疑皮凱蒂的理由》、《皮凱蒂錯在哪里？》）。皮凱蒂認為這是由於資本的回報率長期高於經濟增長率，進而推斷資本主義有導致收入及財富不均不斷加劇的鐵律，並建議全球各國對富裕人士征收超高遺產稅來解決財富不均問題。他的分析及建議與當今富裕國家的社會情緒及政策爭議焦點十分吻合，其著作在東西方都炙手可熱，但我認為應該將他的研究至於更廣闊的全球發展背景當中去理解及評估。

為什么發達國家資本的回報率會長期高於其增長率？如果沒有新興市場的超高投資回報率，發達國家的資本回報率不可能長期高於其經濟增長率。美國及歐洲的許多跨國公司正因為投資在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而獲得超高資本回報率。而中國及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也愿意支付跨國公司超高的投資回報，因為這些投資可以引進許多技術及無法量化、無法用貨幣來衡量的經濟及社會效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升發展中國家整體的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不僅直接提高了發展中國家人民的收入，還間接地通過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地產價格）的重估為發展中國家的人民創造了財富。

真正的不平等在哪里？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世界上最明顯及最大的不平等來自於占世界人口20%的發達國家和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模式不同。市場經濟、法治及自由開放導致國富民強，而計劃經濟、獨裁人治、無政府主義、封閉鎖國導致國家落后百姓平窮。二次大戰后，由於亞洲地區在市場化改革、法治建設、國家管治能力及融入全球經濟方面的迅速進步，發達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已經大大縮小，並有不斷趨同的勢頭。

過去三十五年，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即人均gdp）從300美金上升到6000美金（以市場匯率計），導致六億中國人擺脫貧困，並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在全球范圍測量收入及財富不均的程度，過去半個世紀可能是人類歷史上，世界范圍收入及財富不均程度下降最快的時期。但在某些國家境內，比如美國和中國，貧富差距卻加大了，並導致許多本土的社會問題。

如何看待財富創造及財富不均？右派經濟學家可能會強調增長和財富創造，而左派經濟學家則會強調收入及財富不均。我們需要一個能相容兩者的框架，因為兩者都有其道理。我們需要對全球經濟系統有一個更全面的理解，一方面找到導致不公平競爭及收入財富不均的制度原因及市場扭曲關鍵點，另一方面還需鼓勵創新和冒險的激勵機制。我們不應該讓收入及財富不均變成通向和平和繁榮的障礙，但我們也不應該消滅不平等，因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是健康的冒險創新與市場競爭的必然結果。當年鄧小平為打破計劃經濟的大鍋飯提出的口號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市場扭曲在哪里？全球經濟目前最大的扭曲可能存在於金融行業，一小群人通過利用廉價信貸來投機物業和金融衍生品，他們對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貢獻甚少，但個人收益卻驚人。金融行業扭曲的社會影響非常嚴重。今天的中國年青人被金融業的超高收入吸引，而不愿意選擇工程、醫學和其他技術性強的職業。另外一個扭曲是有些人希望通過得到低於市場價格的自然資源（比如煤）來獲取財富。這些人很快致富，但導致了許多隱藏的社會成本，比如環境污染和產能過剩。

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點在哪里？區分能提高生產力的行為與社會成本很高的“快速致富”尋租行為比關注“最富有的1%”更重要，因為我們需要的是阻止尋租導致的收入與財富不均。如果這些“1%”是通過創新和承擔風險而致富的，那就有助於社會進步。有許多“1%”的富人捐出他們的財產來解決人類面對的一些最大的挑戰比，如疾病，貧窮，和氣候變化，他們應該得到尊重與鼓勵。

確實有一些富人是通過租金及腐敗而輕易獲取、積累財富，社會的進步取決於如何通過法治來杜絕腐敗。但有更多的富人是通過勤奮工作，創新及承擔風險而致富。以有創新特點的公司，比如微軟，蘋果，騰迅，為例，這些公司的創辦人都變成了富豪。我們不能因為他們富有就認定他們有錯而應受到懲罰，而無視財富創造的過程。許多這個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是創新和勇於承擔風險的典范。如果我們想消滅富人，我們必須想出別的辦法來激勵人們積極地去承擔風險和創新。在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中，如果你承擔的風險和創新不能服務於占人口99%的消費者的話，你的事業就無法成功，你也就不可能成為富豪。

對資本所得或金融交易適當征稅是一個可行的調節收入及財富分配及確保政府財政收支平衡的手段。但是我們需要用冷靜且公平地看待財富和財富不均問題。“1%”主要是結果、是動機、也可以說是一個幸運抽獎。我們需要好的規則讓企業家通過滿足“99%”的消費者的需要而使自己致富成為“1%”。

把這個世界簡單地分成兩種人，特別富有的“1%”和其他“99%”，可能過於簡單。我們今天面對的最大挑戰是需要有效地組織占世界人口80%的發展中國家的老百姓，鼓勵他們通過有意義的工作來脫離貧困，過上體面的生活。這才是資本主義的真正優勢，因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環境里，“99%”的消費者才是唯一的上帝，無論他們的收入或財富是多少，只要他們買蘋果公司iphone手機，蘋果的股東就會富有。如果蘋果只為“1%”生產，它可能早已破產，而其股東也就不可能屬於“1%”。

如果只關注財富分配，就有可能忘記財富的來源和最富有的人是怎么致富的。應該問的問題是：如何致富？現在的富人的后代也會是富人么？為什么富有的人這么少？為什么中國有諺語“富不過三代”？阿里巴巴的馬云和騰迅的馬化騰並不是靠繼承財產而致富，而是靠夜以繼日的創新、競爭和勇於承擔風險才成功的。他們是眾多具有遠大理想的中國科技公司中的佼佼者，而這些公司的大部分卻必須面對失敗。

批評財富分配的結果容易，但要搞清楚財富創造的過程不容易，制定一個公平、公正、透明的規則來鼓勵創新及承擔風險就更不容易。從中國及人類歷史可知，強國富民之路沒有捷徑：過程比結果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