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困惑：全球化時代的美國政治邏輯

趙可金 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系/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全球化時代國家與社會關係的變化及其制度成長,著有《把握未來:美國總統政治形態研究》等

來源:《美國研究》（京）2015年第20151期

一、從“美國衰落論”說起

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全球化和資訊技術革命浪潮的沖擊，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遇到了新的挑戰。2001年爆發的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美國主動發動的反恐戰爭，不僅令美國深陷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而無法實現地區秩序的重建，而且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強烈的反美主義浪潮，美國的軟實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傷。[1]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及美國總統奧巴馬所推動的醫療改革更是深刻地撕裂了美國社會，日益極化的美國（polarized america）使得新一輪改革陷入困窘，[2]兩黨在一系列重大制度改革和政策上截然對立的態度讓美國在債務上限等問題上屢屢陷入立法僵局，美國政府甚至一度關門。

從歷史上來看，一旦美國經濟和社會出現問題，就會引起一波“美國衰落論”的高潮，一旦美國經濟好轉，“美國衰落論”便銷聲匿跡。[3]在20世紀70年代，由於受越南戰爭、石油危機、民權運動及“水門事件”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確立的美國主導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引發了一波“美國衰落”的大討論，代表性的研究就是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和軍事衝突》一書。該書認為，美國也難免歷史上因“帝國過分擴張”而導致衰落的風險與尷尬。[4]后來，隨著美國經濟的恢復，美國重新獲得了信心，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約瑟夫·奈強調美國霸權的軟實力基礎，認為美國並沒有衰落，而是“注定要領導”。[5]美國獲得冷戰的勝利，極大地振奮了美國民主和霸權的信心，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之人》中大談所謂“歷史終結論”。福山繼承了黑格爾主義的衣缽，認為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正走向“終結”，“自由民主”和資本主義被定於一尊，美國所代表的自由民主制度終結了人類對追求承認的歷史探索。[6]盡管福山的看法在世界范圍內遭到廣泛質疑和批評，但在美國卻被廣泛接受，“單極穩定論”“民主和平論”“華盛頓共識”“孤獨的霸權”“新帝國”等形形色色的論調流行於世，很少有人質疑美國民主制度存在什么問題，[13]即便是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所提出的美國面臨“文明的衝突”和“我們是誰”的認同危機等理論，其意也並非在於否定美國民主制度，而是強調美國面臨新的“歷史問題”。[14]環顧整個美國政治學界，學術爭辯的重點要么轉移到“究竟是總統制民主更好”還是“內閣制民主更好”等比較民主政治學議題上，[15]要么轉到探尋如選舉程式、投票行為、社會治理、協商民主等美國民主政治的具體技術性問題中，[16]已經很少有人質疑美國民主存在本質性謬誤，也不擔心其他制度會對自由民主政體形成根本性挑戰。

然而，這一美國式民主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在2008年以后發生了松動，美國在內外面臨的諸多挑戰，再次引發了學界對“美國衰落論”的大討論。[17]從對外關係角度來說，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加速了權勢從西方向東方的轉移，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迅速崛起，縮小了與美國的差距，這一勢頭延續至今，再度引發美國會否因其制度和政策的內在矛盾和缺陷而衰落，甚至美國主導秩序會否崩塌的討論。比如，美國學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等人提出，世界將進入沒有領導國家的時代，他稱之為“g零世界”（g-zeroworld）。[18]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等人認為，美國即便不是絕對衰落，也肯定面臨著相對衰落，因為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降低了美國在世界上的主導能力。[19]在國際上，也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質疑“華盛頓共識”，主張“北京共識”“中國模式”及“當中國統治世界”的觀點，認為“歷史又回來了”，美國出現了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競爭對手。[20]從對內治理來說，《美國展望》雜志創辦人羅伯特·庫特納（robert kuttner）在2007年就指出，我們的民主體制本身已經被破壞到十分糟糕的程度。布什政府狂妄自大，錯誤地發動伊拉克戰爭，與此同時，美國的經濟衰退了。[21]即便不承認美國已經衰落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n.haass）和約瑟夫·奈也意識到美國的確“表現不佳”，美國應該整理內政，將提倡民主、提倡人道主義、反恐等原則“融合”起來，締造第二個美國世紀。[22]此外，大多數美國民眾中間近年來也充斥著“美國已經衰落”的聲音。蓋洛普民意調查數據顯示，目前大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滑落到“世界第二”的趨勢似乎不可避免。在2014年的民調數據中，當詢問哪個國家是世界“最大經濟體”時，有52%的受訪者回答是中國，而只有31%的受訪者回答是美國。雖然事實上美國的確還是世界第一，但只有不到1/3的美國人這樣認為，這表明美國人出現了制度自信不足的危機。[23]

然而，真正對美國近年來出現的制度性挑戰做出理論回應的還是當年首倡“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福山對近代500多年以來的政治制度進行了系統梳理和研究，對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制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情況做出了評估，特別是在第四部分對美國政治制度出現的所謂“政治衰敗”問題做出了理論回應。在福山看來，經過100多年的發展，美國憲法所信奉的“麥迪遜式民主”反而成為那些阻礙對美國制度進行必要改革的強大利益集團的合法工具，自“進步主義運動”以來的美國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支柱性制度都出現了政治衰敗的問題。具體來說：第一，美國國家（state）尤其是聯邦立法部門已經被利益集團和游說團體所俘獲，侵蝕了政府有效運作的能力，美國重新“世襲化”了；第二，國會和法院在美國政府中的影響力過大，導致行政效率低下，美國政府變成了十足的“政黨和法院主導的政府”，最終受損的是國家能力；第三，聯邦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出現了極化趨勢，美國的分權制衡機制變成了否決制（vetocracy），導致美國必要的政策調整面臨著重重阻礙而無法實現。在福山看來，強大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制出現的問題已經呈現盤根錯節之勢，美國政治制度已經不再是一個高效率、奉行法治和民主問責的政治制度，而是出現了嚴重的“政治衰敗”。[24]福山對美國式民主的這一反思以“衰敗中的美國”為題，在《外交》雜志上發表，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圍繞美國衰落的制度性根源，國內學界也有熱烈的討論。[25]

與福山關注美國存在的政治衰敗（political decay）不同，中國學者更關注美國衰落（american decline）。迄今為止，盡管大多數從事美國研究的學者不認為美國目前已經衰落，但更多的學者認為在美國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后，力量優勢、國際地位和軟實力日趨下降，對國際事務的掌控力也日趨衰落，美國衰落是一種長期性趨勢而不是周期性現象。[26]清華大學胡鞍鋼教授則十分肯定地認為，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競爭，由於文化根源、軍事和金融集團對利益的攫取和瓜分等制度性缺陷，美國衰落將成為不可爭議的事實。[27]在胡鞍鋼教授看來，美國政治制度的衰敗必然會帶來美國實力的衰落。其實福山並沒有強調美國已然衰落或即將衰落，要說服美國人重新思考美國憲法中最基本的原則進而承認美國以外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盡管福山意識到美國政治制度出現了“政治衰敗”問題，並寄希望於一個推動改革的社會階層發動一場新的“進步主義運動”，但美國兩大政黨和眾多利益集團都難以鼓足勇氣對美國式民主制度進行比較大的手術，多數美國人對於維持現有制度現狀的意愿恐怕是根深蒂固的。不過，由於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對美國制度競爭力和戰略影響力的判斷事關中國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的成敗，對福山提出的“美國衰敗論”和中國學者提出的“美國衰落論”（兩者並不是一回事）問題，需要中國學界做出審慎的研究和客觀的回答，要盡可能避免先入為主的理論誤判和一廂情愿的戰略誤判。因此，如何理解當下美國學界討論的“美國衰落論”的本質內涵，以及美國制度的改革和前景，就是本文想要著力回答的問題。

二、非美國衰落，實民主困惑

如胡鞍鋼教授所言，國家競爭本質上是制度競爭。福山是堅定的自由民主主義者，為了證明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終結了人類對於政治制度追求的歷史，他探索了數千年的世界政治制度發展史，其洋洋灑灑上百萬言的《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建立起的是一個由國家、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三個支柱支撐起的現代政治制度模型，他借此模型認為美國式的自由民主制度終結了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歷史。[28]對福山而言，一個國家之所以強盛，歸根結底取決於它是否建立起自由民主的現代政治制度，至少，建立起這一現代政治制度，是確保一個國家不會衰落的根本。因此，在福山看來，美國政治衰敗並未導致美國實力衰落，因為美國已經建立起了成熟的現代政治制度。既然如此，福山強調的政治衰敗是一個什么問題呢？

“政治衰敗”一詞，最初來自於福山在哈佛大學的恩師塞繆爾·亨廷頓。在亨廷頓看來，當社會現代化發展快於政治和制度現代化的時候，傳統政治秩序無法容納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要求，無法適應環境變化的政治秩序衰敗就會產生，“政治衰敗”特指國家政局的不穩定狀態，可能導致極度混亂、失序和暴力。[29]福山發展了亨廷頓的“政治衰敗”概念，亨廷頓的“政治衰敗”特指發展中國家政治發展中出現的傳統政治秩序衰敗，而福山用它來指美國和其他民主政治制度出現的政治秩序衰敗，認為當民主制度出現因思維僵化和再世襲化的機能障礙，地位穩固的政治行為體就會阻礙制度改革和創新，進而造成民主制度的效率低下和改革舉步維艱。[30]因此，美國政治衰敗僅僅指美國民主制度出現的機能失調，而非美國已經走上永久性衰退之路，更不意味著美國的實力肯定會衰落。然而，福山沒有解決一個根本性的美國政治制度問題，那就是如何解決民主理想與民主實踐兩者之間的張力，這一張力恰恰是今天美國種種問題的根源所在。

從古希臘民主開始，民主就一直存在著民主理想與民主實踐兩者之間的內在張力，亦即民主的困惑。從民主理想來看，作為一種政治原則，追求人民當家做主是所有民主思想追求的理想和目標，民主程度越高的政治制度，越具有政治正當性；從民主實踐來看，民主作為一種政治生活，它又受到歷史傳統、文化價值和現實條件的制約，導致要么民主程度無法提高，要么較高的民主化水平反而造成更多的治理難題，比如“多數人暴政”、民主僵局、政治不穩定，等等。對於這一問題，西方民主理論研究著力在所謂“增量民主”上下功夫，強調所謂“交流的民主”（communicative democracy）、“對話民主”（dialogic democracy）、“共識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協商民主（deliberate democracy）等理念，[31]以所謂“實質民主”竭力緩和“代議民主”和“程式民主”存在的問題。因此，當人們觀察20世紀的時候，盡管在現代化浪潮的推動下，民主化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不可阻止的歷史潮流，塞繆爾·亨廷頓將其概括為民主浪潮的“第三波”，[32]但也不可忽視民主化浪潮間或出現的所謂“專制回潮”和“民主冷漠”，現實的代議民主制度的發展在20世紀陷入了嚴重的困惑之中，而每一次民主化浪潮和專制回潮都伴隨著每一輪的美國實力的強盛和衰落。20世紀20、30年代和20世紀60、70年代是美國民主的困惑期，也是“美國衰落論”的盛行期。而20世紀40、50年代和冷戰結束后的20年是美國民主的自信期，也是“美國霸權論”的膨脹期。因此，2008年以來“美國衰落論”的興起，在表面上是新一輪美國實力衰落的開始，實質上是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度進入了困惑期。“美國衰落論”的核心不是美國衰落，事實上美國經濟實力一直處於膨脹過程之中，問題的症結在於美國民主制度在全球化和資訊革命時代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反觀100多年來，民主理想的發揚光大始終和民主實踐的困惑牽手同行。20世紀是民族國家在全世界范圍內全面建立並且遭遇嚴峻挑戰的世紀，在帝國主義及殖民主義潮流呈現全面危機而逐步消退之后，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成為當今世界的兩大制度體系。隨著冷戰結束，以蘇聯模式為代表的傳統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陷入了低潮，以美國式自由民主模式為代表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一時受到吹捧，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就是典型代表。然而，隨著全球化和資訊技術革命的發展，以美國式自由民主政體為代表的現代民主制度並非十全十美，原先被冷戰高壓抑制之下的民主張力在失去了“蘇聯威脅”之后，重新得到激活，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從歷史縱向發展來看，美國式民主的困惑經歷了從“外部困惑”向“內部困惑”的復雜演變歷程。

美國式自由民主的困惑首先來自於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現代極權主義威脅的“外部困惑”，此種“自由民主”對陣“專制”的政治現象被福山稱之為“歷史問題”，實質上不過是一種獨特的“民主困惑”，亦即自由民主和集權專制哪一方才代表未來歷史的方向。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制度形態，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現代集權主義都是現代西方民主政治背景下產生的新事物，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民主程式下的產物。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分析了極權主義的起源：她從反猶太主義的起源開始分析，認為反猶太主義是資產階級革命后現代國家權力失去制約的產物，帝國主義產生於資產階級的政治解放，是一種“為擴張而擴張的運動”，正是“無階級社會”孕育了現代極權主義的溫床。[33]以色列學者塔爾蒙在《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一書中進一步分析了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問題。他認為，極權民主主義的產生既是歐洲民主主義傳統秩序的延續，又是法國18世紀新生的一種形態，它將理性極端地夸大為衡量社會效用的唯一尺度，將政治理論與倫理標準合二為一，預先設定了一種所謂“和諧的十全十美的模式”。極權主義民主之所以很快演變成為高壓政治和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並非因為它反對民主和18世紀的自由個人主義的價值，而是因為它對這些價值有著過於完美的追求態度。[34]一句話，過於完美的民主和失去社會制約的國家都是極權主義產生的根源。許多學者進而注意到“主權在民”的倡導者盧梭之社會契約思想中也存在著極權主義的暗流，比如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更是直接指出“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羅斯福和丘吉爾是洛克的結果”，他指出盧梭是現代極權主義的思想源頭。而一直致力於批判唯理主義的卡爾·波普爾則稱盧梭身上有一種“浪漫的集體主義”的傾向，它構成了多數人暴政的形而上學源頭。[35]學者們的研究和20世紀法西斯主義給整個世界帶來的災禍，暴露了現代民主中存在的“多數人暴政”的潛在危險，也使得現代民主在堅持民主價值和程式原則的同時，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現代民主成為一種非常不自信的價值和制度，這種情況其實一直持續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后引發的西方在冷戰結束后產生的一種掩飾不住的喜悅狀態。然而，福山主義者們忘記了，盡管冷戰宣告了“自由世界”對“極權世界”的勝利，看上去似乎解決了“要民主，還是要專制”的困惑，但這並不能解決民主自身存在的“要什么樣的民主”的內部困惑，而這一內部困惑恰恰是當下美國式民主面臨的根本問題所在，恐怖主義、金融危機等問題並不是來自外部，還是美國社會內部，亨廷頓關於“我們是誰”的追問也是“民主困惑”的一個表現。

自“進步主義運動”以來，經過“羅斯福新政”和約翰遜的“偉大社會”計劃，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全球性問題不斷涌現，開始日益侵蝕民主的本質和基礎，這是美國式自由民主制在20世紀中后期遭遇的更深層次的自我困惑。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現代國家的建立，在19世紀建立起來的在間接民主制基礎上的代議民主制度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普遍選用的政府形式，代議制政府被當時的人們看做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36]然而，20世紀上半葉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和世界大戰的創傷，迫使美國逐步轉型為“大政府”，通過擴張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增加政府開支，大辦公共工程，降低失業率，政府的職能迅速擴展，紛紛從“小政府”轉變為“大政府”，甚至是“全能政府”，政府患上了“巨人官能症”。[37]於是，行政集權在美國政治制度中成為一個總趨勢，它逐漸改變了作為代議民主制度基本原則的分權制衡原則，權力的重心逐漸從代議機構轉向行政機構，政府行為越來越脫離民主政治的目標和軌道，甚至成為少數人利益的釋放器。美國政府權力重心的位移，直接加劇了關於民意代表的古老矛盾：人民選舉民意代表，但成為民意代表之后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人民利益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38]在社會領域，行政集權趨勢發生在一元社會向多元社會轉化之后，“代議悖論”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以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為代表的新多元主義者認識到，經濟上的不平等直接造就了政治上的不平等，那些在經濟上居於優勢地位的集團，往往享有更大的權力，更多地影響政策的制定，從而對民主制度的本質造成嚴重的侵犯。最終，看上去十分民主的制度，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卻將自己“植根於這樣一個社會經濟制度中，這個制度把一種‘特權地位’系統地賦予了商業利益”。[39]民主的初衷導致了不民主的結果，達爾最終用“多頭政體”修正了最初的多元主義民主模型，[40]以表達美國式民主存在的深層困惑。

美國式自由民主制的第三個困惑，來自於政黨對民主政治的掌控及其引發的金錢卷入民主政治過程導致的金錢政治。眾所周知，民主政治最初的本意是純粹的公民民主，古典民主理論建立在“共同幸福”和“人民意志”的假設上，不存在特權、財富、榮譽等特別的限制和制約。然而，20世紀以來的民主政治卻是依據熊彼特民主構建起來的“程式民主”，將民主政治等同於選舉政治。[41]在美國選舉政治中，無論是候選人的提名，經費的籌集，選戰的組織及議會政治的運作，都是由政黨控制的。因此，與其說是人民在選舉民意代表，倒不如說是政黨選舉政黨代表。根據德裔意大利籍著名政治社會學家羅伯特·米歇爾斯的研究，政黨實際上是由少數領袖人物來領導的，政黨內部存在著所謂的“寡頭政治鐵律”：任何現代政黨組織都將趨於集權化、官僚化、寡頭化，最後為少數大眾的“公仆”所控制。[42]從政黨選舉的后果來看，代議民主由於政黨的操控而轉變成為少數人統治的寡頭政治，而不可能是人民的統治。這一民主政治寡頭化的趨勢由於金錢的卷入而更加嚴重。代議民主制的實質是議員通過選舉產生，並且必須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礎之上。但是，由於金錢因素的加入，一人一票的原則至少被沖淡了，民主政治等同於金錢政治，政治成為少數有錢人才能玩得起的遊戲。[43]選舉政治對民主政治的轉換使得民主政治等同於金權政治，基於政治捐贈建立起來的“金錢—回報”關係使得美國政治充滿了富人和上層社會的考慮。正是由於少數人壟斷政治事務，一方面滋長了政治權利剝奪最初賦予此權力的社會民眾實現利益的機會，另一方面導致了廣大民眾的公共精神日益衰敗，越來越多的民眾逐漸滋生出了一種將自身權益的實現一概交由代議士與選舉出的官僚的僥幸心理。2014年4月，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馬丁·季倫思（martin gilens）和西北大學教授本杰明·佩奇（benjamin i.page）發表了一篇論文，考察了美國30年間的1779項政策，就富人、利益團體、普通民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程度進行了評估。結果發現，在收入分布中占90%的富人對政府決策的影響力最大，利益集團也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普通民眾對決策的影響力微乎其微。[44]這一變化所造成的后果對代議民主制度是極其嚴重的：它直接引發了西方民主的合法性危機，長期的政治冷漠將導致民主制度的運作和社會領域中的公共精神和民主價值失去生機與活力，最終整個民主制度的大廈將傾覆。

盡管福山在書中同樣提及了上述問題，但是他並沒有深思問題的症結所在。作為倡導“歷史終結論”的旗手，福山不大愿意承認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有問題，而是將問題歸結於制度不能適應技術、經濟和社會變化導致的“制度僵硬”和民主制度被利益集團和精英所挾制的“再世襲化”。其實，恰恰相反，不是制度僵硬和再世襲化導致了對自由民主的困惑，而是民主本身的困惑導致了制度僵硬和再世襲化。對於福山顛倒的因果邏輯，英國劍橋大學政治學教授戴維·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為《金融時報》撰寫的書評中客觀地指出，民主作為一種正面價值和一種負面價值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福山始終未能徹底解決的問題。因為民主的正面價值是尊嚴，自我管理的人自我感覺更有價值，但負面價值是限制，自我管理的人有多得多的機會去抱怨他們不喜歡的政府。而真正的政治穩定是在民主的正負面達成統一的時候取得的。[45]中國學界的一些學者將美國式民主制度的困惑等同於美國實力的衰落是有問題的。盡管民主的困惑對美國經濟社會發展和總體實力會有負面效果，但美國實力還取決於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戰略創新等眾多因素。從歷史經驗視之，“民主的困惑”問題在美國建立民主制度（19世紀30年代）之初就一直存在，盡管美國在19世紀90年代、20世紀30年代、20世紀70年代多次爆發“民主困惑綜合征”，也對一段時期內的美國實力造成過消極影響，但美國幾次都能從制度創新和政策改革中獲得突破，從而使美國的實力不斷登上新的臺階，成長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因此，以“民主的困惑”來斷言美國就此衰落是武斷的，美國今天面臨的根本問題不是實力的衰落，而是民主的困惑。

三、“民主困惑”的自我革新

“民主的困惑”與美國式自由民主相伴而生，美國在200多年的歷史經驗中也摸索出了應對“民主的困惑”的若干經驗。其中，最主要的經驗就是在面對制度領域中存在的諸多困惑時，對美國政治制度做出調整、改革和創新。作為西方最發達的現代工業化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美國在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發展成就之外，也曾經造就了一個腐敗、無序與分裂的社會、一個弱肉強食的無政府世界，其社會問題一度極其嚴重。美國在歷史上特別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也曾經面臨社會矛盾、社會安全和社會分裂的嚴峻挑戰，飽受批評、指責和質疑之苦。關於美國是如何擺脫這些問題的秘密，耶魯大學的斯蒂芬·斯科夫羅內克（stephen skowronek）教授在1982年出版的《建立一個新美利堅國家》一書中得出結論認為，職業化的軍官、公務員、獨立管制委員會的成員竭力避免受壓力政治和贊助人的控制，政府的自主性、職業性和網絡化趨勢大大加強，美國通過制度改革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美利堅國家。[46]應當說，斯科夫羅內克教授看到了美國成功的制度基礎，這一點是非常獨到的。試想如果沒有20世紀初以來的制度變革，單憑制憲先賢們草擬的憲法和高度分權化的政治制度，美國是難以控制現代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蔓延的。

從宏觀視野考察，20世紀以來的美國自由民主制度體系經歷了從以國家為中心的主權制度體系向以人為中心的人權制度體系、從以民族為軸心的領土治理體系向以網絡為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從以組織驅動為根本動力的政府治理體系向以制度驅動為根本動力的社會治理體系轉變。

（一）國家治理體系：從主權制度體系向人權制度體系轉變

18世紀以來，西方國家普遍建立起了一整套比較成熟的民族國家制度體系，亦即以國家主權制度為核心的覆蓋現代社會各個領域事務管理的制度體系，其核心是主權制度體系，涵蓋了包括選舉制度、議會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軍事制度、政黨制度、政治參與制度等各個領域。凡是在近代歷史上橫行一時的國家，莫不建立了這一主權制度體系，主權制度體系是否鞏固成為區分列強國際地位的一個重要標志。

然而，主權制度體系盡管支撐起了強大的國家，但卻並未支撐起強大的社會。相反，主權制度體系給20世紀帶來了慘重的災難，對人的生活造成了極大的創傷。為了克服這些危機，從20世紀開始，一批美國“進步主義”學者掀起了反思現代社會制度規劃的學術浪潮，在“主權在民”原則基礎上更加注重人權至上原則，特別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如火如荼的發展，進一步推動了美國民主制度中對人權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在市、郡、縣等地方治理層面，通過建立參與民主制度來補充代議民主制度的缺陷，是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美國出現的問題更多地是聯邦和州層面的問題，在地方和草根治理層面，政治秩序還是非常穩固的，並沒有產生嚴重的政黨極化問題，更沒有所謂的制度僵硬和再世襲化等弊病，眾多公民社會組織、社會公益積極分子在基層治理中十分活躍，這也構成了維持美國實力的牢固基礎和堅強堤壩。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政治制度的核心已經從以國家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轉變，美國不僅在國內越來越重視人權，在對外交往上也越來越強調人權外交。[47]

然而，以人權為中心的政治制度在美國卻激發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所謂“后物質主義”矛盾。羅納德·英格爾哈特（ronald inglehart）認為，當前美國正處於深刻的社會變革之中，隨著工業化的凋零衰敗，所有工業社會都將經歷一場從物質價值到諸如歸屬感、自我實現之類的后工業價值的文化遷移。在這個新的環境里，經濟衝突將會被民權、環境保護、可選擇的生活方式及和平這樣的問題取而代之。[48]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的轉型，美國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后物質主義”崛起了：人們越來越關心生活質量，關心人生價值，超越物質豐裕的層面思考政策的超物質的價值意義。據統計，從1972年到1992年，美國人口中后物質主義者的比例從9%上升到18%，物質主義者的比例由35%降為16%，居間者的比例從55%上升為65%。[49]后物質主義哲學思潮的上升，推動人們積極參與新議題倡導組織，比如墮胎組織、同性戀組織、女性組織等，而這些邊緣群體的崛起，為社會注入了新的元素，直接改變了美國民主的社會環境。在美國政治生態中，社會裂痕更多地基於身份政治而產生的道德衝突。[50]“新左派”中的自由墮胎、婦女解放、同性戀權利等新的道德觀念和社會派別，與“新右派”中的生命權利組織、反對婦女解放、反色情和同性戀、支援傳統道德觀念、高揚傳統的宗教觀念和社會派別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因此，后工業社會的社會問題反映的社會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后物質主義價值內部形成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大勢力，兩者之間時常發生激烈的衝突。比如關於墮胎問題，就出現了主張保護墮胎權利的自由派全國婦女組織，也出現了與之相對立的保護生命權利的組織等；二是物質主義價值與后物質主義價值之間的矛盾，比如關於環境保護問題，產生了主張保護環境的公共利益集團和反對環境保護利益集團（主要是企業利益集團）。[51]近年來，墮胎、同性婚姻、宗教權利、環境保護、胚胎干細胞、艾滋病防治、槍支控制等問題，在美國大選和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中越來越占據突出地位，形成了新的“民主困惑”。

（二）社會治理體系：從組織驅動走向治理驅動

20世紀以前的美國國家在本質上是“小政府”，政府的角色僅限於“法律和秩序”，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更多是在政黨、利益集團、企業等組織驅動下展開的。選舉政治為政黨所操縱，作為政府權力重心的議會成為了政黨和利益集團博弈的平臺，經濟事務為公司自由競爭所主導，社會事務則更多地由宗教組織、慈善組織及行業協會所把控。整個社會事務管理為眾多組織所驅使，這些組織奉行自由競爭和法治的原則，各自治理所轄范圍的事務，彼此也沒有本質上的重大矛盾，“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然而，此種“自由與和諧”的局面在20世紀被打破，隨著經濟危機和社會矛盾的日益尖銳化，大量的社會問題開始日益嚴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濟壟斷、生產安全、貧富分化、政府腐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廣受關注的社會保障、社會犯罪、宗教矛盾、環境破壞、恐怖主義等諸多問題，長期以來令美國頭疼不已。面對戰爭的威脅和經濟危機的打擊，隨著“進步主義運動”和“羅斯福新政”的實行，圍繞某一社會問題，美國逐步構建起了一整套社會治理體系。20世紀以來，由於商界、公民社會、利益集團等力量的上升，公民社會—國家的二分法逐漸被市場—公民社會—國家的三分法（所謂的bgs模型，business，government，society）所取代，[52]社會治理的模式也逐漸形成了西奧多·懷特、西奧多·路威、托馬斯·戴伊及杰克·沃克等學者所強調的“鐵三角”（the iron triangle），亦稱“副政府”（a sub-government）模式，即聯邦政府的大部分決策實際上是由國會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聯邦行政官僚和利益集團做出的，三者具有能為對方提供的有利資源，比如資金、資訊、法規等，在決策中他們相互支援，相互合作，甚至通過“旋轉門”制度，形成了不受外部干擾的決策領域。[53]從時間上來看，“鐵三角”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呈現，在眾多政策領域發揮作用，尤其是軍事、農業、工商企業、能源、交通等各個行業，在這些領域，國會委員會、行政官僚和利益集團彼此配合默契，合作無間，許多內政外交政策都是源於它的直接影響。

近30年來，由於行政官僚規模的擴大、國會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的分化和利益集團的增加，決策參與者越來越多，一些學者提出了“議題網”（issue network）和“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s）的概念，認為這種“議題網”代替了“副政府”，對美國政府的決策過程產生了積極而重大的影響。其實，美國實力的強大，從根本上來說取決於這一社會治理體系的強大。

（三）全球治理體系：從以民族為軸心向以網絡為軸心轉變

除了國家治理體系和社會治理體系外，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包括衝突、環境、生態、資源、氣候等許多問題的解決都非一國政府所能為，這促使美國逐步建立起了全球治理體系。特別是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歐洲破敗景象，美國式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觀開始居於主流。此種世界秩序觀具有復雜的內容，在經濟上奉行自由放任主義基礎上的國際管制思維，在政治上實行民族自決權原則基礎上的集體安全，在國際層面，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的政治理想是在一個保證現狀並加強集體安全原則的國際組織保護下進行民族自決。[54]在威爾遜方案的指導下，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確定了以標榜“促進國際合作，保證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宗旨的國際聯盟，以國際聯盟盟約的各項原則為基礎，以國聯行政院的調解和干涉作用為手段，形成了第一個全球意義上的國際秩序，即在集體安全保護下的民族自決權秩序。

然而，此種秩序方案是極其脆弱的，特別是其中所包含的外交公開、航海自由、民族自決、“門戶開放”等原則，都與英法等國的秘密外交、殖民統治、海上霸權、肢解德國等特權政治思想存在著深刻的矛盾。這些國家雖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深受打擊，但依然是海陸強國。雖然它們表面上同意威爾遜的原則精神，實際上早已與美國同床異夢。從國聯此后在國際上的表現來看，它不過是英法操縱的帝國主義外交工具。英國政府曾直言不諱地宣稱，國聯是“英國對外政策的附屬物”。列寧在揭露國聯時也一針見血地指出，國聯實際上是一伙你搶我奪的強盜。正是由於內部存在的深刻裂痕，使得國聯在面對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狂風暴雨，以及美國式新自由主義、蘇聯式社會主義和德國式法西斯主義三大制度的政治競爭時，不堪擠壓而宣告破產。最終，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三種制度的大角逐，動員了幾乎全世界的資源，爆發了具有巨大破壞力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告了國際聯盟治理下的民族自決秩序的破產，也進一步證實了大國秩序和霸權政治的生命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總統羅斯福承襲了威爾遜新自由主義的集體安全思想並汲取了國聯的教訓，認識到沒有大國之間的協調一致的集體安全是靠不住的，必須努力尋求一種最低限度的大國協調一致。為此，在戰后世界政治秩序的安排上，在主張集體安全思想的同時，他更加強調大國在其中的責任、權力和協調一致。[55]在美國的積極努力下，戰后建立了聯合國安理會及大國否決權這樣的方案，其核心是建立由美國、蘇聯、英國、中國、法國（后加）的五“警察”共管世界的秩序，其中美國是“警長”，承擔確保世界政治秩序的任務。在世界經濟秩序上，美國和英國主導建立了“嵌入其中的自由主義體制（embedded liberalism）”，[56]這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行美元以固定價格與黃金掛鉤，各國貨幣以固定匯率與美元掛鉤，從而建立起以美元為基礎的世界貨幣秩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為核心的世界貿易秩序和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為調控工具的世界金融秩序。總而言之，戰后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種在美國主導下的大國政治秩序，是一種世界范圍內的“門羅主義”。

冷戰結束后，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遇到了新的挑戰，比如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氣候變化、金融危機等。特別是隨著新興經濟體的群體性崛起，美國發現既有的制度體系已經無法繼續保衛美國的競爭優勢，美國正在面臨所謂“他者崛起”的難題。以中國為例，利用現有的政治經濟體系，中國已經成為最大受益者之一。據世界貿易組織秘書處初步統計，2013年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2013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為4.16萬億美元，其中出口2.21萬億美元，進口1.95萬億美元。[57]這是100多年來發展中國家首次成為世界貨物貿易冠軍，也是中國繼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最大外匯儲備國和最大出口國之后的又一突破。面對來自中國這樣的大國挑戰，美國正在從制度上尋求破解之道。時下，美國像20世紀40年代建立起有利於美國的世界經濟體系規則一樣，正在通過建立“跨大西洋(600558,股吧)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跨太平洋(601099,股吧)戰略經濟伙伴協定”（tpp）、“雙邊投資協定”（bit）、“服務貿易協定”（tisa）等來構建國際制度的“升級版”，其核心是確立有助於維護美國金融霸權、自由投資和服務優勢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

回顧100多年來美國政治制度的自我革新，不難看出，美國政治制度越來越表現出一種超出本身邏輯的所謂“邏輯反叛”的趨向：在意識形態上，美國民主政治本身已經變得為民主而民主，或者為利益而民主，為意識形態而民主。而在現實中，現代治理體系及其運作過程把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排擠在政治過程之外，越來越脫離了人本身，膨脹成了一臺龐大的政治機器，成了外在於社會成員，也外在於權力階層的存在，似乎不是人在控制這臺政治機器，而是它在控制人。[58]這種二律背反在美國已是嚴重的現象，而且民主政治的這一邏輯反叛自從美國式民主創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只不過隨著民族國家的建立、資本主義發展及全球化的展開，這一邏輯反叛增加了社會經濟不平等的壓力、文明或者文化多樣性的張力、政治力量分化的破壞力，以及由此引發的公民分裂日益嚴重等矛盾。由於這些爆炸性力量既不來自於民主價值本身，也不來自於民主程式過程，而是深深扎根於社會生活的深厚土層，因而代議民主政治的這一困惑通過自身是無法解決的。

四、制度性缺陷與美國民主“升級版”的可能

步入21世紀以來，美國政治制度中的這一“邏輯反叛”繼續向縱深發展，尤其是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分別從內外兩個維度深刻地暴露出了美國政治制度內在的根深蒂固的缺陷。只要這一制度性缺陷得不到解決，美國面臨的“民主的困惑”就一直存在，甚至將越來越嚴重。具體來說，當代美國政治制度中的制度性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矛盾。

在分析現代政治制度時，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權威理論給我們思考問題提供了新的平臺。他把歷史上存在過的“合法性”（legitimacy）統治形式分為三種純粹的類型：合理的（rational）、傳統的（traditional）和魅力的（charismatic）三種類型。[59]其中，現代社會的統治形式是“合理—合法性”權威。然而，這一“合理—合法性”權威有著內在的矛盾，韋伯將其細分為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或工具合理性）和實質合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或價值合理性）。從形式合理性而言，為了應對各種社會問題，美國不斷調試自己的制度設計與實踐，從輸出層面提供了福利制度、官僚制度、大政府等制度產品。然而，從實質合理性而言，基於合理性權威支援的制度系統卻與自由、民主、人權等合法性價值存在悖論，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發展，民眾的私人空間硬化和公民社會空間的拓展，社會領域對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支援不再是由政府作自我表白的正確性決定，而是由公民社會的辯論、協商和互動來決定。[60]在美國，麥迪遜式民主制度中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的矛盾產生了制度性的張力，使得盡管美國是一個尋求自由、民主和人權價值合法性合一的體制，但解決復雜問題所確立的卻是合理性的體制，最終兩者之間發生矛盾，合理性的一方背離了合法性的一方，最終表現為合理性政治力量與合法性政治力量的對決。金融危機的頻繁爆發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在20世紀30年的金融危機中，面對基於合法性原則通過選舉獲勝的羅斯福總統及其所采取的“新政”，華爾街的銀行家企圖動員退役軍人史沫特萊·巴特勒（smedley butler）領導軍隊發動政變，推翻羅斯福政府。但巴特勒並沒有這樣做，而是將這場政變公之於眾，商人們的計劃也就破產了。[61]70多年后，華爾街集團又一次用類似的方式釋放了合理性的矛盾，通過全球金融危機以一種和平的方式發動了政變，最終華爾街掌控了世界政治經濟的命運，卻引發了“占領華爾街”等波濤洶涌的抗議浪潮。

二是國有化與私有化的矛盾。

美國的社會治理體系矛盾盡管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表現出來，但說到底是國有化和私有化的矛盾。進入20世紀后，以私有化為主導的自由資本競爭引發了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后果，馬克思和凱恩斯都科學地認識到了現代社會的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各國在20世紀30年代以后紛紛建立起社會福利計劃。盡管各國在福利化程度上存在差異，但其核心都是試圖通過國有化和政府管制主動干預經濟和社會，緩解資本競爭和壟斷產生的深刻矛盾。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以里根經濟學革命等為標志，美國政治制度開始走向放松管制、私有化及自由化等方向。冷戰后，克林頓政府和布什政府進一步推動經濟自由化改革，釋放社會流動性，強調私有化、建立公私伙伴關係、將市場原則引入公共部門，推行治道改革和善治，其本質都是擴大私有化。克林頓政府采取冒險性的貨幣擴張政策，在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金融現代化法案》關於金融證券化規定的激勵下，使美國金融流動性得到極大的釋放。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進一步顯示出過度釋放市場的流動性所產生的巨大破壞性力量，這再一次表明國有化和私有化孰優孰劣仍然沒有明確答案。美國前財政部副部長羅格·阿爾特曼（roger c.altman）在《外交》雜志上撰文認為，此次危機的深層原因是政府過低的利率政策和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共同造成的，兩者結合使得大量資本涌入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將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推向高位，形成了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泡沫一破滅，便引發了無法收拾的后果。[62]盡管美國通過財政制度、金融制度、稅收制度改革進行了調整，但這一問題短期內還將繼續成為美國政治制度選擇的難題。

三是全球化與本土化的矛盾。

毫無疑問，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也是資本主義運動的必然產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迅速擴大，以“華盛頓共識”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影響了各國的制度改革和政策取向。無論是《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提出的全球化體系，還是以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都成為全球化運動的有力證據。然而，在全球化發展越是高歌猛進的國家和地區，各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抗議浪潮也如影隨形，本土化和社區抗議也成為對美國政治制度施加壓力的重要來源。有學者甚至斷言，全球化與本土化也許是“硬幣的兩面”，當代全球政治的圖景正是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影響下形成的。[63]美國社會思想家羅蘭·羅伯森（roland robertson）則從文化的深層結構觀察到了這一趨勢：在20世紀后期，我們是一個巨大的兩重性過程的目擊者和參與者，這個過程包含了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和普遍主義的特殊化兩者之間的互相滲透。[64]在全球化高歌猛進的同時，國際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政治分離主義運動也此起彼伏，強調“地方根源”及“本土認同”的政治勢力不時發動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襲擊，以對抗“西方印象和價值觀”，這成為新的全球化現象。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非但沒有改善美國的國際環境，反而進一步刺激了全世界反美主義的崛起，[65]美國“民主輸出”的努力在阿富汗、伊拉克等地也遭受挫折，甚至還激化了當地局勢，導致“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究竟是繼續推行其全球主義的國際戰略，還是回歸美國本土，夯實美國霸權的國內基礎，這對美國來說是一個艱難的選擇。目前，奧巴馬在內政外交上的猶豫不決，從根本上來講是在如何處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問題上舉棋不定的戰略表現。

由於上述三重制度性矛盾的存在，使得美國政治制度面臨著再次重構的歷史性課題。當然，這一過程很可能是漫長的，只要美國沒有找到制度上的脫身之計，美國所面臨的困惑和困境就將一直存在下去。

進入21世紀以來，由於九一一事件和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美國面臨嚴峻的內外挑戰。曾經在冷戰結束之初歡呼“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直言美國政治陷入了制度僵硬化和被利益集團俘獲的“政治衰敗”之中，甚至認為美國處於衰落之中。無獨有偶，自2008年以來，中國國內輿論界越來越多的人對美國的發展也產生了懷疑。

其實，福山強調的美國政治的衰敗並不是指美國實力的衰落，而是美國式自由民主的困惑。從當下美國民主困惑的根源來看，民主困惑的症結在於全球化給美國國家治理體系帶來的困惑，它本質上不是“美國的困惑”，而是“全球化的困惑”。全球化時代是一個全球性與地方性並行不悖、一體化和碎片化共同發展、統一性和多樣性並存前進的過程。在全球化一體兩面自我分裂的過程中，任何一個國家都面臨著一個歷史性的任務，這就是如何在一個以資訊、權力和公共資源為主要生存軸心的社會平臺上，在多元化、多樣性和差異化的公共空間中有效地調適差異主體之間的交往，建立適應全球化時代要求的國家治理體系。作為全球化程度最深也是全球收益最大的國家，美國在獲得了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化紅利之后，如今走到了承擔責任和支付成本的關頭。美國政治能否將全球化的一面和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一面有機地整合在一起，重新塑造美國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制度，將決定著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向。美國政治面臨的問題不是個別現象，也不是短期現象，它是一種深刻的制度性危機和長期性現象。只要美國國家治理體系還沒有找到化解全球化兩面效應的有效辦法，美國政治就將一直困惑下去。

當然，全球化的問題並不僅僅是美國的問題。一個國家只要選擇進入了全球化，就會面臨和美國同樣的問題。只不過美國作為全球化的火車頭，最先獲得了全球化之利，也最早感受到了全球化之弊。對其他國家而言，最應該做的恐怕是盡早未雨綢繆，在理論上、制度上和實踐上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探索破解時代問題的思路和對策，不斷增強國家能力和社會治理能力，筑牢抵抗全球化地震的強大地基，以防患於未然。顯然，對中國而言，我們不要嘲笑美國的困惑，而要汲取美國的教訓，要通過制度創新的優勢來獲得比美國更強大的制度吸引力和政治競爭力，從而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注釋：

[1][美]小約瑟夫•奈著：《軟力量：世界政壇的成功之道》（吳曉輝、錢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

[2]pietro s.nivola and david w.brady，eds.，red and blue n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p.53；barbara sinclair，party wars：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6），p.6.

[3]danald w.white，the american centur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michael cox，“power shifts，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6，no.4，pp.369-388.

[4]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ny，random house，1987），p.515.

[5]joseph nye 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6]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macmillan，1991）.

[7][美]小約瑟夫•奈著：《軟力量：世界政壇的成功之道》（吳曉輝、錢程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

[8]pietre s.nivola and david w.brady，eds.，red and blue n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america’s polarized politics（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6） ，p.53；barbara sinclair，party wars：polar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policy making（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6），p.6.

[9]donald w.white，the american century：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orld power（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michael cox，“power shifts，economic chang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west？”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26，no.4，pp.369-388.

[10]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ny，random house，1987），p.515.

[11]joseph nye 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le books，1990）.

[12]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macmillan，1991）.

[13]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 ：america and the world，vol.70，no.1，1990/1991，pp.23-33；william c.wohlforth，“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1（summer 1999），pp.5-41；zeev maoz and bruce russet，“normative and structural causes of democratic peace，1946-1986，“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7，no.3，september，1993；christopher layne，“kant or cant：the myth of democratic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fall 1994；david e.spito，“the insignificance of the liberal peac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2，fall 1994；moises naim，“fads and fashion in economic reforms：washington consensus or washington confusion？”foreign affairs，october 26，1999；robert cooper，“the new liberal imperialism，”observer/world view extra，sunday，april 17，2002；available at：http：//www.wmdzj.xiloo.com/international/interuationalrelations-html.

[14]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samuel p.huntington，who are we？：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4）.

[15]juan j.linz，“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no.1，1990，pp.51-69；juan j.linz，“the virtues of parliamentaris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no.4，1990，pp.84-91.

[16]james e.campbell，the american campaign：u.s.presidential campaigns and the national vote.college station（tx：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2000）；gary jacobsen，the politics of congressional elections（new york：addisen-wesley longman，2001）.

[17]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world（new york&london：w.w.norton&company，2008）；nina hachigian and mona sutphen，the next american century：how the u.s.can thrive as other powers rise（new york，simon&schuster，2008）；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g.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zhigniew brsezinski，strategic vision：america and the crisis of global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2012）；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america’s path：grand strategy for the next administration，”may，2012，available at：http：//www.cnas.org/files/documents/publications/cnas_americaspath_fontaineandlord.pdf.

[18]ian bremmer，“every nation for itself：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portfolio，may 2012.

[19]robert kagun，“still no.1，“the washington post，october 30，2008；joseph s.nye，jr，“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foreign affairs，vol.89，no.6，november/december，2010，p.2；[美]法里德•扎卡里亞著：《后美國世界：大國崛起的經濟新秩序時代》（趙廣成、林民旺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20]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另參見http：//fpc.org.uk/fsblob/244.pdf；martin jacques，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end of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 birth of a new global order（london：penguin books 2008）；robert kagan，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end of dreams（new york：alfred a.knopf，2008）.

[21][美]羅伯特•庫特納著：《大國的陷落：美國政治衰敗與經濟繁榮的終結》（曾賢明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3頁。

[22]richard n.haass，foreign policy begins at home：the case for putting america’s house in order（new york：basic books，2013）；richard n.haass，“bringing our foreign policy home，”available at：http：//www.cfr.org/us-strategy-and-politics/bringing-our-foreign-policy-home/p25514.

[23]andrew dugan，“americans view china mostly unfavorably，”available at：http：//www.gallup.com/poll/167498/arnerieans-view-china-mostly-unfavorably.aspx？ utm_source=no.%201%20economy%20and%20china&utm_medium=search&utm_campaign=tiles.

[24]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14）.

[25]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2014，available at：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1729/francis-fukuyama/america-in-decay.

[26]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失衡與重構：復旦國際戰略報告（2014）》，2014年12月30日。

[27]胡鞍鋼：《美國為何衰落》，載《學術界》，2014年第5期。

[28]francis fukuyama，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1）；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14）.

[29]samuel p.huntington，“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decay，”world politics，vol.17，no.3，apr.1965，pp.386-430.

[30]francis fukuyama，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2014），chapter 31.

[31]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culture，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iess，1997）；參見俞可平：《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149頁。

[32][美]塞繆爾•亨廷頓著：《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劉軍寧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

[33][美]漢娜•阿倫特著：《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410-490頁。

[34]參閱[以]塔爾蒙著：《極權主義民主的起源》（孫傳釗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5]關於盧梭政治思想的極權主義特征，在朱學勤先生的著作中已經得到充分的闡述，參見朱學勤：《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

[36][英]密爾著：《代議制政府》（汪暄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3頁。

[37]參閱[美]約翰•沃克等著：《美國大政府的興起》（劉進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1年版。

[38]這一個問題早在密爾的著作中就已經提出，並且將其作為代議制政府的一個主要的危險。然而，令密爾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問題在政府體制權力重心偏移的今天扭曲了民主的本質。參見密爾《代議制政府》一書中有關代議機關一章的內容。

[39]羅伯特•達爾著：《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尤正明譯），北京•求實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英]戴維•赫爾德著：《民主的模式》（燕繼榮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頁。

[40]robert a.dahl，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p.222；robert a.dahl，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pp.1-16，231-249.

[41]joseph 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 democracy（london：allen and unwin，1976）.

[42][意]羅伯特•米歇爾斯著：《寡頭政治鐵律：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政黨社會學》（任軍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2頁。

[43]cary jaeobson，money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p.173.

[44]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i.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es：elites，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12/no.3，september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