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秘密的挖掘者 這是「5本最好的書」之一

賽程過半的里約奧運會不光是運動員和體育迷妹迷弟們的盛宴，也是一場新聞大戰。各路體育記者四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報道體育場內外的盛況，挖掘新聞，考驗自己作為新聞人的技能與理想。關於奧運會的各色信息每天都以可怕的數量通過全媒體傳遞着，簡直是鋪天蓋地。他們的報道需要不偏不倚，需要新鮮有趣，需要全面又有重點，最重要的，是需要現場感與真實。

除了奧運，這幾天在國內鬧得沸沸揚揚的就是王寶強與馬蓉的離婚事件了。劇情時刻翻轉，一環套一環，而這不是讀書君要說的重點。重點在於，謠言太多了！社交媒體上各種層出不窮的蹭熱度、傳謠言的賬號、段子此起彼伏……狗血度之大令人咋舌。餵，你們這樣真的好嗎？

以上，都讓作為半個新聞工作者的讀書君覺得，是時候重新考量新聞價值觀，再次討論什麼是新聞的責任和權力了。而每個新聞記者，在其從菜鳥到職業人的道路上，都會經歷枯燥、質疑、幻滅，甚至是一個職場偏見引發的無妄之災……

今天的推送內容，主要講一個剛滿20歲的普通青年（大學未畢業）是怎樣在《紐約時報》中年復一年的從事看似最簡單、基礎的工作，懷着工匠精神，經歷各種職場暗流和亂斗，最終成為新聞人的故事片段。內容選自美國著名作家、記者，「新新聞主義」代表人蓋伊·特里斯的《王國與權力——撼動世界的》（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16年7月），以期從這些看似簡單平凡卻十分細節的片段里，還原一個真實的，20世紀50年代，紙媒巔峰期的《紐約時報》工作場景。

關於這本書的評價里，曾有人這樣提到「關於新聞業，5本最好的書之一」（羅傑·埃爾斯福克斯電視台、福克斯新聞主席兼CEO）奧斯卡獲獎影片，神還原新聞工作者日常的《聚焦》海報

《紐約時報》菜鳥記者起點:報道周日教會事務，稿費3美元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為《紐約時報》記者的校園通訊員、送稿生和職員的做法一樣，阿貝·羅森塔爾每個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參加教會事務，這樣他就能為《紐約時報》星期天版寫一篇關於布道的簡要敘述。有時羅森塔爾和大約其他八個人的這些報道會以精練的規勸和說教占《紐約時報》的半版還多，但除了那些進行說教的布道者和年輕的渴望報道說教的記者之外，這些東西是很少有人讀的。這些報道每一篇的長度很少超過五六段。盡管這些報道從來不署名，但《紐約時報》的宗教新聞編輯知道作者是誰。宗教新聞編輯分派任務，並且提醒記者們注意在教會報道中可能顯示出來的不虔誠的跡象。

許多後來成為《紐約時報》記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訪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見報的。他們的每篇報道收入是三美元，這筆錢里還包括從教會來回的交通費，以及對教會慈善募捐的表示——傳統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進第一次募捐的盤子里，以避開第二次。

盡管能勝任對星期天布道的采訪只是《紐約時報》有抱負的人所面臨的眾多初步檢驗的一個，本身不像為「時報的主題」寫一篇文章或一篇編輯部短文——分別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麼有獨特的意義，但不勝任對布道的采訪卻後果嚴重。如果一個年輕人不能可靠地采訪一次教會布道，那麼編輯們就認為，他也許不能可靠地采訪任何事情—有時確實是這麼回事。錯誤拼寫了一個牧師的名字，布道的話引用的不對或者錯誤解釋了啟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惡。《紐約時報》有一個送稿生，希望采訪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參加教會事務，因為這樣就用不着捐款了。於是他提前半個小時來到教會，走到教堂邊上的牧師住所的門前，打算事先向牧師打聽一下布道的內容。但他拉響的鈴不是門鈴，而是火警鈴。鈴聲突然響起，擾亂了主日學校的一個班的課，孩子們都跑到了大街上。這招致了牧師的抗議，使得《紐約時報》的這個年輕人倒了大霉。

21歲成記者就退學的耿直boy，直接問主任：我能晉升嗎？

羅森塔爾的報道決不會引起這樣的憤怒。他勤奮又謹慎，決心不讓任何事故阻礙他走向記者隊伍的步伐。羅森塔爾在寫了幾篇優秀的關於城市學院校園生活的文章和幾十篇無可挑剔的關於布道的報道後，看到自己作為通訊員第一年寫的東西很少被文字編輯修改，於是有一天鼓起勇氣來找城市版主任，問問自己晉升為記者的事情。羅森塔爾之所以敢去問，是因為他知道一個過去曾是哥倫比亞大學通訊員的姑娘現在有了一張記者證，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開來時被他偶然發現的。由於看到了她的記者證，羅森塔爾的競爭精神被激發起來。他靜靜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個動作，等着合適的機會去接近他，既膽怯又興奮。後來，當城市版主任戴維·H.約瑟夫站起來穿衣服准備離開新聞編輯部時，羅森塔爾從椅子上跳起來，沖過走道來到約瑟夫跟前，不加猶豫地提出：我什麼時候會得到提拔？戴維·約瑟夫的反應既不震驚，也不抱有很大興趣，好像這個問題太微不足道了，沒有理由耽誤他回家吃飯。「你想成為職員，」約瑟夫漫不經心地說，「好的，你成為職員了。」接着約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轉身離開了房間，留下羅森塔爾傻呆呆地站在那里，驚喜而懷疑地說不出話來。

21歲，成了《紐約時報》人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學。他還差四個學分就能申請學位了，但他覺得現在已經和《紐約時報》完全結成一體了，以致他和城市學院的關系似乎成了一種干擾。幾年後，羅森塔爾成為《紐約時報》最出色的年輕人，他被城市學院列為傑出校友，一位院長請他給學生們講演。羅森塔爾解釋說他還沒能夠畢業呢！這位院長說，如果羅森塔爾提交一篇論文的話，是能給他安排學位的。但羅森塔爾沒有時間寫論文，正忙於采訪聯合國的日常新聞，最終這位院長要羅森塔爾提交他在雜志上的一篇文章，羅森塔爾照辦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雜志上發表的一篇關於聯合國的文章，以此獲得了學位。幻滅！這個看似好基友的傑出爵士大叔竟然會撒謊！

在這段時間，1950年，羅森塔爾發自聯合國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現在頭版上，他是從1946年開始報道聯合國活動的。特寫對象是蘇聯的安德烈·葛羅米柯。於是羅森塔爾一整天都跟着葛羅米柯，乘坐出租車跟在葛羅米柯的豪華車後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羅森塔爾在一輛出租車里追隨着他，記下了全部旅程，觀察葛羅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華車，紐約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羅森塔爾的報道，是一篇寫得很漂亮的敘述性報道，卡特利奇對此感到很高興。它在《紐約時報》上占了很大版面，並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張地圖，確切地顯示出葛羅米柯到哪里旅行過。這篇文章使得羅森塔爾進入了《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辦事處。

羅森塔爾用了八年時間采訪聯合國的活動。他寫了幾百篇關於重大問題和爭論、權力集團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寫了聯合國的盛大慶典和「小人物」——站在旁邊的為發言稿潤色的隨員，懂得各個民族發式的理發師；他還寫了他特別贊頌的一位印度代表貝內加爾·勞爵士。

後來有一天貝內加爾爵士在回答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時對他撒了謊。這種謊言是世界上每一個高級外交官在此時或彼時無疑都會以國家安全為借口說出來的。但對於年輕的羅森塔爾來說，這是一種新的幻滅的體驗——傑出的有教養的貝內加爾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樣撒謊。羅森塔爾痛苦地來找他，告訴了他自己的想法。這位印度代表的確很遺憾，多少受到觸動，極力辯解說：「可是，阿貝，我是為了祖國的最大利益才對你撒謊的。」

「是的，」羅森塔爾尖銳地回答說，「為了我的報紙的最大利益，我不再問你問題了。」接着羅森塔爾說：

「你可以用『無可奉告』來回答我的問題，為什麼你不這樣做呢？」

貝內加爾爵士說：「因為你當時就會知道真相。」

在這一點上貝內加爾爵士無疑是對的。但羅森塔爾再不會這樣信任一個消息的來源了，盡管他和貝內加爾爵士的友誼很快恢復了。從此以後，當貝內加爾爵士不願意回答時，他就說：「無可奉告。」

對於任何一項任務來說，用八年時間也太長了。但出於某種不可明說的理由，盡管羅森塔爾極力爭取，但他還是沒能轉到《紐約時報》的一個海外分社。仿佛有某個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這樣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這並沒有使他煩惱，因為在聯合國有各種各樣的令人激動的事情。有時在聽了一整天的外語和外國口音，看了各種各樣的習慣並報道了關於遙遠的沖突的講演和爭論之後，羅森塔爾覺得自己的確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羅得西亞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別想去的印度。印度當時在聯合國有一個有趣的代表團，不僅貝內加爾爵士，而且許多其他人都有趣。羅森塔爾從一開始就被他們所吸引，對他們的歷史和文化、他們的社交風格和宗教、他們同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的關系越來越着迷——實際上這個地區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會使羅森塔爾腦海里浮現出想象中的異國情調，如班加羅爾、孟買、加爾各答、加德滿都、烏塔卡蒙德、特拉凡哥爾、開伯爾山口。

1954年，在羅森塔爾進入《紐約時報》十年並終於成為《紐約時報》駐印度的記者後，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為寫一篇注明地點的報道：發自開伯爾山口。

10年才成駐外記者:只因丟20美元發怒被舉報這個坑！

幾年後，在他離開印度並在波蘭提高了他的名氣之後，羅森塔爾終於發現了他為什麼用了那麼長的時間才成為駐外記者的原因。這個發現使他感到震驚。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魯森和C.L.蘇茲貝格——他們當時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起乘車去日內瓦時得知內情的。在去采訪日內瓦的外交部長會議的途中，他們很高興互相為伴，享受着美麗的風景。談話非常活躍，而且經常被羅森塔爾提醒格魯森開車不要太快所打斷。接着，突然地，事先沒有准備地，賽勒斯·蘇茲貝格把話題轉換到對1948年羅森塔爾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嚴肅反映上。羅森塔爾那一年作為《紐約時報》駐聯合國辦事處的一員來到巴黎，幫助采訪聯合國大會。一天下午，羅森塔爾回到他的賓館房間，發現一張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屜里不見了。他氣憤地向看門人報告了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來這張支票，他就從他的賬單里扣除這筆錢。看門人同樣生氣，給《紐約時報》的巴黎辦公室打了電話，並且把年輕的羅森塔爾的武斷做法報告給了賽勒斯·蘇茲貝格。

蘇茲貝格沒有忘記這件事，現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兩個同事去日內瓦，他似乎想從他的腦子里擺脫一件令人煩惱的事情，最終他這樣做了：他對羅森塔爾承認，羅森塔爾之所以在紐約的聯合國辦事處待了那麼多年，是因為他的緣故。

他解釋說，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羅森塔爾似乎是那種會在海外引起麻煩的人。蘇茲貝格漫不經心地承認，他的判斷太刻薄，顯然是錯的，現在他願意告訴他的朋友羅森塔爾1948年那次賓館事件的後果。

蘇茲貝格似乎想從他的腦子里擺脫一件令人煩惱的事情，最終他這樣做了：他對羅森塔爾承認，羅森塔爾之所以在紐約的聯合國辦事處待了那麼多年，是因為他的緣故。他解釋說，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羅森塔爾似乎是那種會在海外引起麻煩的人。蘇茲貝格漫不經心地承認，他的判斷太刻薄，顯然是錯的。

羅森塔爾聽了後，回想起在紐約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項海外任務的情景，感覺到內心的憤怒情緒在膨脹。他也想到，如果賽勒斯作為海外君主的影響繼續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話，自己也許根本不會成為一個駐外記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國賓館那種愚蠢的有點沖動的行動，意識到它的後果，羅森塔爾有了一種既惡心又憤怒的發暈感覺，以致他簡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說勉強壓制住自己的情緒，直到他們到達日內瓦。（感謝世紀文景授權並提供文字）

|關於書|作者:[美]蓋伊·特立斯出版社: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標題:撼動世界的《紐約時報》原作名:TheKingdomandthePower:BehindtheScenesatTheNewYorkTimes:TheInstitutionThatInfluencestheWorld

譯者:張峰/唐霄峰出版年:20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