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實體經濟企業降成本

張家瑞 太和智庫研究員

當前，實體經濟企業效益下滑，許多企業在入不敷出的環境中艱難地尋求生存。在“需求側”刺激越發無效的情況下，國務院近日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終於涉及到“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降低企業成本。《方案》提出了7個可以降低成本的方面，分別是稅收負擔成本、融資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物流成本、資金周轉效率。值得肯定的是，《方案》較為全面的考慮到了影響企業成本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在如何具體落實降低這些成本的問題上，《方案》給出的指導意見還沒有完全涉及到最有效的辦法。求解這些辦法，將直接影響《方案》最終能夠達到的效果。

降稅負是供給側改革首要任務

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在全球主要經濟體范圍內來看屬於中等偏上。但中國企業的整體稅負則超過40%，在全球范圍內名列前茅。稅收負擔過重會影響企業的投資和經營決策，甚至會激發“偷稅漏稅”、“人情稅”等現象。降低企業稅負是政府幫助企業降成本的第一步。

降低稅率促進長遠發展

“供給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曾經提出過一條著名的倒U型拉弗曲線，這條曲線反映的是稅率和政府稅收收入之間的關系。拉弗指出，稅率從0開始提高，政府稅收收入也增加。但稅率如果超過某一個水平，經濟活動會因為稅率過高而受到打擊，結果政府稅收收入反而會下降。因此，在稅率過高的時候降低稅率不一定減少政府收入，政府預算仍然能夠得到平衡。拉弗的理論受到里根政府的賞識，里根政府大幅度降低了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而美國經濟也在1980年代脫離滯漲之後表現出了強勁的增長。盡管實際數據並沒有完全支持拉弗的降低稅率也能平衡聯邦政府預算的判斷，但拉弗的理論指出了決定政府稅收收入最重要的兩個因素：一個是稅率，一個是稅基。

稅率過高可能使得很多“邊緣”企業無法生存，同時還打擊企業的投資和產出，從而降低可以征稅的稅基。此外，在當前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的稅率過高可能鼓勵企業到稅率更低的地方建立分支機構，並且通過財務手段將稅基轉移（例如Google、可口可樂等公司通過在開曼群島、百慕大等“避稅天堂”設立分支機構，“合法”避稅）。我們可以發現這兩種現象在我國已經出現苗頭：經濟增速回落，投資增速下降，這對政府可征稅的稅基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許多企業到稅率更低的國家和地區注冊分支機構。

降低稅率可以鼓勵企業投資，可以使暫時經營不善的企業得到緩解，也能夠吸引更多的外國企業來我國直接投資。在長期來看，這將增加經濟的活力，促進經濟的增長。需要指出的是，降低稅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和稅基增加是長期的概念，因為從投資變成產出以及企業一系列的經營活動需要時間，所以短期內政府稅收收入可能因為稅率的下降而減少。的確，這也是學界和政府詬病“拉弗曲線”的主要地方：在里根從80年代初開始逐漸降低稅率之後，1980年到1983年美國聯邦政府稅收收入幾乎沒有增長，同時聯邦政府一度出現了較大的財政赤字。然而，我們同時也應該看到，聯邦政府的稅收收入從1984年開始便恢復快速增長，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也從1984年開始快速回落，而截至到1989年里根卸任，企業所得稅稅率從48%降低到24%，同時還伴隨着個人所得稅稅率的大幅度降低。因此，政府在制定自己的財政計劃時，似乎還是應該以長期為視角，經濟增長才是稅收增加的前提。《方案》雖未明確指出要降低稅率，但降低稅率才是最直接有效的減負措施。

優化征稅收費機制和流程

影響企業稅負的另一個重要部分就是征稅和收費機制和流程是否完善。可以注意到，國務院印發的《方案》已經正式提到這個問題，其中針對各類收費項目的繁冗環節要進行精簡，完善查處機制，制止亂攤派，亂收費的行為。要貫徹執行這些措施，一方面需要制定清晰的收費目錄清單和進一步完善稅法，另一方面還需要逐漸協調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完稅的激勵機制。

例如，我國推出“營改增”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給企業減負，鼓勵企業轉型（因為稅收只針對增值部分）。但在落實到具體地方政府征稅環節時，由於免征額的存在，企業如果走增值稅的方案，免征額的優惠便享受不到。如果不走增值稅的方案，該企業的下游企業勢必要承擔更高的增值稅。因此，全面推進“營改增”還需要更多的措施保障，才能達到真正給企業減負的目標。

控融資成本關鍵在“軟約束”

《方案》提出的第二個需要降低的企業成本便是融資成本。的確，當前許多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普遍面臨的問題便是“融資難”，“融資貴”。這些企業要不較難從銀行借到資金，要不需要承擔較高的借款利息。為了解決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央行一度下調基准利率並配合降准以釋放流動性。然而，融資成本高的問題並未得到有效的解決。其根本原因不在於銀行缺錢，而在於企業自身和政府對部分企業實行了預算軟約束。

貸款利率等於無風險利率加風險溢價

央行降息為什麼不能緩解部分企業融資貴的現象？一個重要的原因便是企業貸款的利率等於央行基准利率加上這個企業的風險溢價。當前我國有許多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並不健康，這些企業本身已經背負着較重的債務，在高槓杆的環境中經營，有些企業還面臨着產能過剩的局面。據法國外貿銀行的估算，2015年我國無力償還利息的企業占全部企業的17%。而根據我國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2015年年底息稅前利潤不足以支付債務利息的企業超過全部上市公司的60%。這些企業顯然缺乏償還貸款的能力，因此銀行給這些企業貸款的時候，不得不要求更高的利率才能彌補銀行放款所承擔的風險。在有些情況下，銀行根本不願意給這些企業貸款。而要扭轉這種現象，只能依靠企業修復資產負債表，重新回歸正常。貨幣政策對此則無能為力。

預算軟約束扭曲信貸資源的分配

我們注意到在大量企業高呼“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同時，有許多企業則幾乎沒有融資壓力。盡管這些企業盈利能力並不十分優秀，槓杆率也並不在“健康”的范圍內，但其資金充足，可以以較低的成本在銀行融資或者發型債券。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便是政府對這類企業進行了隱形的擔保，這相當於政府給企業貸款進行了“增信”。在當前整體企業部門資產負債表普遍失衡的狀況下，銀行放款自然優先考慮有政府部門“增信”的企業。

部分企業“剛性兌付”在我國過去一直是一種“潛規則”，這種潛規則一方面導致信貸資源的分配被扭曲，沒有政府增信的企業融資難，而有政府增信的企業融資過剩；另一方面，這種潛規則也導致銀行慢慢也變得懶惰起來。長期以來，由於存在剛性兌付，商業銀行不太需要關注企業貸款投資的風險。相反，商業銀行最主要的盈利模式就是簡單的存貸款利息差。由於能夠躺着掙錢，商業銀行有時甚至主動提出給有“剛性兌付”的企業貸款，而不願意花費精力去調查沒有“剛性兌付”的小微企業情況並給他們融資。因此，要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首先要徹底打破“剛性兌付”。此外，正如《方案》中已經指出，要加強銀行業的競爭和多元化，讓銀行真正扮演“金融中介”的作用。銀行業自身的健康也是其放款的前提，因此商業銀行盡快清理呆賬壞賬，也對其提高長期放貸能力至關重要。

為《方案》措施點贊！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壟斷、保護產權、簡政放權，個個命中要害

在談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處，《方案》給出的幾大發力點都命中要害。行政壟斷的存在增加了企業的市場准入成本，效率更高的企業無法進入市場參與競爭。而已經存在的壟斷企業因為缺乏競爭而效率不高，或者壟斷企業沒有動機提高效率。制定負面清單，加強市場競爭，對現有的行政壟斷企業是巨大的沖擊，但正是這樣的沖擊迫使企業努力提高效率，從而使得整體的行業成本下降。

產權保護是對企業創新的最大激勵。只有保護產權，企業才能夠通過創新獲得回報。有時候這種回報意味着暴利，但正是對暴利的追求才鼓勵了企業不斷創新。英國因為加強了產權的保護鼓勵了瓦特商業化應用蒸汽機，從而開創了工業革命。而在我國許多企業辛辛苦苦研發出的成果因為沒有得到有效的產權保護而未能給企業帶來回報。企業遭受損失，其繼續研發的動力也因此下降。因此，在我國加強產權保護刻不容緩。

簡政放權是我國歷屆政府追求的目標。克強總理更是大力推廣政府在處理和企業的關系時簡政放權。簡政放權一方面降低企業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是讓企業和投資者自己對自己負責。政府不需要替企業審核和決定什麼是合理的投資，這和我國當下正在推進的上市公司注冊制是同一理念：什麼公司能上市，上市值多少錢，由市場和投資者決定而不是政府決定。政府要做的是監督企業信息披露，規范市場制度以減少企業的道德風險。

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問題

再談談企業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問題。隨着產業升級和人口結構的變化，我國人工成本出現了顯著的上升。過去企業的競爭力優勢之一——低廉的人工成本伴隨着“人口紅利”的消退而消失。而人口紅利來自與兩方面，一方面是新增人口變成勞動力，另一方面是農村過剩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注意到前者因為我國的生育政策而出現了勞動力不足的現象，而國家近期逐漸放開二胎政策正是扭轉這個局面。而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則需要更家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來激勵。因此，在國家選擇降低企業繳納社保比例和公積金存繳比例的情況下，盡快補充全國社保資金缺口則成為了工作的重點。

土地成本並不算企業成本中最大的一塊。我國工業用地和礦業用地供給過去長期以無償劃撥和協議轉讓為主，土地租賃則是近些年新的供給方式。地方政府在土地供給政策上，往往以鼓勵企業建廠投產為目標。企業產值越大，政府越傾向於降低土地供給的成本。在這種模式下，小企業的土地成本往往高於大企業，而小企業相對於大企業則更加缺乏競爭力。因此，《方案》提出長期租賃，先租後讓，租讓結合的土地供應方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個問題。

結語

降低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需要企業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政府營造市場化的環境，做好保障工作，減少對不同企業競爭能力的扭曲，讓企業充分競爭。企業創新的兩個重要目標中，一個是讓自己的產品差異化，另一個是讓同質的產品成本更低。因此，在市場化制度的保障下，降低企業成本也是企業自身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