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動態]摩根大通研究所會是智庫格局變革者嗎

新華社瞭望智庫研究員︱馬岩

近半余月的華盛頓k街頗為熱鬧，這條每天都上演“思想盛宴”的美國智庫一條街上從來都不缺少話題，但這次大小智囊們熱議的不再是總統競選和公共政策，而是圈中新秀——摩根大通研究所（jpmorgan chase institute）以及其所推崇的大數據分析決策理念。

和其他領域的新鮮事物一樣，初等大雅之堂，小伙伴們都不免品頭論足一番。有質疑金融企業出身是否滿足智庫定義的，有疑慮資金一頭獨大能否保證研究獨立性的，也有擔心盈利屬性會直接導致最終走向咨詢公司道路的。

總之，質疑聲多半是想說“這家伙不是智庫”，而另一少半更關注的是技術路徑，“與傳統的統計抽樣思路不同，大數據能否使得經濟乃至公共領域的分析和決策更加有效”，甚至是“資訊技術進步能否打破現有的思想市場格局”。

最後一種看似過度引申的聯想，事實上卻不無道理。1948年從道格拉斯飛機獨立出來的200多名蘭德人可能也並沒有預料到后面的故事，蘭德公司通過設計組裝最早的一批計算機，並憑借資訊處理優勢在政策咨詢界名聲鵲起，成功將智庫功能從戰略啟蒙延展到規則實務上來，促使思想市場進一步細化。

思想嫁接大數據

5月21日，華盛頓新聞博物館內人頭攢動，風度翩翩的英國前首先托尼·布萊爾在人群中仍然耀眼，褪下首相光環的他正在為新東家摩根大通站臺，這家龐大的金融企業即將要向世界展示一個新品牌——用集團名稱命名的智庫“摩根大通研究所”。作為集團顧問同時又是國際“旋轉門”典范的布萊爾自然沖在第一線，他信心滿滿地表示：“今天我們發布的首份報告將掀起一場大數據用於經濟決策的革命。”

的確，幾十年來政策制定者和經濟學家們一直在尋求一種比傳統統計抽樣更為有效的數據和方法，以使他們可以更好地理解微觀經濟行為變化如何影響宏觀經濟運行。199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羅伯特·盧卡斯教授利用“理性預期假說”為這一問題奠定了理論基礎，但事實上，在實證研究方面微觀和宏觀經濟學至今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割裂，這其中一大原因就在於數據的可獲得性。

摩根大通研究所提出的口號是將去除個人特征的全球約3000萬摩根大通客戶的實時動態數據資訊公開，以服務全球的公共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

這確實是一個有沖擊力的訊息，因為與美國人口調查局等政府數據相比，摩根大通提供的數據更為豐富和及時。這些專業的金融機構特有數據涵蓋了個人銀行存款、信用卡消費、抵押貸款和房屋凈值貸款等資訊，幾乎涉及了微觀個體經濟行為的方方面面，這些海量像素將構成高解析度的宏觀經濟實時快照。

在這份被布萊爾稱作“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研究報告中，研究者分析了250萬美國用戶在2012-2014年間的收入情況和支出習慣，以評估個人在面對金融震盪時的風險應對能力。

正如大多數人所擔心的一樣，研究表明，絕大部分的美國家庭都沒有足夠的儲蓄來應對突發性巨額開支或收入損失，如大病和裁員等。報告估計美國中等收入家庭每年平均需用4800美元作為“資金緩沖區”才能有效應對上述風險，但實際可利用資產僅為3000美元，仍有1800美元缺口，而低收入家庭的情況則更為糟糕。

布萊爾的評價或許只能代表開頭並不負責結局。報告結尾處給出的解決方案，是被大多數摩根大通人所熟知的“新型儲蓄、保險和信貸產品”，以及更多的技術性銀行工具。“大多數人將受益於創新的工具，以更好地理解和管理他們的資金底線。”報告如是說。

創新還是噱頭？

發布會上，摩根大通首席執行官杰米·戴蒙慷慨陳詞：“新生的摩根大通研究所應該用來‘教育世界’”，利用技術進步顛覆決策系統。從方法論的角度，他們似乎已經做到了理念上的啟蒙，至少目前在智庫圈子里的話題性已經充分說明了傳播效力。

有媒體評論道：該新興智庫的賣點在於數據公開，但問題是大家只能看到摩根大通想要公之於眾的那部分。布魯金斯學會經濟學家巴里·博斯沃思表示，使用私人數據來進行經濟決策是令人不安的。“如果公眾不能直接接觸一手數據，那么由此得出的結論將缺乏公信力。”他說。

有批評指出，作為一個具有政策影響力、擁有企業數據庫的機構，這並非史無前例。“這是一例試圖改善其公關形象的公司行為。”自由主義智庫卡托研究所金融監管研究主任馬克·卡拉布里亞說道：“政策游說可能是其主要目的。報告的結論直指軟件業務，這聽起來就像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市場營銷活動。”

更讓人擔心的是，與標準智庫定義不同，該機構並非一個非盈利的法人實體，而只是集團公司的一部分。美國公共利益研究集團消費者項目主任米茲華納斯基表示：“我認為，一個置身於銀行內部的智庫不被銀行所左右，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然而，最致命的問題是樣本偏誤，這里的大數據只涵蓋摩根大通的客戶。“私人數據和我們的真正區別在於我們追蹤的是整個經濟體，”美國勞工統計局局長埃麗卡·葛洛申指出，“私有數據僅是針對某一特定人群。”

歷史能否重演?

並非所有的智庫同行們都唱衰摩根大通研究所，其中不少中青年學者甚至為此頗為激動。“我從未見過這樣的數據，”美國進步中心經濟學家希瑟·鮑施伊特地趕到發布會現場，她說道：“我更感興趣的是研究者們如何利用大數據進行分析和決策，我很樂意看到這方面的探索。”

令鮑施伊大為驚嘆的大數據技術確實顛覆了以往的數據分析思路。基於資訊處理與存儲技術的高速發展，曾經是統計學家們可望而不可及的“總體”概念似乎近在咫尺，擺脫隨機分析法的口號呼之欲出，采用所有數據進行分析處理的愿景即將實現。

2008年以來，云計算分散式架構使得針對海量數據進行分散式挖掘成為可能，大數據和云計算時代來臨。大數據的關鍵不在於掌握龐大的數據資訊，而在於對這些含有意義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如果說1945年底成立的美國空軍蘭德計劃（蘭德公司的前身）是站在了第一次資訊技術革命的風口上，方才有了后面蘭德公司在思想界的大紅大紫，那么，是否可以猜想這一次的數據處理技術革新也可帶來思想市場的洗牌？

“我們可以提供交易水平的詳細資訊，”摩根大通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菲奧娜·格雷格說道：“它可以具體到每天、每小時，甚至每分鐘。”也就是說，與傳統的月度經濟指標（如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和生產者價格指數）相比，大數據可以實現實時更新和持續監測，以便決策快速反應。

“人們喜歡大數據是因為這是一個新鮮事物，而我們在這個行業已經很久了。”從葛洛申的態度中我們不免看出勞工統計局對此的消極態度。

“政策研究不是要說我的資訊比你們的更高頻。如果政府的決策是建立在每時每刻的資訊基礎上，恐怕會出亂子的。” 博斯沃思的話語透露著老牌智庫的傳統，謹慎而保守。

事實上，美國智庫的發展歷程與技術發展軌跡有很大程度的重合，70年代的蘭德公司與計算機，90年代的傳統基金會與互聯網，下一個會是誰呢？勢必會有一股極具開拓精神的力量破殼而出，推動思想市場進一步發育成熟。

（本文為新華社瞭望智庫原創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