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前榮:結構變動與經濟周期波動是什么關系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波動經歷了3個階段。從經濟結構變動角度看，不僅需求結構的變動影響了經濟周期波動，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的變動也對經濟周期波動產生了影響。數據顯示，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降低我國經濟周期波動的最重要因素。

一、近一輪經濟周期中經濟波動指數高位回落

產出缺口常被用來衡量經濟周期波動，它反映了實際產出相對于潛在產出的偏離程度。將實際產出的長期趨勢值看作潛在產出，可以通過H-P濾波分離出實際產出的趨勢項作為潛在產出，進而得到產出缺口率，將產出缺口率與100相乘得到經濟波動指數。從經濟波動指數的計算過程可以看出，經濟波動指數越大，經濟波動性就大，反之表示經濟的波動性較小。

經數據整理，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波動經歷了3個階段（見圖1）。

第一階段是1978至1989年，這一階段經濟波動指數圍繞0.48的均值上下波動，表明這段時期內我國經濟運行較為平穩。究其原因可能與這期間是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階段，中央計劃仍主導經濟運行有關。

第二階段是1990至1999年，這個階段經濟波動指數變化較大，圍繞0.96的均值上下波動，1995年甚至達到1.68，表明這一時期我國經濟波動較大，經濟運行不夠穩定。究其原因，可能是這期間我國政府一改以往以中央計劃為主的行政手段，而逐漸開始嘗試利用微調的方式來調整經濟，在調整經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帶來了經濟大幅波動。

第三階段是2000至2010年，這一階段經濟波動指數圍繞0.4的均值上下波動，最小為0.029，表明這期間我國經濟波動減小，經濟運行平穩，經濟增長的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究其原因，可能與這期間我國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進一步增強。

總體而言，經濟波動指數較好地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即經濟周期波動性減弱，經濟增長質量明顯提高。

二、結構變動與經濟周期波動

從經濟結構變動角度來看，不僅需求結構的變動影響了經濟周期波動，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的變動也對經濟周期波動產生了影響。因此，在探討需求結構變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時，就不可避免涉及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

1.需求結構變動的基本特征

需求結構變化的主要表現是三大需求占GDP比重的變化，三大需求比重的變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反映了需求結構變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沖擊。研究需求結構變化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標準差是綜合反映變量變化的理想指標，它能靈敏地反映變量的變化程度。

需求結構標準差的變動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見圖2）。

第一階段是1978至1984年，這一階段需求結構的標準差波動位勢較高，但變化較為平穩，均值為0.193，這期間是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階段，中央計劃仍是經濟運行的主導。

第二階段是1985至1998年，這個階段需求結構的標準差波動較大且呈現逐漸下降的態勢，均值為0.186，這期間我國經濟經歷了“大起大落”階段和“軟著陸”階段，這兩個階段一改以往以中央計劃為主的手段，而逐漸開始嘗試利用微調的方式來調整經濟，并取得了成功。

第三階段是1999至2010年，這一階段需求結構的標準差集中表現為位勢較低，變化較為平穩，均值為0.163，這期間是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性顯著下降的階段。

由此可見，需求結構的標準差變動階段基本與我國經濟所處階段相對應，這表明需求結構的變化確實對經濟周期波動產生了沖擊。值得注意的是，需求結構的標準差在2008至2010年出現了回升，均值為0.165，這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密切相關，這一階段，國家出臺了相應的擴大內需的刺激政策。

從圖3中可以看出，消費率和投資率變動趨勢有如下特征：第一，1978至2009年的消費率均大于資本形成率，2010年資本形成率超過消費率；第二，消費率平緩下降，資本形成率平緩上升，消費率由1978年的62.1%下降為2010年的47.4%，資本形成率由1978年的38.2%上升到2010年的48.6%，這與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密切相關，因此，必須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2．產業結構變動的基本特征

三次產業比重的波動系數分別為0.37、0.04和0.21，這表明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變化最大，第三產業次之，第二產業最小。三次產業增長率的波動系數分別為0.59、0.39和0.31，這表明第一產業波動較大，而第二、三產業波動較小。

總體來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基本維持不變，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續增加。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這段期間正是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最為頻繁的階段，由此可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降低，可能會引起較大的經濟波動。由于第三產業的勞動要素密集程度高，其本身固定資本所占比重小，因此，增加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能夠有效減小經濟周期波動。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相對穩定以及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斷增加和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斷減少，是我國經濟周期波動幅度減小的重要原因。因此，減小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或是增加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有助于平抑經濟周期波動。

3．所有制結構

企業經濟活動的波動程度及其變化影響著宏觀經濟運行的波動程度。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國有制企業經濟活動的波動程度較大，而私有制企業經濟活動的波動程度較小。主要原因如下。

從國有制企業內部來看，國有企業有較強烈的擴張欲望，一方面，國有制企業職工個人往往缺乏監督國有制企業提高效率的直接激勵；另一方面，作為國有制企業實際控制者的企業經理來說，企業規模又是其社會地位、個人發展和經濟收入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因而具有盡可能擴大企業規模的激勵。

從國有制企業外部來看，一方面，作為國有制企業所有者代表的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地方經濟的增長來增加財政收入和提高政績，往往熱衷于工業立市和外延式經濟擴張；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為促進經濟增長往往采取擴張性經濟政策。其綜合結果是國有制企業的投資規模容易出現過快增長，引發投資過熱，最終導致經濟過熱。一旦出現經濟過熱，中央政府就會采取緊縮性經濟政策。因此，國民經濟中國有制經濟成分比重降低，將會減小我國經濟周期波動。

三、結構變動對經濟周期波動的影響

選取以下四個變量構建模型：經濟波動指數；需求結構：用最終消費占GDP的比重表示；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所有制結構：用國有制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表示。以經濟波動指數為因變量，其余三個指標為自變量，構建模型（從略）。

從結構變動因素看，需求結構和所有制結構變化趨勢較為明顯。從所有制結構來看，國有制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中所占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69.4%下降到目前的31%，下降了約38.4個百分點，導致波動指數下降4.34，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是降低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的最重要的因素。

從需求結構來看，消費率由改革開放初期的62.1%下降到目前的47.4%，下降了14.7個百分點，導致經濟波動指數上升2.48，說明改革開放以來需求結構的變化，尤其是消費率的持續降低加大了我國的經濟周期波動。

此外，從產業結構來看，改革開放以來第二產業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的變化不太大，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明顯下降，還是導致了其間我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的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