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豆角，一套房產，其間有何聯系呢？它們都是被同一種權力邏輯“綁”在了一起。權力的本性，就是敏于斂財，木于服務。在可征稅和“收費”的地方，權力往往不請自來。

光明網8月25日發表評論員的文章指出，一根豆角，從出芽到收獲的過程中，要“吃進”11種農藥……這是記者在安徽部分蔬菜產地見到的景象。豆角之外，一根茄子一次性混打4種農藥；更多的蔬菜，頭天剛噴過農藥，第二天就被摘下來運往市場銷售；應施用于煙草作物的農藥被用在蔬菜上，限制用于棉花作物的農藥也被噴灑在蔬菜上……一面是不打藥就沒有收成的無奈的菜農，一面是靠賣農藥大發利市的農藥經銷商，空白面是對農民的用藥指導和對蔬菜殘留農藥的檢測監管。然后，就是“藥菜”“一路綠燈”，不，應該說是“一路無燈”地進入到百姓的口中。

再來看和一根豆角似無任何關聯的一套房子。

8月23日，南京市地稅部門開始對在婚前房屋產權證上加名行為征收契稅，具體繳稅辦法按照房屋所有權添加人的實際占有比例，折合成市場價，按照贈予類別征收3%的契稅。但是，在此之前，同樣的房產證加名是不需要繳納任何契稅的，只需要交一些工本費就可以辦理了。

當然，南京市地稅部門的決定，并非毫無來由。對婚前房屋產權證加名征稅，其根據就是有關婚姻法的新解釋。婚姻法的新解釋中，引起熱議的部分，就是對婚前財產產權的確認。但實際上，婚姻法的新解釋并沒有對現實中的相關社會關系做出實質性的改變（解釋法律的機關也沒有這樣的權力），只不過是把以前法律原則確定、法律表述粗略的條文更加清晰化而已。法律解釋不是修改法律，更不是立新法，因而也就根本不涉及其所調整的法律關系的變化。

既然法律可以先制定，后解釋；法律條文可以先粗略，后清晰，那么，同樣，社會關系也自然可以隨著法律的清晰而清晰。所以，哪里有法律條文清晰化了，社會關系也隨之清晰化，但卻要受到某種“懲罰”的道理？婚前房屋產權證加名行為，與婚姻法新解釋出臺前的加名行為屬于同一法律行為。這就是說，在法律并沒有修改的情況下，如果加名行為在新解釋出臺前不被課稅，在新解釋出臺后也不應被課稅。如果新解釋導致加名行為的增加，那么，從道理上講，加名行為不僅不應被課稅，反而應該把手續費降下來才更合乎道理。不能因為權力部門的一句話，一個解釋，就把由此導致的“明晰化”成本完全由公民本人承擔。

再者，說到底，稅務部門只是征稅的執行機構，是誰、什么時候賦予稅務部門具有可以自定征稅稅種的權力了呢？現代國家，稅種、稅率的決定權在代議制機構。在中國，這一權力應屬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政府及其機構，如稅務部門，不過是征稅的執行機關而已，哪來的自定稅種的權力？因此，南京市稅務部門擅自把加名定為贈與從而進行課稅的做法，是違憲的行為。

一根豆角，一套房產，其間有何聯系呢？它們都是被同一種權力邏輯“綁”在了一起。權力的本性，就是敏于斂財，木于服務。在可征稅和“收費（實則是二次征稅）”的地方，權力往往不請自來，哪怕征稅多繁瑣，哪怕“收費”多麻煩，權力的胡須都能伸進利益的狹小角落，活躍在利益通行的必經關卡上。反之，在需要其履責監管、需要把納稅人的錢用于“正地方”的時候，權力反倒躲進了角落，千呼萬喚不出來，說這“管不住”，那“管不全”。

改變這種邏輯，并非毫無辦法。制約權力，限制權力，就是改變這種邏輯的可用方法。

(鄧海英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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